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纽带

今天的东北人多数都有山东“血统”，是因为在闯关东的移民潮中，山东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图为跨海闯关东的大体线路。

在沈阳市里有个名气很大的社区——山东庙社区。时至今日，那座“庙”早已不知影踪，“庙”去哪了？难道它只是个传说？

在沈阳及周边的地区，地名中带“堡”字的多，带“营子”的也多，“庙”也有，但是不常见。“庙”是地道的汉族词汇，东北地区以“庙”作地名的，多数与移民有关。探究“山东庙”的名字，自然要说起闯关东。确实，沈阳山东庙与山东有着很深的渊源。

据考证，山东庙旧址应该在今天沈河区二经三小学与十三纬路山东庙巷附近。过去在二经三小学附近曾发现了山东庙的一甬“记事碑”，记载了清代咸丰二年（1852），盛京“刑部”“礼部”查处的一桩僧人违法乱纪案件。

当年的山东庙是一座建筑典雅、气势宏伟的庙院。高大的山门后建有戏楼。院里有前后两层大殿，前殿供观音菩萨，后殿供天后娘娘。这座庙堂主祭的是天后娘娘，即海神娘娘，又称妈祖。因为这庙是行船过海来盛京（今沈阳）做生意的山东商贾捐银所建，所以就起名山东庙。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闯关东的历史画面：“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图为20世纪初山东闯关东者初到沈阳的情景。

山东庙落成后，山东人在沈的同乡会也将山东会馆设在庙里。会馆在山东庙的东院，有正房、厢房二十多间。这些山东人大多在四平街（今中街）经商，当年老沈阳的丝房几乎都是山东人经营。有了山东会馆，陆续来沈的山东人也有了依托，会馆为那些初来乍到的山东人提供住宿等帮助。当年，在山东会馆正房房门的两侧，曾有蓬莱人赵晖吉题写的一副楹联：“山镇青齐奄有大东，会我同人于此假馆。”这副对联，内嵌“山东会馆”四字，颇具匠心。

山东庙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上祀节、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和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都有庙会。每逢庙会之日，在沈阳的山东老乡都要携家带口来朝拜海神娘娘。每当赶庙会的日子，山东庙里里外外变得十分热闹。今天，山东庙早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说来也怪，此地仍是沈阳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著名的彩塔早市与夜市就在这里。

辽东半岛与山东隔海相望，山东人闯关东有两条路：一条渡海，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铁山岛，直线距离不过100千米，在“闯关东”大潮到来之前，两地之间的海上交流就非常频繁。因此，胶东一带的农民闯关东大多是渡海北上。

另一条是陆路，从山东陆行到关东，需环绕渤海经过山海关，再借道“辽西走廊”，鲁西、鲁南、鲁北的难民大多走这条路。清末民初，随着“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天津至山东峄县段、“京奉铁路”等路段的开通，从山东可以直接乘火车到沈阳，为山东人闯关东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一般认为，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自清迄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

1861至1911年，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遂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解除东北禁封令，促使山东贫民掀起闯关东的高潮。图为清末山东美人。

1958年3月，著名作家曹聚仁先生随北京人民代表团到安东（今辽宁丹东）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他在《关外行》一文中写道：

“到了安东，我们若不是有意地提醒自己，总以为我们到了山东了。无论拉车的、卖货郎、茶馆、商店以及卖红果的，都是说山东话的山东人。我在镇江山上和几位调鸟的老年人闲话，他们都自幼从山东到了东北，过了四五十年的东北生活。”

早期“闯关东”的山东人，有的“放山”采人参，有的淘金，还有的伐木放排，但这仅是少数，绝大多数去垦荒种田。在20世纪初，山东人“闯关东”达到高峰。那些流移东北的“关里人”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娴熟的垦殖技术，披荆斩棘，烧山开荒，垦出片片农田，令东北的耕地面积剧增。清朝初年还是一片榛莽的关东大地，很快便成为全中国的一个大粮仓。

今天在东北话里还时不时地能听到山东方言的词汇，当初正是这些说着山东话的移民们对东北进行了最早的深度开发。山东移民们将血液与身躯融进了黑土地，构筑起东北的脊梁，他们的乐观与爽朗，顽强与坚忍也成为今天东北人的性格，铸成老工业基地的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