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解决的问题

儒家的主导精神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儒家思想非常现实，“经世致用”的思维是中国儒家主导的致思趋向，古代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盛行两千多年，关键的原因是儒家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即吃穿住行的问题和社会道德伦理的建构问题，这容易得到上层社会和黎民百姓认同。南怀瑾先生将儒家学说称为“粮店”，“儒家像粮食店。”[1]儒家学说解决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活日用问题，二是伦理日用问题，“日用”成为儒家表达的关键语词。儒家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朱熹注释说: “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2]。对鬼神采取远离的方法说明儒家的现实主义倾向。孔子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重视人的事情而不关注鬼神的事情凸显了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儒家认为现实才是成就君子形象的地方，君子是现实的君子，以“日用”为标准。《系辞》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4]“道”在“日用之间”才能体现，“日用之间”成就君子之名。朱熹说: “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5]“日用之间”即是以现实作为检验的标准。王阳明有《别诸生》诗句: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6]这都体现了儒家的现实日用精神。

儒家既重视日用生活，更重视人伦日用，人伦日用即是社会道德伦理的施用。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导向使儒家从大局出发解决社会问题，从大局出发必然要以公共理性视阈开拓思维，寻求问题的解决。儒家的核心话语之一就是“天下”，“天下”成为儒家思考的重要对象，公共理性成为重要的思维趋向。孔子说:“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7]治理天下需要天下士人，需要解决天下黎民的问题，“天下”的话语体系说明儒家以天下为根本的思考对象，以天下为忧，体现了儒家的“天下”精神和价值取向。《大戴礼记》说: “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 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8]由于天下观念的主导，要以天下为公，程颐说: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9]。“公”是互相兼顾和照应，仁爱遍及天下百姓。朱熹说: “公在前，恕在后，中间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公却是仁发处。无公，则仁行不得。”[10]因此，“公”体现了“仁”，“公”关注的是多数人不是少数人。

从以上儒家通过关注现实问题而实现天下仁义的思维趋向说明儒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共性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儒家思维的致思趋向。何谓公共理性? 即是公众和公民都共同享有的一种思维理性，是一种公共常理，并且有益于公共事务、公共价值、公共利益的发展进步。公共理性显然着眼于公共利益的施予性和享有性，但个体并不能完全判断理性本身是否具有公共性，因此公共理性的焦点在于解决公共关切和公共利益的问题，公共理性是“超越公民判断和行动上的权威，必须最终建基于公民们自己的理性之上”。[11]公共理性是公共价值和公共伦理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孟子的公共理性即是解决公共关切的问题和公共利益的施予，因此其思想是公共理性思想。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通过对古圣先贤特别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一直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的思想十分丰富，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诸多方面，主导这些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公共理性观念。孟子的公共理性观念对中国传统思想有重大影响，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本书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孟子公共理性思想的内在逻辑问题。孟子的思想具有公共理性的品质，是对原有古圣先贤公共价值观念的承嗣和重新确立，是对公共伦理的再次凸显。本研究主要对孟子在公共理性上的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力图挖掘主导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孟子思想的思维方式。孟子思想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不同他人的特点，其思想具有开放性，其论述具有精当性质，这些特征的形成与他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相关性，同时也与他的知识体系具有深刻地关联，本研究力图探讨这些相关性内容。一种思想学派在学术界需要产生影响力，在社会上需要得到认同和推行，必须有较强的逻辑思维缜密性和观点本身的可行性和现实性，孟子思想本身必须符合这一品质，不然不能产生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效益。众所周知，孟子思想对当时和后来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非常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说明孟子思想具有逻辑思维的缜密性和观点本身的可行性和现实性。孟子公共理性思想的表达自始至终贯穿了哲学上的逻辑性，完成了从公共理性形而上学基础、公共理性形成的现实条件、公共理性的客观内容、公共理性的现实实践等一系列的逻辑推进。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使孟子公共理性思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任何一个观点都有根有据，既从哲学上进行论证，又依据现实进行变通，具有开放性的思维特点。同时孟子思想表达方式上也独具匠心，语言铿锵有力，一针见血，让对方辩者心服口服，无力应对，表现出极强的征服力。

