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管子》版本

从东汉到唐代的漫长岁月里，目前还没有人发现有《管子》的注释本。直到唐代才有房玄龄注释的版本，有人说是尹知章注的，因为房玄龄是宰相，所以才署上他的名字。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是校长或学术权威，就非要在他人的著作上署名。也有人说房和尹各人分别注了一本，房玄龄的那本不见了，流传下来是尹知章的，就是我们今天拿的这个本子。具体情况也已经弄不清楚了。唐人注本在古代就为世所讥，以为其浅陋。他们解释原因是“作注于师传久绝之后，不能尽解者，势也，而又阙佚不全。”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失误在被意识形态左右，非要用儒家正统思想去注释《管子》。凡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地方，不惜曲解和篡改。因此，做学问应该实事求是，千万不能用某个主义来挂 帅。

明清两代，注释《管子》的人开始多起来。较有名的有明代刘绩的《管子补注》。清代王念孙、洪颐煊、丁世涵等都曾对《管子》一书进行过考证工作。清末戴望的《管子校正》收入《诸子集成》，流行最为普遍。大陆通行的《管子》叫做“郭本”，是今人郭沫若、许维通、闻一多等撰的《管子集校》。此书开始由许维通着手编撰，原名《管子校释》。其中有三分之一经闻一多先生参校，另有部分曾经孙毓棠参校。郭沫若在诸人校勘基础上撰成今之定本，成书于1954年。一般认为《管子集校》成书既晚，参用版本又较多，能博采众家之说，广泛吸收千余年来校释《管子》的主要成果，又集郭、许、闻等人精研《管子》的很多发现，是至今为止对《管子》一书的最佳校释。其实未必。一方面《集校》不是校勘《管子》全文，从《问乘马》到《轻重庚》共十七篇没有完成校勘。另一方面郭沫若和闻一多都是诗人，富有想象力，但缺乏学者的严谨，很多创见是想当然，缺少依据。因此，《管子》难懂，还有一个原因，是历代注家不明古意，毫无依据地删、改、涂、增，其害不可胜数。我们现在用的是中华书局的版 本。

我为什么选这个版本呢？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一般比较靠得住。当然这不绝对，还要有版本知识。首先要看它是根据什么版本印的，往往书前会有说明。版本越古越好，越近于原貌。比较早的版本也要区分。同一时代最好的是殿本，由皇家刻印的，字刻得好，校对又精良，是选出全国最好的学者来校书的。其次是府本，各地府学也会刻印一些书籍。再下来是民间刻印的坊本，用来卖钱的。坊本也有不同，例如蜀刻本和闽刻本品质也有差别。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是根据宋代杨忱的版本印的，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古的版本。杨忱依据的是唐代尹知章的版本。宋版都比较好，那时候的书印得不多，校得严谨，印得也漂亮。其次要看校勘，其中引用了多少人的注释，引用的注释越多、越全越好。能参考的版本少，注释者自己做判断，不如将很多版本放在一起来作比较更可靠。中华书局版的《管子》，不仅有尹知章的注，而且把历代的注释都一一罗列出来，方便读者自己去判断哪一种解释比较恰 当。

整理这个本子的黎翔凤老先生是清末民初国学大师黄季刚（黄侃）的弟子。他一辈子都在研究《管子》。他以杨忱的本子为基础，参考了“郭本”，并且加入了自己的分析。书中“翔凤案”就是他的意见。虽然也是一家之言，但很有见地。因为黎老先生真正深入了校勘学的堂奥。校勘古书时，采取哪一种注释是要有根据的，不是诗人凭想象，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的。对一句原文或一个词汇的解释，在有争议时，首先要尊重本训，看《说文解字》对这个字词是怎么解释的。其次，若《说文解字》没有解释，或者解释不通的，就看假借，声近义通，过去没有那么多汉字，声音相近的字往往可以通用。再次，假借也说不通，就找声训，看看是否用了声音相近的字。假借字是约定成俗的，声训则是特例。古代做注或排字的人也有可能写错别字，或者遇到不会写的字就找另一个声音相近的字来代替。最后，声训再讲不通，就要看是否形误。两个字形体相近，有可能写错。注者就改一个字，然后照这个字的意思来解释。这些方法越排在后面的越靠不住，不能轻易使用。诗人郭沫若和当代某些个道家研究权威就是凭想象，或服从先验的假设而随意改字或用声训、假借。黎老先生则小学功底深厚，严格按照校勘学的原则去研究。此外，他研究古文字，知道很多汉隶的别体。他又懂古音韵学，知道《管子》有大量难懂的词汇其实是齐国方言。黎翔凤先生有这两条优势，所以很多看上去看不懂的、解释不通的词汇，就被他解释清楚了。他还提出，判断一种解释是否恰当，要看和全文的中心理论是否吻合。因为每个人思考、说话都是有逻辑的，不可能在叙述一件事情的过程中，突然插进一句毫不相干的 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