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仁行义，先义后利

前面讲到天人关系，天人关系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则主要讲义利关系，义利关系着重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渊源上说，天人关系对义利关系有较大的影响，它是最具有形而上层面的理论问题。孟子的义利观是为了达到公共性的目的，主张义重于利。孟子的“天人合一”是理想境界的价值观，他所说的天是义理之天，天是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本体，人作为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体现者，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义理准则都来源于天道、本于天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与人相通。可见，“天人合一”需要“义”的道德规范，天人观在孟子那里直接影响了他的义利观。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义利观是天人观的逻辑推演和派生。天人观注重理想层面，义利观则注重现实层面，义利关系与现实社会联系更密切。孟子的“天人合一”注重一种道德至善，追求一种义理，在义利关系上自然就会注重“义”的地位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提出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观，把“义”放在重要地位。

“义”和“利”是一对价值范畴，它们是任何一个价值主体内在的两种价值目标。由于价值主体所处的情况的差异，他们在价值取向时总是选择适合于自身发展最大化的价值目标，追求一种“利”，或者追求一种“义”。但由于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价值冲突，各主体之间就会在对立中寻求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求同存异，这就是社会价值目标，价值主体是社会中共同的存在体。“义”就是一种社会价值目标，是对“仁”的一种实现。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6]因此“义”是行动相宜，具有公共理性的性质。孟子的义利观主要以解决义利矛盾为目标，运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方法论，形成了居仁行义、先义后利、舍生取义的价值观。

首先，公共价值的核心是居仁行义。义利观的核心必然以“仁”为中心，“仁”是公共价值的源头，“先义后利”“舍生取义”的义重于利的价值观始终与仁义的“道统”相连，仁义是道德思想的核心，既是天的道德又是人的道德，但人之道并不就完全是天之道，人道必须与天道结合。孟子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提出了“居仁行义”的思想以适应义重于利的价值观，“居仁行义”是一种道德取向，是义利观的导向标。孟子根据“人性本善”的理论设定，认为心存仁德，行动由义，“仁，人之安宅也; 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7]对人来说，需要“以仁存心”，以仁居心，完成道德的内化，同时行动要有正确的道德，以“仁”的道德来行事，内化与外现相统一，这种统一就是一种完美的境界，“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8]“居”的意思是经常在者，即经常以“仁”为牵挂，行动由义，大人君子的事情便周全了。可见“居仁行义”的价值观是君子应具有的观念，是大人追求的道德情操，显然也是君子人格。在孟子那里这种人格通过两个方面表现: 一方面强调作为人必须具有修养之性，所谓“存心养性”，是一种内化的品格; 另一方面自己对他人的“义”又是一种外化，善于“推己及人”。这两个方面都反映了天命论中的奋发精神，即主动行义。

其次，为了达到“义”要先义后利。“仁”是公共价值的核心，“义”是公共价值的显现，先义后利真实地体现了公共价值导向。孔子推崇“义”，鄙薄“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9]。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表面看来好像是崇义非利，实际上却是先义后利，也可说是义重于利。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问: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直接说: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 ‘何以利吾国?’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 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0]孟子劝说梁惠王只讲仁义，不必讲利，讲利的结果导致争夺，国家危亡，不讲仁义还会导致遗弃父母、怠慢君主。一方面“何必曰利?”崇义非利; 另一方面先义后利，“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认为如果后义先利，必然导致贪欲不断，战争不断。

孟子所说的“义”是指“仁”指导下的公共价值在社会上的推行。“仁，人心也。义，人路也。”[11]“义”是社会行为准则，可以指社会正义的事业，是社会公共利益。价值主体是社会整体的人或多数的人，才能视为有价值的“义”存在。这个“义”可以从“身”“家”“国”所需的“利”的价值进行逐级上升达到，“义”的价值主体是社会全体的人，尽管有些时候单个主体也推行“义”，但这并不能否认价值主体的社会性、共同性。对于上层社会来说，为了长远利益，就必须考虑以整个社会主体为价值主体，此时“义”为“大利”“久利”和整体之利，“义”中有“利”。

