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为卜筮(今人称预测)而作,在800年的周朝历史上,《周易》也主要是用于卜筮,周朝设多名太卜之官掌管此事。秦始皇焚书坑儒,《周易》也正是因为为卜筮之书而幸免于难。历史和现代包括宋代易学家朱熹在内的大家都这样认为,因史料记载得清清楚楚。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易》乃是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清李光地编撰的《周易折中》中更是明确写到“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翻阅春秋战国有关《周易》的记载,很多是从卜筮的角度来论及《周易》的。尽管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周易》数术种类和预测方法,但大量的关于《周易》的内容都属卜筮范畴。《左传》、《国语》中记载了二十多处西周、春秋时各国君主用《周易》卜筮的情况,据《尚书·洪范》记载:殷人箕子对武王谈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其意为遇到疑难,首先要通过自己判断,无法决定,就要和大臣商议,还要征求百姓的意见,最后还要通过卜筮这一手段来进行预测。2010年4月笔者在汕头讲学时引用了这一段程序,引起了很多企业家的兴趣,新华好教育广场的王璜总经理说,这一决策程序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仍然是最佳的。由上可见,卜筮已作为那时决策军机大事的重要手段。实际上从那时起,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卜筮,也就是预测,在朝廷与民间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历代封建王朝都设有太卜之官就是最好的说明。
《周易》离开了纯粹的卜筮应该从孔子为《周易》做传开始,也就是《易传》使《周易》上升到了哲学的范畴,《易传》实现了《易经》由卜筮向义理的转化。后世《周易》地位的提升,也与圣人孔子的介入密切相关。然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孔子也是信奉卜筮的,在《系辞传》中就有“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的明确论述。在《论衡·卜筮》中更有关于孔子卜卦论筮的记载:“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者?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这一段的意思是:鲁国将要攻打越国,起卦得火风鼎的第四爻,爻辞为:“鼎折足,覆公餗(sù),其形渥,凶。”子贡预测以为是个凶卦,为什么呢?鼎断了腿,行军用脚,所以为凶。而孔子却断为吉,说:越人在靠水处居住,行军打仗需用船,而非陆路行走,所以为吉。后来,鲁国攻打越国果然胜利了。
孔子介入《周易》之后,便使《周易》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使《周易》从一部纯卜筮之书变成了哲学巨著。因此,《周易》除了具有卜筮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哲学思想。卦爻的阴阳,乘、承、比、应,内外卦的关系等,充满了哲学机理。难怪儒、道、墨、法等家均从《周易》汲取营养,创建思想学派。《周易》历朝历代备受推崇,也主要是因为其蕴含有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周易折中》中有:“今人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可见在古代社会,对于《周易》之书的性质是存有争议的。笔者在此也愿多说几句,《周易》的哲学思想不但存在于《周易》六十四卦卦爻的辩证关系中,存在于《易传》的深刻剖析里,也存在于广博的《周易》预测等应用体系中。而对于后者,相信对这些应用体系有了深入的研读之后都能感悟到。
需要强调的是,不管《周易》是什么书,它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是哲学,是智慧之学,是辩证法。在各种学科中,哲学是统领之学,是高于其他学科的。因为它是指导人思想的,是世界观,是方法论。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来看,孔子的作用与贡献显然要胜于祖冲之、蔡伦、李时珍,也要胜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所以,一个人、一个企业要想成功,首先要懂哲学,其次要懂政治,第三便是专业方向。当然,在社会快节奏发展的今天,一个人只懂哲学和政治显然是不够的,就一般人来说,还要有一技之长。而哲学和政治是各阶层、各领域人士走向成功的必备之功。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从哲学走来,走向了政治、经济、军事,直至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周易》从华夏走来,走向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周易》从远古走来,历经中华民族的水深火热和沧桑巨变,走入了我们今天的时代,又将豪迈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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