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的先行者

《小匡》第二段讲什么呢？齐桓公的哥哥襄公荒淫无耻，花天酒地，国家起了内乱，桓公被迫流亡国外。齐襄公被杀后，他回国继位，但面对的是一副烂摊子。如何才能拨乱反正，使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呢？他请教管仲。管仲一言以蔽之：“以为民终始。”自始至终要想着老百姓。他了解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人民是国家治乱的基础。当局现在提倡的“以人为本”，这句话最早就见于《管子》一书。可以说，管仲是中国民本主义的先行者，最早的提倡者。后面几段都是围绕这一思想展开，一一说明具体做 法。

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都城）而伍其鄙（乡村），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 也。”

这段话说了两项措施：一是“叁其国而伍其鄙”，把首都地区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齐桓公亲领十一乡。齐国贵族有两个姓，一姓高，一姓国，让他们各自统领五个乡。国都一分为三，战时就是三军。平时设立一套从帅、乡、连、里、轨到家的金字塔型行政组织，各有长官，战时就是一支军队。乡村一分为五，也有相同的行政组织和长官。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寓兵于政”。然后“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让士民工商分开来定居，“处士必于闲燕（城中居所），处农必就田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仲认为，让他们“杂处则其言 （胡说八道），其事乱。”所以应把他们分开来住。毛泽东就用了这个办法，农民必须待在农村里，农村户口严格限制流动，保证社会高度稳 定。

不仅“定民之居”，还要“成民之事”，使士农工商固定专业，世代相传。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管子认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从小耳闻目染，见惯了一个行业，也就不会见异思迁，这山望着那山高。成年之后，子承父业，势必熟门熟路。这一套应用于现代社会是明显行不通的，但其中也有合理的因素。中国的传统工艺为什么传承不下去？其他国家还保留很多家族传统的手工艺。爱马仕家族做皮包，拉斐家族做红酒，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所以他们能成为世界级的名牌。有些没文化的中国商人叫嚷着要创世界名牌。他们以为名牌是能在几年里靠砸钱堆出来的啊。我们中国现在就没有这个传统。每一代都有一个目标行业，不管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一个行当能赚钱，大家都一拥而上。工农兵学官都想做生意，全民经商，没有社会分工。因此，每个行业都没法做得精致，精而又精。所以管子从分工的角度来说，是有合理性的。专做一个行业，几代人做下去，一定做得好。三五年就改一个行业，没有积累的过程，怎么做得好？读书人不安心做学问，边教书边想着赚点外快，学问怎么做得好？如果一个人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以出自书香门第为骄傲，他就不会去羡慕人家的好车豪宅，因为他不追求这些事物。他以学术贡献为价值观。价值观念不能全民都一样，大家都去追同样的东西。有社会分工，就应该在不同社会领域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价值是一个体系，不应该是扁平化，而应该是多元化的。我去比利时访问，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社会科学会堂，每一时代在学术上有创造有贡献的人就塑一个雕像放在那里。一进去就会感到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如果死后能成为其中的一个雕像，这就是价值，虽然收入少一点，不及商人的十分之一，但全社会尊重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尊重一个到处去兼职、钱赚了不少的读书人。所谓社会成功人士不能只有一个标 准。

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君主要掌握六秉，即六方面的权力：杀、生、贵、贱、贫、富。换句话说，就是决定让谁活，让谁死；让谁贵，让谁贱；让谁富，让谁穷的权力。统治者掌握了这样的权力，社会就会跟着他走。统治者让不该富的人富裕了，不该穷的人贫穷了，人心不安，这个国家就会乱起来，治理起来也就难了。对于如何运用“六秉”，《管子》里有详细很具体的论述。我在之后会有专题讲 述。

