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展开

对于如上疑问，近代以来唐代律令的研究者皆有论及。

（一）《唐令拾遗》问世以前的研究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律令四》中径引上开《唐六典》对于唐令篇目的胪列，并在行文中称“《唐令》一书”，可见其将此一详目视为有唐一代令典之通例。^[16]这种观点在此后较长的时段内为中国学界的通说。

日本学者佐藤诚实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一月至明治三十三年三月间，在日本《国学院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律令考》一文，^[17]援入参照唐《永徽令》而制定的日本《养老令》篇目、《唐六典》所存《隋令》篇目以及中、日两国的传世文献（如《唐律疏议》、《类聚三代格》等），认为未见于《唐六典》所载《开元令》（佐藤氏并未确定其为开元何年之令）篇目的《学令》、《禄令》、《封爵令》、《假宁令》、《捕亡令》应存于《永徽令》中。此外，他还通过文献学考辨，认定现存的元版《唐律疏议》是开元时的修正本。^[18]这种考辨唐令篇目的方法为后来的日本学者所继受，并逐渐细致化。

继佐藤氏之后，中田薰于1904年发表的《唐令与日本令的比较研究》又进一步对唐令篇目予以考订。他首先结合《旧唐书·职官志》所载唐开元后令中的“下牧监丞”在开元前令中为“沙苑丞”和《唐六典》则仅见“沙苑丞”而无“下牧监丞”，推定《唐六典》所载篇目为《开元四年令》；其次，从唐、日史籍中辑出《捕亡令》、《学令》、《禄令》、《假宁令》等名，认为《开元四年令》虽未为其专设单章，但将相关制度编入其他令篇之内。^[19]

在1904年出版的《支那法制史》中，浅井虎夫在论及永徽二年（651）删定律令格式、勒成《永徽令》三十卷时，所列的二十七篇令名应是《唐六典》所载的、被中田薰判为《开元四年令》的篇目；^[20]但在1911年出版的《中国法典编纂之沿革》一书中，他又认为：《永徽令》虽篇目不详，但《唐律疏议》所引即是，故而辑出二十一篇令名如下：《官品令》、《祠令》、《户令》、《选举令》、《封爵令》、《禄令》、《宫卫令》、《军防令》、《衣服令》、《卤簿令》、《仪制令》、《公式令》、《田令》、《赋役令》、《厩牧令》、《关市令》、《狱官令》、《丧葬令》、《杂令》、《营缮令》、《捕亡令》，以此区别《唐六典》所存篇目。至于前述所及因《唐六典》记载而引出的“开元元年”、“开元四年”刊定唐令之说，浅井氏回应道：“按《六典注》称：开元初年，姚元崇撰《令》；四年宋璟撰《令》。几疑三年、七年、二十五年三令之外，又有此二令矣。然此实指敕命撰令之年。其初年令之撰成，则三年也。四年令之成，则七年也。”^[21]浅井氏的上述考述，为东川德治、^[22]杨鸿烈^[23]全盘吸收。

梁启超于1904年发表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列浅井虎夫《支那法制史》为参考书，其有关唐令篇目的论断则较浅井氏《支那法制史》为进步，与中田氏之说颇近：“此据《唐六典》卷三所载唐令之篇目也。六典之编纂，滥觞于开元十年，杀青于开元二十七年。此所举者，为开元四年之令，抑开元二十五年之令，不可深考。”^[24]

在1931年出版的《律令的研究》中，泷川政次郎认为《唐律疏议》所存二十二种令篇之名为《永徽令》所有，而《唐六典》所存二十七篇令名则出自《开元令》。其中，他在浅井氏自《唐律疏议》所辑二十一篇令名之外，又增加了一篇《礼令》。^[25]

