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产恒心，达至礼义

孟子在分析公共价值观念的产生时提出了公共价值观念的物质性基础，即“恒心”“礼义”来源于“恒产”，即是说基本的物质生活才能保障礼义之心的实现。孟子一直提倡仁政王道的公共理性，认为以民为本可以达到实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目的。以民为本是他政治思想的体现。以民为本需要用一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这种经济基础就是孟子所说的“恒产”，有“恒产”方能有“恒心”。加强物质生产，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是王道政治的经济基础，“恒产恒心”是政治价值观的现实基础，“明君制民之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17]孟子所说的“恒心”是指对统治者拥护的持久之心和基本的社会道德心境。孟子把产业收入与价值道德联系起来，收入是维护道德价值的基础，具有客观实在性。管子曾说: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8]黎民百姓有物质生活保障就容易遵循道德礼仪，就讲究是非和荣辱观念，如果没有基本物质保障就容易违法乱纪。黎民百姓中有人违法乱纪国家就惩罚他们，孟子说国家也有责任，因为国君没有对违法乱纪提前预防，违法乱纪的实际责任是国君而不是黎民百姓造成的，他建议用一定的礼制向黎民征税，即是仁义爱民。在这里，物质条件与仁义礼制相结合，国君与礼制相结合，体现了客观务实的公共服务精神。

孟子还指出“制民之产”的标准问题: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将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19]“制民之产”即是给百姓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通过一定的方法使黎民百姓获得基本的吃喝穿住条件，生活条件的最低标准是使百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有了这种保障就可使百姓具有维护善良德性、坚定道德信念孟子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了物质与仁德的联系。

“恒产”才能产生“恒心”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公共价值观念，意思是黎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在社会现实中的存在必须以黎民百姓的生存为前提，生活的基本保障是道德存在的条件，这具有普遍意义。黎民百姓在道德知识和心性修养上肯定不如贤人君子和大夫圣人，不可能没有生存还能实现、保持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因此对黎民百姓道德礼节的公共维护必须保证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论断阐明了社会的公共性基础，指明了社会人口中大多数人性特质，而不是从个案特殊性上进行述说。孟子看到了像颜回那样道德至上性的特质在普通百姓中难以存在的现实，于是提出公共道德的维护必须以公共的物质生活基础作为保障的观点。孔子赞扬颜回之贤: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0]颜回不改其乐体现了儒家的理性，力求实现天下仁义。但像颜回这样的道德理性在普通百姓身上难以坚持，天下仁义的实现必须考虑到百姓的现实诉求。“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21]“无恒产”情况下，士人、贤人、君子、圣人才能有恒心，黎民百姓有可能做到，但实际很难坚持，原因是毅力品性的不同。“士”的特点是有毅力，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2]

孟子也从反面作了论述: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23]黎民百姓基本的生活保障没有了，礼义根本就无从顾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制民之产”是为了保障封建社会经济条件下的黎民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有利，“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24]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设想，但对统治者来说是为了维系统治秩序，达到政治目的，实现统治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从客观上看，“制民之产”对提高民众生产的积极性有重大意义，可以实现黎民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制民之产”中强调“取于民有制”，即征赋要有规章制度和办法，主张轻徭薄赋。“恒产恒心”的思想主要是用经济基础来赢得百姓的拥护，达到政治目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以民为本，是孟子公共价值观的一项重要内容，“恒产”是良好君民关系的物质基础。黎民百姓的生存是首要的，为了生存必须有生产活动，孟子深深认识到生产的重要性。孟子继承了其前人的“厚生”的思想，“厚生”是让百姓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早在《尚书》中就强调“事”的重要性，重点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尚书·大禹谟》载: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孔颖达疏: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25]意思是说社会和谐需要道德正派、关注百姓的利益。《周易·系辞》也说: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26]意思是说“致用”是目标，“利用”是手段，道德是价值。“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27]致用之学的目的是为了天下百姓获得利益。《论语》中，有若对哀公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朱熹注释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 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28]对百姓征收过多的赋税，生活不能保障，国君的统治也得不到保证，因此民富才能国富，黎民富足国君才能富足。顾炎武说: “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雕为朴，其道何由? 则必以厚生为本。”[29]“厚生”的方法是加强生产，同时减轻黎民的赋税。西汉刘向说:“政有三品: 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贵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立荣耻而明防禁，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以变之，修近理内，政橛机之礼，壹妃匹之际，则莫不慕义礼之荣，而恶贪乱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30]“化民”是政治的根本，“刑民”是下策。“化民”依靠“德”和“惠”，因此，“厚生”是必须的。

总之，孟子为了达到公共价值礼义，强调要以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为前提，提出了国家治理中以“恒产”的理念为施政的主要途径。国家的理念是一方面要实现德性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实现黎民生活的安居。以德化民、以惠养民是公共政治理念，孟子的恒产恒心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