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同乐，乐以天下

孟子的公共价值思想通过国君重视公共利益展示了价值的公共性质，国君地位的特殊性必然需要心怀天下来思考问题，必须居仁行义、义重于利，必须民贵君轻、保民而王，国君的政治彰显公共价值最后还要实现与民同乐，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也才能真正实现对黎民百姓的统治。

孟子的思想具有开放性，同时具有美感，一方面气势宏伟，另一方面思想境界美轮美奂，孟子希望通过一种美的表述来说服君王实现以民为本的公共价值。孟子说: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9]孟子的思想境界高雅美致，希望四海的黎民百姓生活处于美妙的和乐状态之中，最后实现人性、心性、情感的完美统一，成为君子，君子的快乐是对仁、义、礼、智的操守。孟子说: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30]“大而化”就是一种美轮美奂的状态和境界。

正是基于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孟子为了实现君王的长久统治就提出与民同乐的公共价值思想。孟子特别强调王者之乐是与民同乐，以与天下百姓同乐为乐。孟子会见梁惠王，梁惠王站立沼泽旁边，环顾着四周的鸿雁麋鹿，问: “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回答说: “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31]君子、王者与民同乐才能实现真正快乐的境界。“《汤誓》曰: ‘时日害丧? 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32]君王享有非常美好的娱乐场所，但玩物丧志，最终不能实现长久的快乐，是因为黎民百姓饥寒交迫而君王独自快乐，最终黎民百姓会推翻君王的统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3]与民同乐是一种内外和美，既是自身之美，又是他人之美，更是天下之美。真正的快乐是以天下共同的快乐为快乐，而不是独自单一的快乐。

孟子通过对比说明与民同乐才是真正的天下和美，君王的统治才能称为完美的统治。快乐不是君王独自的快乐，天下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天下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君王独自一人的快乐和幸福是没有保障的。“臣请为王言乐: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 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 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34]孟子认为，不与民同乐，这种快乐一点不美，因为对比度太大，没有和谐，谈不上美，并且君王快乐而百姓受苦，容易激起黎民百姓的反抗，这种单一的快乐没有保障。独自单一的快乐是由于君王心中没有黎民百姓，黎民百姓饥寒交迫，共同的快乐意味着君王快乐时不忘天下黎民百姓，黎民百姓也会时时关心君王的身体健康。君王和黎民百姓彼此互相关爱，才能实现真正的快乐。这就是说单一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天下人共同的幸福。英国哲学家穆勒认为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应当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5]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幸福才有保障。

总之，与民同乐、乐以天下是孟子对快乐的一种理解，君王的快乐建立在以百姓快乐为基础的原则理性上，没有百姓的快乐，君王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君王独自的快乐也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由于君王独自的快乐与百姓的生活对比度太大，百姓对君王的快乐不能认同，势必会激起黎民百姓的反抗，君王独自的幸福快乐不会长久。孟子对君王快乐提出的思想主张具有公共理性的性质，主要是由于快乐不在于单一的性质，而在于天下百姓的共同快乐和共同幸福，因此公共理性的性质不言而喻。

国君的公共价值观念在孟子那里得到基本完善，先是国君以天下仁义为总纲，先义后利，接着对黎民百姓需要保民而王、民贵君轻，最后达到与民同乐，乐以天下的美妙境界，孟子关于国君的理念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公共价值的观念，以天下为公，重视公共利益，关注公共价值。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6]天下为公追求的是信守大道理，具有天下思想的思维理性，以天下国家为至上理念，不关注个人的单一利益，将个人纳入到天下的发展之中，国君注重个人利益，但国君的个人利益即天下的共同利益。国君的价值观念就是天下为公，讲求信用，重视天下和睦，追求天下大同。孟子的公共价值思想在国君那里完成了理念的公共性、措施的公共性、幸福的公共性三个逻辑的进程，凸显了国君重视公共价值的思想。

[1]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53页。

[2] 《白虎通义·爵》，陈立《白虎通义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7页。

[3] 《尚书·周书·周官》，《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6页。

[4]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1～32页。

[5]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328～330页。

[6] 韩愈: 《原道》，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65页。

[7]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81页。

[8] 《孟子·尽心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59页。

[9] 《论语·里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3页。

[10]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1～202页。

[11]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33页。

[12]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

[13]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32页。

[14]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32页。

[15] 《孟子·尽心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67页。

[16]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80～281页。

[17] 《孟子·公孙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41页。

[18] 《白虎通义·爵》，卷一，陈立《白虎通义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2页。

[19]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07页。

[20]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08页。

[21]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56页。

[22]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58～259页。

[23]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7页。

[24]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9页。

[25] 《荀子·哀公》，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544页。

[26] 《说苑·至公》，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346页。

[27] 《正蒙·大道篇》，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14页。

[28] 《正蒙·乾称篇》，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29] 《孟子·尽心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55页。

[30] 《孟子·尽心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70页。

[31]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

[32]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3页。

[33] 《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16页。

[34] 《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13～214页。

[35] ［英］约翰·穆勒: 《功利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徐大建《译者序》第4～5页。

[36] 《礼记·礼运》，《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