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眼火铳的明军
永利闸配以各种堡台沟壑等设备，一度使沈阳北部固若金汤
据来华传教士记载，明朝时期，中国的城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墙保护，城上有大炮，城墙外还有沟，战争时灌满了水，中国人认为那是最好的防御工事。五百多年前，沈阳城西北30里处，有座“辽东边墙”的戍堡“平虏堡”（平罗堡），为沈城的西北大门。平虏堡南面有蒲河流过，蒲河上面有座永利闸，呼应着平虏堡的战略地位。
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朝廷在蒲河上修建水闸一座，名为“永利闸”。水闸高1丈5尺，阔2丈5尺，拦蓄河水。敌兵犯境时，开闸放水，形成天然防线，以阻止敌兵进犯沈阳城。“永利闸”距“辽东边墙”平虏堡仅13里。一旦接到报警，守卫“辽东边墙”明军们，或自“望平墩台”出击，或从“小黑林墩台”策应，或在“闸边墩台”御敌，造成蒲河水势阻其前，明军围攻断其后的态势，然后全歼或生擒来犯敌兵。后来，由于年久失修，“永利闸”一度毁损。
五百多年前，沈阳西北郊平罗堡蒲河之上，曾有一座保卫沈城、灌溉农田的“永利闸”，提到“永利闸”，便自然联想起重修“永利闸”的李辅。图为明代懿路城西丁字泊堡。
“永利闸”损毁之后，每逢春秋季节，蒲河水量减少；若遇干旱之年，蒲河更是水落石出，人们挽起裤腿、提起长衫便能趟过蒲河。在蒲河枯水季节，趁着平虏堡等戍堡守军松懈不备空当，“蒙古兀良哈”骑兵便时常趟过蒲河，侵扰沈阳西北郊区百姓。一次，敌兵竟然趟过蒲河长驱直入，直抵怀远门（大西门）附近，气焰十分嚣张。
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时任巡按御史的李辅视察“辽东边墙”主要墙段之后，鉴于沈阳的防御体系与水利设施亟待完善，决定重建蒲河“永利闸”。
蒲河不仅是一道军事防线，更是沈阳西北郊区百姓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李辅深入沈阳西北郊区，调查了解百姓们对重建蒲河“永利闸”的看法。结果，父老乡亲们众口一词，均赞成重建蒲河“永利闸”。随即，李辅命“右参议”张邦负责，由沈阳地方财政出资，趁农闲时节，抽派农民做工，重建蒲河“永利闸”。当地农民踊跃参加重建“永利闸”工程。在沈阳“游击”“备御”“指挥”等官员共同协助下，仅用3个月时间，便在蒲河上重建起一座崭新的水流，并且节省了工程预算的一半资金。
新建的“永利闸”坐东朝西，昂首屹立在蒲河之上。水闸横宽5丈2尺、顺长3丈5尺，正中闸门宽1丈2尺，蒲河两岸各砌筑了一座码头。新水闸建成后，蓄积了蒲河水源，致使蒲河两岸以往的不毛之地，成为良田沃土，垦种农民逐渐增加，最终成为沈阳城周边的一大“屯田”之地。与此同时，由于水闸蓄水，扩大了蒲河水面，河水加深，“蒙古兀良哈”骑兵再也无法越过蒲河侵扰沈阳了。蒲河“永利闸”与平虏堡等守军形成“水陆防御”态势，为沈阳赢来较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局面。
明代后期，“永利闸”逐渐失去防御作用，加之年久失修，再次毁圮。据《奉天通志》记载，清代崇德六年（1641），皇太极下令，将“永利闸”的石材作为建筑材料，修建了一座石桥，这便是如今尚存的“永安桥”。
值得一提的是李辅在任期间，不但修缮了永利闸，还修缮了“辽阳书院”，在“辽阳书院”内栽种了桑树、槐树，并增建了两座斋房，扩大了“辽阳书院”的规模。李辅还亲手书写了“正学书院”匾额，悬挂在整修一新的书院山门之上。之后，李辅选拔了50余名可造人才，进入书院学习。当时，书院管理严格，每天都要上课，每月都要考试。学生们人人勤奋好学，蔚然成风。
此外，李辅还主持重修了“辽左习武书院”，增建了10间号房，吸纳乡试武举，习练骑射，研习韬略。又在广宁（北镇）城内创建了“河西书院”。
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辅主持成立纂修班子，潜心修纂《全辽志》。半年之后，《全辽志》修纂完毕，成为《辽东志》的续修本，在凡例、纲目等方面进行多方位的更定，尤其是对嘉靖十六年（1537）以后的东北事迹多有增补，是明代东北地区又一部较早的志书。
《全辽志》分为6卷，有图考志、沿革志、山川志、赋役志、边防志、兵政志、宦业志、人物志、典礼志、风俗志、方物志、祥异志、故迹志、杂志、艺文志、外志等，共计19志。其中的《沈阳卫境图》尤为珍稀，是考证、研究沈阳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
李辅在辽沈地区任职30余年中，在边事巡按、学政监督等方面均有重大建树。与此同时，李辅还为沈阳留下了《新修正学书院记》《永利闸碑记》《条陈辽东八事疏》《议政副将职衔重事权以便战导疏》等重要文献。
《出警图》中的明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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