仁井田陞充分吸收了以上成果，如从浅井氏之说，定《唐六典》所载为《开元七年令》篇目；又在佐藤氏考辨的基础上，详考现存《唐律疏议》为《开元律疏》，^[26]由此进一步推定现存《唐律疏议》所引令名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之篇，并综考史籍而列出《开元二十五年令》之详目，以及根据隋《开皇令》、日本《养老令》以及宋令篇次排定《开元二十五年令》的篇目序列：《官品令》、《州县职员令》、《祠令》、《户令》、《学令》、《选举令》、《封爵令》、《禄令》、《考课令》、《宫卫令》、《军防令》、《衣服令》、《仪制令》、《卤簿令》、《乐令》、《公式令》、《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医疾令》、《捕亡令》、《假宁令》、《狱官令》、《营缮令》、《丧葬令》、《杂令》。此外，仁井田氏还从传世文献中辑出开元之前诸令的散见篇目，如《武德令》中的《衣服令》，《贞观令》中的《官品令》、《学令》、《选举令》、《仓库令》，《永徽令》中的《祠令》、《禄令》等。至于泷川氏提出的《礼令》，仁井田氏则明确认为非令典篇目。^[27]

至此，有关唐令篇目的争论告一段落。

（二）《唐令拾遗》出版之后的探讨

在《唐令拾遗》出版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日本学者或完全服膺于仁井田氏对《开元二十五年令》篇目的推测，并据此探讨日、唐令篇目、篇次的差别及其缘由；^[28]或仅引《唐六典》之文而以《开元七年令》篇目为例说明唐令体例，至于《开元二十五年令》及开元以前唐令篇目如何，则未加推测，并称不可能完全复原唐令。^[29]至于中国学界，杨鸿烈之后的法制史学者则对日本学界的上述探讨未加措意，^[30]如程树德、^[31]陈顾远^[32]等一承沈家本之说，将《唐六典》所载篇目视为有唐一代令典之通例。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日学界又分别对仁井田氏所论定的唐令篇目提出异见。

韩国磐认为，第一，《唐六典》所存唐令篇目为《开元四年令》；第二，比照隋《开皇令》，论述了唐自《贞观令》以下取消《行台诸监职员令》、自《武德令》以下改《诸州郡县镇戍职员令》为《州县镇戍职员令》的理由；第三，根据敦煌文献，确定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之名；第四，推定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从而以《唐律疏议》中所存令篇为《永徽令》篇目；第五，以武后废弃学校为由，解释《唐六典》所存《开元七年令》不见《学令》的现象；第六，唐令除仁井田陞所定篇目外，还有《礼令》和《时令》。^[33]

对于韩氏所持之论，有以下诸点可略作讨论：

第一，有关《唐六典》所载唐令篇目，根据上引典籍记载之差异以及浅井氏之说，可暂定论为《开元七年令》。

第二，既然据敦煌文献可确定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之名，^[34]亦应据此对相关令典的篇名进行反思。《唐六典》所载《开皇令》将其名为《东宫职员令》，而《开元七年令》则名之为《东宫王府职员令》，^[35]既然《武德令》“大略以开皇为准”，^[36]则若无反证，《武德令》中此一篇名亦应定为《东宫职员令》，而非如韩氏所言定为《东宫王府职员令》；既然敦煌残卷中明言《东宫诸府职员》为“令卷第六”，此序与《开皇令》同，由此可知《永徽令》的《官品令》亦应分上、下两卷，^[37]而韩氏的“武德、贞观、永徽诸令篇名表”却未体现此点。至于《贞观令》是以《东宫职员令》为名，还是从《东宫诸府职员令》，则暂难论定，而韩氏越过《永徽令》、依《开元七年令》确定《贞观令》此篇之名，实无所据。

第三，韩氏因仁井田氏的唐令篇目列表“详于开元时两次令，而略于武德、贞观、永徽令”，故而详考前三令之篇目，此种学术努力颇值肯定。只是不论佐藤氏，还是中田氏、仁井田氏，其对于前三令篇名的确定乃是以史籍中明确言“某某令”为准；而韩氏则多从条文内容反推其所属的令篇，进而推定该篇之存在，此种思路颇具风险。

第四，至于泷川氏及韩氏所论的《礼令》，^[38]本文从仁井田氏之说。理由有二：根据吴丽娱的研究，《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复原的《祠令》、《衣服令》、《仪制令》、《卤簿令》、《假宁令》、《丧葬令》“几乎包括了全部与礼有关系的令（《乐令》除外）”，^[39]若存有《礼令》一篇，其内容为何？此其一也；通检《唐律疏议》，“礼”、“令”并举有以下两例：

