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情感的记忆

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是“内圣外王”，注重自我的内在修养和使道德品质处于优先地位，希望从自我的内在圣洁入手达到对他人、社会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的目的，最后的结果是委屈自己而关照他人和社会，从而实现公共价值的情感关怀。儒家的这种价值关怀是一种公共价值关怀，委屈自我而提升公共价值，实现社会的公共价值需求。儒家思想确实主张将公共价值的实现作为人终生的奋斗目标，这种公共价值的情怀是以历史情感作为公共理性发展的纽带。

儒家重视历史，主张以“史料”来审视自身的存在发展是否正确，重点在自我存在的价值观上进行审视，通过自省而达到纠偏。儒家比较重视“传统”，孔子对历史非常重视，主张继承历史上好的做法，“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1]。孔子言必称“三代”，即夏商周三代，说明对历史充满了情感。程颐也希望社会发展实现类似“三代”的理想状态，“当世之务，所尤先者有三: 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2]在儒家看来，“三代”的治理比较理想。《礼记》说: “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诏，朝事以乐;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 割刀之用，鸾刀之贵; 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设。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学也。”[3]儒家主张礼制，这是对古代先王礼制的继承和发展，称为“修古”，先王制礼作乐，实现社会太平，达到较好的社会治理，今人“修古”，必然得到较好的启示，以开启治国的智慧之门，“修古”成了儒家一贯的传统。

法家不主张对历史进行参照和记忆，反传统成为法家的主要思维导向。战国法家商鞅主张不参照古人的做法，其原因是古今不同而异势，“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4]。三代情况不同是不“法古”的重要原因，“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人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5]。因势利导，明察于现实而确立法度才是关键。法家都主张不能采取古代的治世方法，要关注现实，随时变化，革故鼎新，才能实现治理。法家的思想得到秦国的采纳，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因为变革促成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秦丞相李斯与淳于越辩论时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6]在法家看来，儒家“法古”是愚蠢的行为，法家认为儒家提出的“修古”不合时宜，法家认为时代变化了则应采取相应的变化，传统与现代势不两立。正是由于法家对传统的极度反叛、对历史经验完全不加以参照，才有秦代的严苛统治，不实行仁义，加速了秦代的灭亡。秦代灭亡的重要原因是对先王历史的忽略不计，导致“仁义不施”。陆贾评论秦灭亡的史实说: “举措太众，刑罚太极。”[7]秦代的法家政治完全是国家理性的至上主义，实现“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其缺陷是不顾天下仁义的需求。法家的国家理性由于仁义不施，公共理性严重缺失，导致秦代的灭亡。

儒家则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对天下治理的作用，主要以历史推动现实的治理，主张以史为鉴。儒家对《诗经》《尚书》非常重视，经常对《诗经》《尚书》进行注释，后来又以“六经”作为研究的对象，注释“六经”，这是对历史的参照，以历史史实推动价值观念的更新和思维方法的进步。儒家既是思想者，又是史实的总结者，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从孔子、孟子、荀子、董子、周子、程子、张子到朱子，都对历史充满了富有情感的记忆，儒家不忘历史的记忆，以史料充实自己的思想，推行自己的主张。

孟子当然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对历史的情感和记忆具有一脉相承的性质。孟子在思想表达上始终不忘引用《诗经》《尚书》和孔子的言语，以历史充实自己的思想和证明自己的思想。孟子在论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时引用了史实资料，“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8]。历史的记忆是儒家思想得以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因为人人都对历史充满记忆，人本身喜欢记忆自我成长的历史和成长环境的历史，甚至表达出相当的情感，不忘历史是人成为社会人的重要标准之一。

儒家的历史情感记忆使儒家成为一个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理性人。对历史负责的人是一个理性人，一是对历史承担责任，勇于担当历史重任，改正历史过错，规避重蹈错误的历史轨迹，推动民族复兴，承继历史优良传统，约定正确经验历史价值导向，推动历史良性征程的发展; 二是谱写历史长远发展蓝图，使国家、民族处于理性的发展征程之中，避免萎靡不振和矫枉过正。儒家思想处于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洪流之中，考虑的是中国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涉及中华民族成千成万甚至上亿的人口，思考问题绝对不是考虑眼前的利益，而是从大处着眼，从长远打算，因此充满历史情感的记忆是思维的必然。只顾及眼前的时势不谋求长远发展，一般都忘记历史责任，尽管眼前的改革发展立竿见影，但容易导致昙花一现的败局，法家的改革开始是成功的，但由于过于顾及眼前的实效实功而丧失仁义，结果导致秦代迅速灭亡的结果。儒家对此一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最后得出从仁义出发进行社会规约，通过仁义的实施使社会稳定发展。儒家历史情感的记忆说到底是公共理性思维发展的必然，考虑社会发展需要全面考量，需要有公共理性的思维，这必然从历史情感记忆上进行审视，最后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孟子思想的发展是这一学派脉络中的一个环节，当然考虑了长远发展问题和全局问题。

[1] 《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7页。

[2] 《朱子近思录·卷之八》，朱熹、吕祖谦《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3] 《礼记·礼器》，《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39～1440页。

[4] 《商君书·开塞第七》，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第53～54页。

[5] 《商君书·壹言第八》，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第62～63页。

[6]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47页。

[7] 《新语·无为》，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62页。

[8] 《孟子·告子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