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善诚，公共之源

孟子为了达到道德具有至上性的目的，将道德归结于天道，天道有“诚”，人道至“诚”就顺理成章，其原因是古人对“天”有畏惧感并由此而产生敬重的心理。古人对“天”具有思维上的至上性，“天”具有神性，但带有一定的人格性质，称之为有意志力量的“天”，既然“天”有意志，人对“天”具有畏惧感，敬畏“天”是古人长时间的心理现象，由于敬畏之心，就将自身的生命确定为天赋予的。古人认为天命具有不可知性和神秘性，把“天”称为“帝”，天命等同于天的命令，人必须畏惧天命。《周易》说: “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僣，贲若草木，兆民允殖。”[2]天命威严无比，人不敢肆意行事，畏惧天命。《周易》的《彖》中讲“顺天命”，“‘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3]《周易》明显地确定了天命威力无比的性质，认为人顺从天命是必然的。顺从天命实际上还是由于对天命知之甚少，《周易》就借助卦象表达天命的无比威力。到了春秋，畏惧天命依然是当时的思维范式。孔子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注释说: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4]人的生命轨迹就是与天命一致。孔子说:“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5]天命是天赋予的，人力不能终止它，对天命应该有戒惧和恐惧心理，应该有畏惧感。正是基于对“天”的畏惧，孟子以天道“诚”来说明道德的根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孟子的话语体系正是春秋时期话语体系的延续。

孟子的天道“诚”是他对前人“诚”思想的继承。《尚书》通过“诚”来限定“人”，“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6]。说的是鬼神帮助有诚心的人。《周易》的《文言》说: “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7]，“诚”是诚实的意思，意思是在人自由自在的时候需要与自然的规律保持一致，修文致辞必须与客观实际情况保持一致。《说文解字》说: “诚，信也。从言成声。”[8]意思说内外合一、言行合一，可称之为“诚”。“诚”是一种自然之道，自然而然的东西即是“诚”，道家说的“道”“自然”与儒家的“诚”是相对等的范畴。

对“诚”范畴进行天道化的是子思和孟子，天道化即是将“诚”与天的神秘性与人对天的畏惧感结合起来。孟子说: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9]“诚”本来就是天的本性。子思在《中庸》中说: “诚者，天之道也。”朱熹注释说: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10]子思与孟子的“诚”内涵基本相同，天道真实无欺就是“诚”，所以“诚”是天道。《中庸》还说: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朱熹注释说: “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诚以心言，本也; 道以理言，用也。”[11]“诚”是天道与天理，以人的思维去观照这种客观事实则是“诚”，加上了人格的特性，“诚”上升到了“义理”的层次，赋予了人格性质，“诚”范畴的出现完成了天道向人道的过渡，目的是将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诚”范畴是天道阴阳与人道仁义的结合环节。

孟子的天道“诚”得到后来儒家思想家的进一步发挥，基本沿着“诚”是天道阴阳与人道仁义的结合这一思想发展。张载将天道“诚”归纳为阴阳二气的完美结合和妙用，“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圣者，至诚得天之谓; 神者，太虚妙应之目”[12]。人懂得天道的规律才能真正理解“诚”，“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 诚故信，无私故威”[13]。人懂得天的“真实无欺”才能理解什么是“诚”。“可欲之谓善，志仁则无恶也。诚善于心之谓信，充内形外之谓美，塞乎天地之谓大，大能成性之谓圣，天地同流、阴阳不测之谓神。”[14]张载认为天的阴阳二气的神妙运用是“诚”，人对天体悟达到“诚”，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关系。由于“人”思考“天”而确立“诚”，形成天道“诚”的范畴，因此“诚”是天道。天道“诚”范畴的形成是通过人体察天的神秘性质、思考天的真实无妄规律，以人心确立天道，得出天道“诚”范畴。

孟子的“诚者天道”是将天道神秘性和人的畏惧感结合起来而得出的结论。既然天道具有“诚”，人道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公共价值就不言而喻。孟子的结论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又与当时人对“天”的敬畏话语体系相结合，实现了思想的承嗣与价值的创立，其目的是为公共价值观念的确立寻找到强有力道德形而上学依据，孟子基本完成了这一理论创立的目标。孟子的公共价值思想成为可能与天道“诚”的确立有较缜密的逻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