与“义”相对，“利”在孟子那里是指个人的、小集团的局部的利益和暂时利益，“利”是一种相对性的存在，价值主体有“身”“家”“国”还有社会，在社会里，“家”相对于“国”来说是“利”，“身”相对于“家”来说是“利”，“家”的利益对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价值主体来说就是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有时称之为个体私利。孟子一再反对利，实质是反对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私利、贪欲之利而不顾大“义”，损害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反对“后义而先利”。孟子说的“上下交征利则国危”是指由于个人的小利益而危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如国君为了实现个人称霸的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危及社会的整体利益。当权者的征战是对百姓、社会主体“义”的危害，是地地道道的个人私利，不具有价值的公共性。

孟子讲“义”并不完全否定“利”。“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利”，只不过是“长远之利”“整体之利”。孟子也并非不讲个人私利，他只是反对“后义而先利”把个人私利放在第一位; 如果先义而后利，把义放在第一位，他也赞成满足个人的某种程度的私利。“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12]国君在与民同乐的前提下，可以游山玩水，驰骋田猎，以适当满足个人私利。孟子的“义”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黎民百姓的公利，这种“义”是国家之利、人民之利，也是国君之利，与“天”的涵义基本吻合。当然这种“利”对黎民百姓来说是小范围的、有限制的，最终受制于国君之利，受制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服从所谓大义。

第三，关键时候还要舍生取义。从大的方面讲，孟子的义利观基本上是义重于利，先义后利，这是两者在矛盾可以调和的情况下形成的义利观。但在特殊情况下，二者不可排列先后和轻重时，当义利关系出现尖锐的对抗时，主体的价值选择必须有利于自身发展、实现自身价值，既要物质价值的实现，也要精神价值的实现，但二者只能选一。一般而言，社会价值是以道德为基础，精神道德价值被认为是社会价值的体现，人们总是高扬精神价值，认为精神价值具有较高层次，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孟子对“义”“利”不可调和情况下的“义”和“生”作出了“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不可调和情况中，“生”就是一种“利”。舍生取义既是一种价值选择，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孟子首先拿鱼和熊掌做对比，做出最佳选择取熊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13]。“我”是价值主体，鱼和熊掌是价值客体，对主体都有正价值，但熊掌更珍贵，营养更丰富，在“不可得兼”之时，只能是取熊掌。这个比喻对解决“义”“生”的对抗有作用，他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4]。价值主体“我”在价值关系“义”和“生”“不可得兼”的时候，必须做出“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孟子拿鱼和熊掌作比喻是对“义”“生”做出选择。对“义”“生”进行比较时，“生”就相当于“利”，属于物质层面的价值，孟子认为“义”是一种道德，我们认为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孟子认为“义”为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孟子认为当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面临最终抉择而无法回避时，这是判断一个人价值取向的最好时机，“舍生取义”表现了人的高风亮节和高贵的品质。实际上两种价值选择都有利于自身存在的价值，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但若两者发生矛盾对抗时，一方的存在就必须否定另一方的存在，尽管另一方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否认了也并不代表另一方没有存在的权利。因此在“义”“生”两种价值发生对抗时，只取其一，要么“义”，要么“生”。从实现自身价值的角度进行选择，只能“舍生取义”。孟子的价值观念中“义”的价值高于“生”的价值，人可以不要生命，但必须有仁义道德，强调了道德精神价值的至高无上性。“舍生取义”是一种价值选择，但这种选择以观念的形式形成后，就是一种公共价值观。“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喻示着献身正义事业的精神，它是面对生死存亡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曾激励过志士仁人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有极大的意义，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当然是一种公共价值观念所产生的效应。

“居仁行义，义重于利”的价值观突出了君王的价值选择应以天下公利为首要的价值观念，其公共性质在于以天下黎民百姓为主体，考虑天下人共同的利益，实现公共利益的调节。仁义是公共价值的核心，义重于利是公共价值观念的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