“以为民终始”不是一句空话，首先要“富民”，让老百姓富起来，就得让他们安居乐业。“相（考察）地而衰（递减）其政（征税），则民不移矣（迁移）。正（安定）旅旧（客商），则民不惰。山泽各以其时至（开闭），则民不苟（钻空子）。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祭祀的供品）不劳（掠取），则牛马育。”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在春耕秋收的时候，征用老百姓去修长城、挖运河、打仗，劳动力都流失了，没人种地了，国家经济一定不行。不夺民时，让老百姓到了时间去做该做的事情，国家自然就会富起来。现在也还是一样。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之所以贫穷，因为该生产的时候不生产。尤其在“文革”时期，把机器一关，大家开会；农忙季节，政治学习也不能耽误。结果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国家自然就穷了。改革开放后说“不折腾”，关键是政府“不折腾”了，经济自然就繁荣起来，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就富裕起来了。“牺牲不劳，则牛马育。”统治者不为了祭祀而经常去掠取老百姓的牲畜，那么就会六畜兴旺。各层级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少搞一点，国家的经济实力就增加了。一个工程就消耗几百个亿，政府三十年的积累一下就用没了，讲的就是这个道 理。

富民还不够，还要爱民。再下一段，齐桓公问管仲：“我要成为霸主，这样的目标能不能实现？”管仲说：“当然可以。”齐桓公继续问：“我想称霸天下，要从什么开始做起？”管仲说：“始于爱民”。什么是爱民之道？管子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事业互相关联，收入互相补助），则民相亲矣。放（赦免）旧罪，修旧宗（恢复旧有的宗族），立无后（为无后代的人立嗣），则民殖（人口繁衍）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务正道）矣，此爱民之道也。”爱民之道不是到基层跟老百姓握握手就行了，是有具体内涵的。要取得社会和谐，就要使社会的细胞——家族和睦。要采取措施增加人口，因为农业社会里人口多很重要。种地靠人，打仗也靠人，人口多的国家就容易富强。除了采取富民政策外，还要教化老百姓，提高他们的素质。最重要的是不要朝令夕改，否则老百姓会无所适从，或者投机取巧，钻法令政策的空 子。

富民，爱民，还要安民。下一段说的是，齐桓公一心想要称霸，问管子：“是不是做到爱民就可以称霸了？”管子说：“还不可以。”理由是“民心未吾安”，虽然老百姓富了起来，但他们仍未安心，害怕哪一天政府又把财富夺走了。老百姓害怕政局不稳定，政策多变化，不如移民外国，把资产转移出去。这样一来，国家怎么可能富强？齐桓公靠什么去称霸天下呢？齐桓公追问：“安之奈何？”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的心安定下来呢？管子回答：“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改革法律，保留合情合理的部分，严格地实行。对老百姓要仁慈，救济“三无人员”，宽免赋税，不要颐指气使，不把老百姓当人。这样就可以国富民安 了。

有了民意基础之后，政府才能推行各种富国强兵政策。接下去，管仲才向齐桓公提出各种政策策略。下面的几段叙述这些政策策略，包括“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也包括选拔人才的“三选”制度。一选是乡长推荐后，“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二选是国君亲自面试，“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在历史上，做官还要看面相。唐代开始有科举制度，但中了进士的人不一定都有官做，还要到吏部去候选。吏部选官的标准有“身、言、书、判”四项。“身”就是体貌，包括相貌和身高。长得面部狰狞的人是无法做官的。中国人看面相是有道理的，相由心生，虽然不能说完全准确，但心理阴暗的人往往面目可憎，心里坦荡的人很少有獐头鼠目的。新儒家大师熊十力，被评为复旦一级教授，但从来不上课，待在家里，也不见人，要去见他的人必须有熟人推荐。他家的门上有个小孔，他隔着小孔看面相，这个人面善，才见；面不善，对不起，今天身体不好，不见。其实，看面相不一定要找算命先生。你自己看，这个人面善不善，给你的第一感觉、直觉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人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人在感性思维、理性思维之外，还有一种直觉思维。佛教很多地方讲的就是直觉思维，所谓“悟”。这不是唯心的，是一种经验的积累。虽然你不是有意识地去分辨，但你见得多了，大脑自然就会分类。凭你自己的直觉、你的经验，而不是什么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那一套标 准。

三选是放下去试用，然后到乡里去考察，“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你要重用一个人，考核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还不能立即赋予重任要职，要把他放到实践中去考察，看他是否能够达成自己当初设定的目标。达到目标的可以重用，否则就要受惩罚。有惩罚，说大话、爱吹牛的人就会少很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