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这种公共性内涵的极力主张者和公共行为的推行者，其思想充满了公共理性的内容，凸显了公共价值的关怀和公共伦理的建构。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孟子对公共理性思想的拓展更是以继承与建构并举，发扬与开拓并行，将儒家公共理性思想推向新篇章。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发达的农业文明，古代科技水平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五千多年悠久的文化造就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历史造就了一个古代强大的“中华帝国”。中华民族在“中华帝国”的声名下发展了两千多年。古代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帝国”，当时国外称中国为“中华帝国”，利玛窦就将中国以“中华帝国”进行称谓，他在《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位置和版图》中说: “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熟悉”[1]。“中华帝国”称号的形成除了发达的农业、先进的科技和悠久的历史，最主要的是民族团结形成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内部蕴涵着强大的民族精神和灵魂，凝聚的力量势不可挡。真正形成民族团结力量的重要原因是民族精神中的公共性内涵。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这种公共性内涵的极力主张者和公共行为的推行者，其思想充满了公共理性的内容，凸显了公共价值的关怀和公共伦理的建构。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孟子对公共理性思想的拓展更是以继承与建构并举，发扬与开拓并行，将儒家公共理性思想推向新篇章。儒家之所以产生对公共价值的关怀和对公共伦理的建构，其原因是儒家思想的架构源于乡土与血缘的纠结、历史与情感的记忆，最后产生道德与伦理的共鸣，儒家的价值伦理是一种公共性的伦理。孟子思想的特质在于其思想的公共理性本质，由于以公共理性作为内在思维方式的基础，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不会脱离公共价值关怀和公共伦理建构的窠臼，孟子思想是对公共价值的嗣立和对公共伦理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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