目前，学术界对儒家公共理性思想的研究很少，对儒家公共理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公私”“义利”“理欲”、君子和圣人等范畴上，有些是个案研究，研究处于零散和表面层次，全面性、深刻性和系统性不足，直接提出“公共理性研究”的几乎没有。本研究试图从中国哲学范畴的系统性、逻辑性上和伦理学范畴的角度进行考察，从孟子个案研究开始开启中国古代儒家公共理性思想的全面性、系统性的研究。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孟子的公共价值思想如何向公共伦理思想转化的问题。孟子的公共理性思想在本书中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阐述: 公共价值论和公共伦理论，这两个方面自然涉及到思想的来源问题，这一来源自然而然是理性的思考。孟子公共理性思想是建立在哲学逻辑的基础上，需要以哲学的视野进行探索，本研究主要从哲学的视野挖掘孟子思想的公共伦理内容是如何形成的。本书主要从哲学伦理的架构上进行研究，首先探讨公共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一形而上学的基础包括人性本善、天道有诚和王道人心三个方面，这一形而上学基础必然使公共价值观念成为可能。接着探讨公共价值形成的思想和现实根据，公共价值形成的思想根据是继承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使公共价值观念形成有其思想根据，同时主体本身具有自觉性，个人有可能与社会结合遵从公共价值，由于利害关系，国家政治必须考虑公共问题，使公共价值成为可能。第三，探讨孟子思想中的公共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国君重视公共导向，以仁义为根本，国家重视贤能人才，以发掘任用贤能人才作为要务，政治需要关注和提高黎民百姓的生活为条件，进而实现公共发展的理想。第四，探讨孟子思想中的公共价值向公共伦理的转化问题，即过渡的环节，这一转化主要包括: 一、对“道”的遵守，通过行善达到“道”，实现公共导向; 二、通过“道”实现社会公共伦理，公共伦理需要人伦教化，需要圣人、君子发挥作用; 三、通过人伦规范，形成礼义。第五，探讨孟子思想中的公共伦理结构如何生成的问题，主要包括: 通过言行礼义践行伦理的规范，通过人伦有序实现社会差等和谐，国君通过仁政实现政治太平。最后，探讨公共理性在当代的转化问题，达到孟子公共理性思想的新生，主要包括: 建立公共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念，关注当代社会中的道德缺失问题，重构社会公德，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从而达到制度与伦理的合一。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伦理学架构下的逻辑方法，兼有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还运用了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对孟子公共理性思想的研究注重了动态的转化过程，不是一味地静态陈述，公共价值向公共伦理的转化是动态的过程。以往的思想研究往往从静态的方法上去研究，本书希望从动态的方法去解析古代学人的思想体系。

首先，运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元伦理学的角度建立公共价值和伦理的“应该”体系，这种“应该”体系即是孟子公共价值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即人性善和天道诚; 从规范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孟子公共伦理思想中的人伦规范和教化的问题，即为善达道和人伦教化; 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孟子公共伦理思想的社会理想问题，即社会和谐差等有序，国家政治太平。

其次，运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哲学逻辑体系观照孟子公共理性思想。孟子思想是中国哲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哲学体系凸显了天、地、人三才的架构，也就是说孟子公共理性思想的根源来源于天地之道，没有天地之道的形而上学基础，孟子思想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中国哲学体系中注重天、地、人三界和天、地、人三才，《周易》说: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2]。圣人以天地之道为参照确立人道，这是典型的中国哲学的思维路径。中国哲学从天、地、人三道向外衍生，从“内圣”走向“外王”，由个人的修身、修道走向社会的致用，在社会上确立社会制度规范，树立行为礼仪标准。孟子公共理性思想对当代社会公共理性、公共秩序的确立与建构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公共理性的确立要有说服力必须以一种哲学的逻辑体系进行建构和树立，天、地、人体系和内圣外王架构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逻辑体系。

再次，运用比较研究法。孟子的公共理性思想必须放在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之中与其他儒家公共理性思想建立联系和比较，同时也必须与西方的公共理性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借鉴西方公共理性的内容，找出西方公共理性思想的合理性和不足也是必须研究的内容。同时，不同的学派在公共理性观念上有不同的理解，本研究会适当地将儒家公共理性思想与道家、法家、墨家的公共理性思想进行比较，以寻找公共理性思想在社会如何发展才能具有合理性，因此比较的研究方法是必须的研究方法。

[1] 南怀瑾: 《老子他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2] 《论语·雍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89～90页。

[3] 《论语·先进》，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页。

[4] 《周易·系辞上》，《周易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8页。

[5] 《论语集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

[6] 《外集二》，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91页。

[7]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8]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9]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53页。

[10] 《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卷六，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16页。

[11] 大卫·高希尔: 《公共理性》，谭安奎编《公共理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12] 《周易·说卦》，《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