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奇怪的第一人称

《史记》记载历史时，根据一般语文知识和行文习惯，理应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然而，不知你是否注意过，《史记》所记载的春秋战国史里其实出现了不少第一人称叙事的情况，直接出现“我”作为主语，并且进行主观陈述。比如：

四年，秦缪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史记·晋世家》）

这段话是叙述春秋时期秦国攻打晋国的一件史实，“秦缪公大兴兵伐我”中的“我”指的就是晋国，可司马迁在这里不写“伐晋”，却写“伐我”，而在之后的叙述中，他又写“晋恐，不敢出”，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混合使用，这是不是很奇怪？

《史记》叙事中为什么会多次出现第一人称？前辈学者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司马氏父子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其中有不少“诸侯史记”，就是诸侯国自己记录的本国历史。诸侯史记的写作往往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自说自话，比如《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就在叙事中把鲁国称为“我”，而不称“鲁”。太史公在抄录这些史料时难免粗心大意，忘了把每一处第一人称都改写为第三人称，所以在《史记》里保留了许多“我”字。

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史记·六国年表序》明明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所谓“诸侯史记”，因为写了秦国的坏话，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都烧毁了，司马氏父子从哪里去抄呢？更何况，即使将《史记》与侥幸传世的鲁国史书《春秋》进行对比，我们也会发现，《史记》中那些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句子并非抄自《春秋》。

九年，齐率我伐晋乱，至高梁还。（《史记·鲁年表》）

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左传·僖公九年》）

《左传》的意思是说，“齐率我伐晋乱”这个事件，《春秋》因为命令并没到达鲁国，就没有记录下来。既然《春秋》里没写过这件事，那么，《史记·鲁年表》在叙述这件事时使用的“我”字叙事显然不是来自《春秋》。

又如：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史记·鲁世家》）

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春秋·成公二年》）

这两段话说的是同一件事，不但表达方式完全不同，而且《春秋》经传里并没有出现“我”字，《史记·鲁世家》却用了“我”字。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史记》抄《春秋》呢？

要明白《史记》中这些第一人称的来历，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它们都出现在哪些篇目里。事实上，第一人称“我”字叙事在《史记》春秋战国各年表、世家篇章之中分布并不平均，春秋部分少些，战国部分多些。因此，为了方便分析问题，我们先讨论春秋部分，再讨论战国部分。

《史记》中涉及春秋诸侯国史的部分主要有《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吴世家》《齐世家》《鲁世家》《燕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世家》《晋世家》《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越世家》。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史部分发生“我”字叙事现象的共涉及十三个诸侯国，也就是《十二诸侯年表》里列出的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见表1。

比较《史记》春秋诸侯“年表”“世家”中“我”字叙事的次数，就会发现，春秋列国史料在《十二诸侯年表》中使用“我”字叙事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整个《十二诸侯年表》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体例的。而同样的诸侯国史，到了“世家”当中，“我”字叙事的情况则变得十分偶然，这说明诸侯世家的基本叙事体例不再是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那么，为何太史公要在年表和世家中使用两套叙事体例呢？世家中偶尔可见的第一人称叙事又是怎么回事呢？

《史记》中春秋诸侯世家采用的第三人称体例比较容易理解，由于世家中的史料多抄自《左传》《国语》，故此人称体例也与《左传》《国语》一致。而《鲁周公世家》中之所以保留“我”字叙事最多，恐怕和继承《左传》的第一人称叙事也有一定关系。

而《十二诸侯年表》为什么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体例呢？我们注意到，年表中出现“我”字叙事的时代范围均在鲁隐公以后，与《春秋》记事的历史线索相终始。《十二诸侯年表》共列十三国，其中鲁国因为《春秋》的文献功绩作为列国年代和事件的基准和纲领，被列在诸侯首位，其地位高于其他十二诸侯，仅次于周天子，故而并不计算在十二诸侯之内，出于这种认识，太史公撰写《十二诸侯年表》时便以鲁《春秋》——《鲁年表》的第一人称体例为标准，将另外十二诸侯年表整齐划一，统一在《春秋》之下，同时达到了“存亡继绝”、复原诸侯国史的目的。

