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和惠民

予就是要富民，爱民，利民。《管子·正》说，对老百姓要“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亲之，曰德”。爱护人，生育人，教养人，成就人。做了有利于百姓的事而不居有德，不要百姓感恩戴德。这样天下百姓都爱戴，这才叫真正的德。爱民、利民首先要体现在富民，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为什么要把富民放在治国的首位？《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 之。”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贫穷则难治理。有人提出“高薪养廉”也是这个道理。当官的权力和收入不成正比时一定出贪官。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贪官？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员没有多少权力，而且大家收入待遇相差不大。改革开放后，一个乡长只是个科级干部，工资才几百元，但审批一个土地项目就上亿，这个反差太大了。管子说过，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所以一定出贪污问题。香港20世纪50至60年代，贪官遍地。建立廉政公署后，一方面严厉打击贪污，另一方面大幅提高公务员收入。一个局长月薪是27万港币，还有住房补贴，子女还可以公费送到英国留学。退休后政府给一大笔约满酬金，工龄超过30年的退休官员一般有六七百万港币。每月还有长俸退休金。这样一来，官员还舍得去贪污吗？如果贪污被抓住，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廉政公署和高新养廉双管齐下，香港官场风气一下子被扭转，成为亚洲最廉洁的政府。如果你做老板，对下属很苛刻，自己又看不住他们，他们一定想尽办法占公司的便 宜。

管子是非常贴近人性的，不讲空道理，所以知道“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这么说呢？人民生活富裕就会安土重迁，珍惜自己的家园。活不下去了才会逃荒，闯关东。人民安土重迁，就会恭敬君上、畏惧刑罪。这样就容易管理。现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大量农民工，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买不起房，对城市根本没有归属感。所以“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人民贫穷，对居住地就不会有感情，甚至有没有这个家都无所谓。这样就敢于对抗政府，抗法违令，就难管治。他们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没有关系，随时可以走，因此什么都不怕，为了抢两百元钱杀一条人命的事时有发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安定的国家一般是比较富裕的，混乱的社会一定是比较贫穷的。因此，善于治国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进行治理。十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拨乱反正，走的就是管子路 线。

管子的德政，以德治国，是很全面的。《五辅》指出：“德有六兴。”即厚生，输财，遗利，宽政，匡急，振穷。德政要做六件事，第一是发展经济；第二是调节贫富差距；第三是尽量提供便利；第四是政治宽松；第五是救人之危急；第六是救人之穷困。爱民、利民除了实行富民政策外，国家还要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责任。在《入国》篇里说得很具体：“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入国才四十天，就五次推行“九惠之教”。“四旬”和“五行”都是虚指，形容推行九惠之教很频繁。九惠之教，第一是赡养老人；第二是照顾儿童；第三是收养孤儿；第四是供养残疾；第五是为寡妇鳏夫撮合成家；第六是健康检查；第七是救济穷人；第八是赈济灾民；第九是为无后之家立嗣。这些都是政府的工作，不能推给社会和企业。西方有一个中间社会（middle society），很多事情不是国家做的，而是行会或教会做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社会”概念，只有国和家。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责任就由政府承担。管子的这些思想在先秦诸子中是罕见的。儒家讲仁义道德，但没有具体措施。当然，管子的“利民、爱民、惠民”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还是服务于“牧民”。他在《法法》中说：“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这句话讲得很直白，君王所以爱民，是为用民而去爱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