1．【疏】议曰：牲，谓牛、羊、豕。牢者，牲之体。玉，谓苍璧祀天，璜琮祭地，五方上帝各依方色。帛，谓币帛。称“之属”者，谓黍、稷以下。不依礼、令之法，一事有违，合杖七十……^[40]

2．问曰：同姓为婚，各徒二年。未知同姓为妾，合得何罪？答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取决蓍龟，本防同姓。同姓之人，即尝同祖，为妻为妾，乱法不殊。《户令》云：“娶妾仍立婚契。”即验妻、妾，俱名为婚。依准礼、令，得罪无别。^[41]

在“同姓为婚”条中，《唐律疏议》明确指出“依准礼、令”之“令”乃是《户令》，即“娶妾仍立婚契”；^[42]至于所准之“礼”，应为《礼记·曲礼》所称：“娶妻不娶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43]故而“礼”、“令”并举，并非意指《礼令》这一法典篇目，而是分别指内容相应的“礼”、“令”之文。这一理解，同样适用于第一例《唐律疏议》“大祀不预申期及不如法”条以及韩氏所列“附于《礼令》”、“修附《礼令》”等记载，此其二也。

与此同时，在日本学界，承继仁井田氏唐令辑佚事业的池田温也对唐令篇目进行了新的探索。他首先试图解释隋《开皇令》与《开元七年令》所代表的唐令之间所存在的篇目及序列的差别；其次，以《开皇令》、《开元七年令》的共同篇目并辅以《养老令》，推测《永徽令》为三十卷三十二篇。这基本承续了日本学者的研究风格，且以仁井田氏有关现存《唐律疏议》为《开元律疏》说为基础；再次，更正了仁井田氏所排定的《开元二十五年令》令篇的部分次序，即将“26《关市令》、27《医疾令》、28《捕亡令》、29《假宁令》、30《狱官令》”修正为“26《关市令》、27《捕亡令》、28《医疾令》、29《假宁令》”。^[44]

其中，池田氏对《行台诸监职员令》的判断与上述韩氏所论不同，即他认为此令在唐初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7世纪后半期逐渐走向下坡，至开元年间基本销声匿迹，故而在《开元七年令》以下皆未见此令篇目。^[45]据史料可知，唐初行台的罢废，至武德九年（626）全部完成，^[46]未知池田氏所持之论以何为据。因此，《行台诸监职员令》的删除恐怕应从韩氏所论，即自武德以后的《贞观令》始，而不会迟至《开元七年令》。

此外，一般认为《武德令》承开皇旧制，篇目可据《开皇令》排定；而日本《养老令》以《永徽令》为母法，故而《永徽令》可参酌《养老令》及《唐六典》所载令篇而推定。唯有居于二令之间的《贞观令》无所依傍，成为研究的难点所在。如李玉生将《贞观令》视为唐令篇目变化的分水岭，即《贞观令》改《诸省台职员令》为《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删除《行台诸监职员令》并将诸监职员的规定与《诸寺职员令》合并为《寺监职员令》，改《诸卫职员令》为《卫府职员令》，将《封爵俸廪令》、《宫卫军防令》、《仓库厩牧令》分别拆为《封爵令》、《禄令》、《宫卫令》、《军防令》、《仓库令》、《厩牧令》；^[47]而高明士同样认为《贞观令》将此前的《诸省台职员令》、《东宫职员令》分别改为《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东宫王府职员令》，删并《行台诸监职员令》为《寺监职员令》。^[48]应当指出，李、高二氏持论的交合点具有相对可信度，但高氏所论“东宫王府职员”，立足于对S．3375号《永徽令》残卷的识读，从目前可入手的彩版图片看，^[49]恐怕尚非定谳之说；至于李氏关于令篇拆分之论，则面临难以自圆其说的障碍：其所列《贞观令》篇目已达三十二种，与史载《贞观令》“三十卷，二十七篇”^[50]的规模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