鲁国故城出土的建筑构件（《曲阜鲁国故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文物报》第177期第5版）

《鲁年表》共出现“我”字叙事十九处，《鲁世家》出现“我”字叙事五次，在《鲁年表》出现“我”字叙事的十九次范围之内，而只有三处在《春秋》《左传》出现“我”字叙事的范围之内。并且，整理《鲁年表》和《鲁世家》中共同出现的内容，可以发现两者的叙述方式趋同。譬如：“齐率我伐晋乱，至高梁还。”“齐桓公率僖公讨晋乱，至高梁而还。”“齐取我三邑。”“齐伐我，取三邑。”行文颇为类似。这说明《鲁世家》有转抄《鲁年表》的可能，而《鲁世家》中的五处“我”字叙事恐怕就是转抄《鲁年表》时没有转写过来的失误。

通过对《史记》春秋时期鲁国史料中“我”字叙事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太史公撰写春秋诸侯国史的程序。

《春秋》《左传》（叙事体例为鲁国第一人称、其他诸侯第三人称）→《十二诸侯年表》（以《春秋》《左传》为材料来源，叙事体例为第一人称）→诸侯世家（以年表为提纲，叙事体例为第三人称，个别保留年表第一人称）。

《史记》中涉及战国诸侯国史的部分主要有《秦本纪》《六国年表》《燕世家》《楚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在战国史部分发生“我”字叙事现象的共涉及七个诸侯国，见表2。

比较《史记》战国诸侯“年表”“世家”中“我”字叙事的次数可知，战国年表世家体例标准不同于春秋年表世家。如果说春秋部分年表与世家使用“我”字叙事的次数没有呈现出某种规律，那么，战国部分年表与世家在使用“我”字叙事次数上的规律则表现为“正相关”：凡年表中使用“我”字多的诸侯国，在世家中使用也多；凡年表中使用“我”字少的，在世家中使用也少。年表与世家中出现第一人称的情况相辅相成，大致呈对应分布。

秦始皇陵出土的饕餮纹大瓦当

从《六国年表》使用“我”字叙事的情况来看，《六国年表》基本上延续了《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人称叙事体例。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秦年表》。太史公在《六国年表序》中明确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可见《秦年表》之于《六国年表》中提纲挈领的作用正如同《鲁年表》之于《十二诸侯年表》。鲁《春秋》和鲁《年表》既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则“秦记”作为诸侯国史应当也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史记》战国部分“我”字叙事主要出现于被征伐的情境中，譬如《楚年表》“威王十一年，魏败我陉山”、《赵世家》“武灵王九年，秦败我，斩首八万级”。而秦在战国时是强国，根据《秦年表》，其进行主观叙事的情况多为其他诸侯国“来朝”“来赂”，极少受到征伐，所以出现“我”字叙事的频率反而较低。

从七国《世家》或《本纪》战国部分使用“我”字叙事的情况来看，太史公在撰写战国《世家》时没有采用春秋《世家》中保持的第三人称叙事体例，而是照搬了《六国年表》的体例，没有将《年表》中的第一人称改写为第三人称。春秋史与战国史的体例不统一，说明《史记》中的这两个部分恐怕不是在同一情境下完成——可能是不同的时期，也可能是不同的作者。

从体例的传递和影响来看，《史记》中春秋史的编撰应当是以《年表》为提纲的，而战国史的编撰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年表》是太史公收集史料、撰写《世家》的中间产物，是《史记》写作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太史公自序》固然以“本纪”为《史记》之首。

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

可是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却看到另一种次序。

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以“表”为首是否就是《史记》草创之时的最初面貌，我们尚不敢确定，但至少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表”在《史记》全书写作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即如宋代郑樵《通志·总序》所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