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办学期间中国医科大学正门，“医大”二字为教员黄树则所写。
有时候，一座传奇的院校，总有几个不平凡的注脚。中国医科大学，就拥有这样横空出世的红色注脚。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院校，其前身为1931年11月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该校是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全程并在长征中继续办学的院校；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西医学院式教育的医学高校之一。校名曾为红军卫校、八路军卫生学校。
简单的履历背后，是这座名校的燃情历史。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红军卫校师生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陕北的部分红军卫校师生会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红军卫校迅速扩大规模，学员达到300多人。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时的红军卫校经过漫漫征途与战火的洗礼，已经从江西中央苏区的一所“卫生小学”成长为一所“卫生中学”，正向一所“卫生大学”发展。
延安办学期间的实验室
学校的实习医院
据中国医科大学校史记载：边区政府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38年秋，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训班调800余名知识青年来该校学习，分别编为军医13、14、15、16期和调剂8、9期及两个护士班。此时学员近900人，编成3个大队、7个分队。当时学制是：军医班一年半，调剂班一年，护士班半年。在教学上，一方面坚持并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另一方面注重临床各科及技术操作。还增设有军事课，以适应战伤救护之需要。
1937年7月，红军卫校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随军委总卫生部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在痛击日军的同时，八路军也出现伤亡。卫校师生在山西五台到黄河岸边的大宁之间搭建了一条长达千里的伤员转运线。
靳来川是八路军卫生学校军医第11期军医班学员，随学校参与了转运伤员工作。
他在《战地卫生兵》回忆文章中记述道：
“前方战斗打响，随军的卫生学校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成立了八路军卫生部直属医院。整个学校马上变成了战地救护机关，教员充当医生，学员分担救护工作。全校百余人编成许多小队，每队包括治疗、调剂、护理、运输等小组，沿着兵线每隔六十里设伤员转运站，在一定的地点设手术组、交换绷带组进行治疗。从山西五台县的耿家镇到寿阳县连成了一张坚强的伤员转运网。全线的转运工作，都由第10期、11期学员担当。
平型关大捷鼓舞着我们，大家都认为救护伤员比上课还要值得珍惜。因为，这更“接近”于同志们一再渴望的及早参加抗击日本鬼子的战斗！
我们的同学既当医生又做护士，还要给伤员做饭吃，对伤员极尽耐心，如待亲人。每到一处休息，同学们就给伤员换药。当时药是奇缺的，同学们有效利用黄碘纱布，兢兢业业地治疗每个伤员。夜里，同学们都睡在担架集中的地方，伤员每呻吟一声，同学们都要起来嘘寒问暖，送水给药。早晨是同学们最忙的时候：要给伤员穿衣服、倒大小便，如遇开拔，还要给老乡送还借物。
我们在长征中保持的优良传统也被带到了抗日前线。60多天的战地救护生活给同学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给予了师生们更深刻的民族精神洗礼。”
1940年9月，经毛泽东同志提议，八路军卫生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从此，中国医科大学跨进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同年，校长王斌为表达广大师生的共同心愿，亲自作词，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谱曲，创作了中国医科大学校歌。如今，这首歌仍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里传唱。
在延安办学期间，中国医科大学为部队和解放区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1941年1月，中国医科大学成立研究班，由军队和地方卫生部门抽调出一些领导干部来学习。叶青山任班长，刘夕青任党小组长，斗争（刘景晏曾用名）任生产小组长。其他成员有欧阳竞、李资平、靳来川、潘世征、曾育生、魏明中等9人。研究班的学员毕业后都成为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5位成为将军。1942年1月，药科从中国医科大学分离出来，成立药科学校（即后来的沈阳药科大学），也培养了大批司药人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前后方部队，为部队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外籍教师在为学生们上细菌课
学员们在上解剖实习课
诞生于革命征程的中国医科大学，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不一样的使命。“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毛泽东主席的著名题词，也是共和国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而这段题词的渊源正与中国医科大学相关。1941年，即将毕业的14期学员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当时的14期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期望向校长王斌汇报，王校长很快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恳请毛主席在百忙中能给14期毕业同学题词，毛主席立即答应了王校长的请求。不久，毛主席就指派工作人员送来了题词。王校长小心地打开纸卷，只见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1941年7月15日，14期的61名毕业生得到了与往届学生不同的毕业证书，他们的毕业证书上用鲜红的字体印有毛主席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不但印在14期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也深深地印在医大全体师生的心坎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医大人的行动指南，并最终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和指路明灯。
岁月荏苒，走过长征路的医大前辈们救死扶伤、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今天读来仍然让我们感动不已。唐进新是老红军、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他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四所军医刘景晏（1941年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的工作场景，他写道：
“1938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一副担架抬来1个伤员。我走上前一看，见他左臂被打断，一颗子弹打进了胸膛，还在不断流血。伤员痛得额上渗出一片汗珠，牙齿咬得咯咯响。我立刻把担架抬进手术室，找来主治军医刘景晏。刘军医检查了一下，命令说：“准备输血，抢救！”虽然当时因物质条件差、工作繁忙，大家的体质都很差，但为了抢救阶级兄弟，谁也顾不得想别的，全所的同志个个捋起袖子，争先恐后要求献血。后来，根据血型情况，党支部决定，从刘景晏等五位同志身上抽血。700毫升殷红的鲜血，缓缓注入了伤员的血管里，他苍白的脸慢慢呈现出一点血色，大家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而刘景晏同志刚刚抽完血，又立即给伤员做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连喝一口水啃一块馍的时间都没有，他挽起一个个生命在和阎王赛跑，把一个个战友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中国医科大学今貌
医生给病人献血，是对“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最好的诠释。
正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医大人，写就了医大的红色历史。正如校歌里所唱“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学的技术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救护的先锋。在艰苦的斗争中，学习紧张、朴素、仁慈、谨慎的作风，创造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干部，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务。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使受伤的祖国走向健康、走向新生。同学们努力学习，勇敢前进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我们双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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