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雄起，计在长远

孟子公共价值观形成的外在条件是诸侯并起，处于生死的关头。孟子看到诸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诸侯通过战争杀人，通过兵力和武器杀人。孟子认为战争是吃人的政治，残忍霸道，统治者发动战争是对黎民的残害。孟子对统治者、百姓、战争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选择、整合，认为暴政的社会关系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不利于称雄，于是提出利国利民的公共价值观念。这种公共价值观念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态，孟子认为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需要。

孟子提出国家要实现真正的雄起，需要以民为本。孟子看到历史上大禹治理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和驱赶猛兽而使百姓得到安宁，孔子作《春秋》而使天下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在学术观点上，孟子看到当时邪说流行，孟子想要端正学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7]。“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8]孟子对杨墨等学说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孟子认为当时天下缺少圣王和开明的国君，大多数诸侯都是类似于齐宣王之类的统治者，只关注开拓疆土，让其他诸侯臣服，统一中国而使其他少数民族归顺，一些布衣知识分子，四处游说诸侯，试图让君王接受自己的观点，孟子认为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学说，这些学说不利于国家强大雄起。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提出让国君实行“王道”政治，有利于国家开拓疆土，天下黎民和四夷归顺，如果推行“霸道”，其结果是适得其反。“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9]王道政治利于长远统治，霸道政治不可能长治久安。国家理性必须从长计议，孟子深深认识到这一点，天子诸侯的权力能否保住，能否保住四海、国家社稷，关键就在于是否推行王道政治。

儒家的学术愿望不仅仅将思想停留在思想学术上，还希望在现实政治和社会中进行推行，要上升为国家理性，即是说通过人文思维建立理想的国家，实现国家治理、国家太平，这是儒家思维必然发展的必然环节和进程，儒家学者的人生理想不仅仅停留在思想者和思维者的理想层次上，还要发展成为一个为国家、为社会实现人生抱负的人，政治人生是儒家学者的必然人生走向。《礼记》说: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10]即以国家为利，不以个人富贵为利，突出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性质。孟子的思想是要超越学术，落实到社会实践层面，其愿望是在政治上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和施用。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1]“天下”“国家”成为天下人的常见话语，言必有“天下”“国家”，或者“天下国家”，说明国家理性在人的心中是惯常理性。儒家学者有至高至深的国家理性观念，主张富国强兵、富国安民。张载有明显的“天下国家”观念，他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2]。孟子有强烈的天下、国家观念，政治思想计在长远，这些思想在后来儒家思想中得到广泛体现。

总起来看，孟子的公共价值思想在国家学说上得到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的生成条件是当时诸侯争雄，战争不断，孟子看到诸侯得天下的方式主要以战争的方式进行，孟子认为这种方式不可能实现得到天下的愿望。孟子主张王道政治，计谋长远，才能实现富国强兵、开拓疆土，即是说要以人文理性化成天下。《周易》说: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3]社会达到太平，完全是“人文化成”的结果，通过王道政治的“人文化成”，才能达到“家齐”“国治”，最终实现天下太平。孟子说: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4]教以人伦是人文化成，而不是武力征伐。孟子的公共价值思想产生完全是由于现实社会条件的促成，这一社会战乱条件为其公共价值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