《史记》的体例知多少

大家都知道，今本《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类体裁，可你知道这个体例是怎么形成的吗？它是司马迁的独创，还是另有来历？

先秦以来的典籍中，《吕氏春秋》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著述宗旨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为贴切。《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融合百家学说的杂家名著，为配合自身博大精深的内容，它设计了“八览、六论、十二纪”的结构体例，这一点也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被特别提出。

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书，大多由后人纂录而成，篇目顺序亦无章法。唯独《吕氏春秋》，形式整齐，体例缜密，篇题书名皆有规划，堪称前所未有。所以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其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折衷之也。”正是《吕氏春秋》这种开创先例的、有规划的撰述方式，为《史记》的编著者提供了“成一家之言”的结构上的借鉴，从而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体例框架。

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中的四季（十二月）

《史记》记述历史时，对前代文献的取舍，往往以遵从儒家五经为准则，而在子书之中，则比较倚重《吕氏春秋》。仅就上古史的部分来看，《史记》所述材料，除了同《尚书》《礼记》保持一致之外，与《吕氏春秋》最为接近。特别是在对黄帝的记述上，《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种说法与《吕氏春秋·名类》一脉相承，“黄帝之时，天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史记》记述历史，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按照金、木、水、火、土的“五德”终始之说，这一首一尾都属土德，恰好形成一个正统的循环。因此，《吕氏春秋》中这种观念对《史记》的编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整部《史记》的时间起止和内在结构的依据。

陕西桥山黄帝陵（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摄于1946年）

除了《吕氏春秋》，对《史记》体例产生影响的，还有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

首先，西汉公羊学著名的“三世说”对《史记》“十二本纪”内部的结构设计有所启发。什么是“三世说”呢？《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篇章中皆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这一理论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被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可见于《春秋繁露·楚庄王》。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昭、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

“三世”是按照距离孔子生活时代的远近，对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所做的一种划分：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五世，是孔子传闻之世；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四世，是孔子听闻之世；昭公、定公、哀公三世，则是孔子亲历亲见之世。同样，《史记》记载了自黄帝以来至汉武帝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的历史，共成“十二本纪”，也按照距离司马氏父子生活时代的远近有一个“三世”的规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样介绍“十二本纪”。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史记·太史公自序》叙述“十二本纪”时显然采用了不同的口吻。前五纪开头皆以“维”字引出，结构整齐。这五纪所记载的是远古之事，可对应“孔子《春秋》”之“有传闻世”。第六纪称“始皇既立”，口吻一变，以“既”字领起一段新文字。其后三纪追随之，按时间顺序概括秦汉之际风云变幻，此四纪包括的事件，对司马氏父子来说，可概括为一段近代史，正对应《春秋》所谓“有闻世”。而到第十纪，“汉既初兴”，又以“既”字领起一段新文字，与十一、十二纪俱言西汉文、景、武三朝时，此为司马氏父子亲身经历的时代，故这最后三纪便恰巧对应了《春秋》“三世”中的“有见世”。如此，则在司马迁的历史观里，先秦即为“有传闻世”，秦至汉初为“有闻世”，而文景以后为“有见世”。这个思路，与其在《史记》纪传结尾赞语中一些描述也正好吻合。譬如《五帝本纪赞》云，“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可见《史记》关于“五帝”的描写，确系从“有传闻”中得来。而到了秦以后的近代史部分，《史记》赞语就突出了“有闻”的意味。

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史记·魏世家赞》）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冢。（《史记·淮阴侯列传赞》）

至于文景之后、当代史的部分，《史记》在赞语中也表明了“所见”的特点。

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史记·韩长孺列传赞》）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史记·李将军列传赞》）

其次，公羊学者倡导的“以类相从”的《春秋》读法对《史记》纪传的次序编排产生了一定影响。《史记》和《春秋》体例上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春秋》为编年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编年体古已有之，纪传体却是司马迁的创新。那么，司马迁是受到什么启发才实现了这个创新？笔者认为，是《春秋》公羊学。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西汉公羊家曾将编年体的《春秋》从内容上进行横向的排比归类，谓之“以类相从”“比事见义”。《春秋繁露·玉杯》说：“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又说：“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这两处都强调了类比读经之法。

而观察董仲舒《春秋繁露》各篇中对《春秋》经的具体解读，也确实遵循了“比事见义”的原则。譬如《玉杯》列举鲁文公、许止、赵盾等人的故事，以说明“《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王道》列举周平王、周桓王、周惠王子、周桓王臣、周襄王、周景王、周庄王等人身上出现的“失礼”行为，以说明“细恶不绝”之理；《灭国下》总结纪国、盛国、谭国、曹国、卫国和邢国灭亡的原因，以分析国家之乱的道理。总之，公羊学者的研究目的正是在驳杂的《春秋》记事中寻找出历史变化的几条重要规律，而这与《史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作追求无疑是有相通之处。

《史记》之作，可说是对《春秋》公羊家“以比贯类”学术思想的具体实践。《史记》把类似的人物和事件从漫长的历史时间中抽离出来，进行细致考察，先规划出“本纪”“世家”“列传”的等级结构，然后再于“本纪”之中分朝代、观盛衰，于“世家”中述列国、考兴废；又于“列传”中设置管晏、老子韩非、孙子吴起、仲尼弟子、樗里子甘茂、白起王翦、孟子荀卿、平原君虞卿、范雎蔡泽、廉颇蔺相如、鲁仲连邹阳、屈原贾生、刺客、张耳陈余、魏豹彭越、韩信卢绾、樊郦、郦生陆贾、傅靳蒯成、刘敬叔孙通、季布栾布、袁盎晁错、张释之冯唐、万石张叔、扁鹊仓公、魏其武安、卫将军骠骑、西南夷、淮南衡山、循吏、儒林、酷吏、大宛、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不只写一人的“合传”，且“合传”数量竟占到“列传”总数的大部分。这种分类总结历史的思维，应当得益于西汉公羊家阐释《春秋》的方法。

此外，西汉公羊家将阴阳五行纳入《春秋》学的范畴，其五德术数观念被《史记》在继承《春秋》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下来。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先秦即有之，而西汉公羊家更将其发扬光大，《春秋繁露》中，仅专论“五行”的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救变》《五行五事》诸篇。可以说，公羊家对“五行”概念的推崇，直接影响了《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