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乐书》开篇“太史公曰”：
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
类似的悲观情绪还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屈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儒林列传》：“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整理前代史料时，太史公似乎常常“流涕”或者“废书而叹”，而且，令他“流涕”与“废书而叹”的内容几乎全部指向形而上的精神文化。
太史公读《虞书》，为何流涕？因为“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股肱不良，万事堕坏”。礼乐之道如此脆弱，稍有疏失，即成大祸。故“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然而春秋以降，礼乐文化已呈衰退之势，太史公站在后世的立场上反观《虞书》当初的告诫，不禁感到深切的哀痛。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为何废书而叹？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从这段文字来看，令太史公感到悲哀的不是周厉王，而是整个“周道”的沦亡，之所以强调厉王，是因为他是周道的一个终结者，正所谓“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史记·儒林列传》）。
明末画家陈洪绶绘《屈子行吟图》
太史公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为何废书而叹？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这里，太史公悲哀的是春秋战国以来“利”对“义”的取代，以及孔孟儒家在文化衰退的时代的无能为力。
太史公读《离骚》《天问》，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为何垂涕想见其为人？因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遇明君，其忠信之道不能行于楚国。
太史公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为何废书而叹？《史记》梳理了自从周道衰微至汉武帝时期复兴儒学的过程，其间礼乐崩坏、文献散佚，太史公之叹，正是对文化饱经劫难的强烈感慨。
分析以上几段文字可知，太史公“流涕”与“废书而叹”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形而上之“道”。一方面，周道沦亡、礼乐崩坏；另一方面，那些致力于挽救道德的贤人，如孟子、屈原等，在无道的现实面前根本无法再将自己的道德理想付诸实践。简言之，“社会之道沦亡”与“个人之道不行”便成为太史公内心对于历史最大的哀痛。
当然，这种对“道”以及“传道者”的悲观意识并非创自太史公，而是创自孔子。“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是周道衰微时代礼乐文化的坚守者，但其命运却十分坎坷。从《史记·孔子世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在传道过程中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的阶段变化：“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开始。
此时五十六岁的孔子仅仅对鲁国政治表示不满，并没有对天下失去信心，于是他带领弟子到卫、陈、曹、宋、郑、蔡、楚等诸侯国寻求明主。游历初期，孔子对传道之事抱有较大希望，即便遭遇危险，亦能坦然处之。在匡地，孔子被匡人误当作阳虎进行拘捕，“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宋国，孔子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这两次事件中，孔子坚信天命对斯文的护佑，临危不惧，表现出高度的自信。
然而几年之后，这种自信在现实的打击下逐渐削弱了：“（卫）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孔子的两次叹息以及不得与接舆交言的怅然若失都反映出他对仕途的动摇，失望之后的孔子在七十岁时返回鲁国，从此以教书育人为事业。孔子之所以从事教育，是期待后学能够继承自己，有机会践行道义。
故此，当他听到巷达党人“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赞誉时，又重新燃起了信心。然而很快这一点希望又再次丧失，获麟之后，孔子最为倚重的弟子颜渊、子路接连去世，这使孔子感到后继无人的沉痛。仕途的无望，传人的无望，孔子对“道”的悲观情绪由此达到极致。但在这最深的绝望之中，又有一线微光隐约照射过来，这便是《春秋》：“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明代万历年间刊刻《孔圣家语图·退修授业》
从寄希望于仕途，寄希望于传人，到寄希望于一部书；从自己，到弟子，再到后世的读者。我们从这一系列渐趋萎缩和渺茫的希望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无奈与节节退守，也可以更贴切地领会《春秋》对于孔子的意义——它是孔子最后的遗物，也是“道”最后的载体。
与孔子相似，司马氏父子在现实中也经历了一个理想破灭的过程。他们以继承周太史为己任，致力于西汉政治的建构，却未能得到汉武帝的肯定。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而卒”（《史记·太史公自序》），临终时发出“命也夫”悲凉感慨。但司马谈还有传人司马迁，他将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给司马迁，从而延续了“道”的希望。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守，试图在“究天人之际”的政治命题上有所建树，积极参加太初改历，但其制订的历法同样没有被武帝采纳。于是父子两代人的对“道”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史记》一部书中。特别是对司马迁而言，《史记》的意义更为重要。如果说司马谈还有传人司马迁可以托付，那么“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报任安书》）的司马迁便只有《史记》——就像失去了颜渊和子路的孔子最后只剩下《春秋》，司马迁也只剩下了唯一的《史记》。
《报任安书》云：“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知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史记》存在的价值正和《春秋》一样，是“其道不通”之后，“道”在传道者死后继续流传于世的唯一一线希望。因此，司马迁说：“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史记》发愤之作，小而言之，是司马迁个人的精神救赎；大而言之，仍是为了“道”的延续。《报任安书》不单表达了司马迁对“辱”的思考，更表达了他对“死”的思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一旦联系司马氏父子的人生经历，我们便能够理解《史记·孔子世家》中融入了多少太史公对孔子文化悲剧的惺惺相惜。虽然《孔子世家》的记载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史记》对孔子事迹的渲染恰恰更能说明司马氏父子对《史记》的感情——他们不只要交代自己的生前，还要为自己的死后负责——这份已经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对文化重建的责任，不可不谓重于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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