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俭礼下，取民有制

对国君而言要重视公共利益，以公共价值为导向，做到先义后利、民贵君轻和与民同乐，这些公共价值也要向社会转化，通过人伦行为限制国君的行动，国君有国君的行为，国君有国君之“礼”，国君要以“礼”善待百姓，通过“礼”体现出国君重义，民贵君轻和乐以天下。孟子认为通过“礼”形成一种制度，达到对国君的限制，以让百姓得到一点点恩惠。孟子说: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13]贤能的君主对待百姓注重理性，不随意从百姓那里索取，通过提前预防和有所作为，使百姓不受委屈，通过一些有益的步骤不使百姓走上犯罪的道路。国君的这些行为尽到了应有的礼数，对百姓负责，不让百姓生灵涂炭。孟子从一种均衡的视角探讨了国君对百姓的礼节。

“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说明了国君在治理天下时要有合宜的思维理性，不随意施展某种行为，要善于从百姓的视角探讨国君的行为是否恰当。在孟子那里有制度公平思想的萌芽，国君要有制度公平的意识，对百姓进行索取、征税、服劳役，要建立合理的制度，首先要看这些制度是不是考虑了百姓的基本生存生活，是不是让百姓受到了委屈，百姓犯罪的原因是不是国君没有提前预防造成的。因此国君之礼是要求国君对百姓尽到应有的尊重，对百姓有恭敬之心，这种国君对百姓的礼节要求国君能够恭敬和谦让，不让百姓陷入犯罪的窠臼之中，国君如果有辞让之心则可以施展国君对百姓的礼节。取于民的制度一定要合理，制度的制订一定要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 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14]意思是丰收年虽然多征收一些税也不算苛刻，但并不多征收; 灾荒年份每家的收成还不够来年肥田的耕作成本，如果也一定要收满规定的税，百姓则承受不了。国君是人民的父母，却使百姓辛勤劳动，结果连养活父母的东西都不够，还得借高利贷来缴税，结果抛尸山沟，那么作为百姓父母的作用又在哪儿呢? 孟子的思想是强调国君和百姓之间的均衡关系，制度要考虑到均衡。关于国君与百姓的均衡，孟子说: “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 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15]国君对百姓之礼不能以上压下，要能恭俭礼让，做到制度考虑到每一个人，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王阳明说: “是故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父子也无不亲; 发之于君臣也无不义; 发之于夫妇、长幼、朋友也无不别、无不序、无不信; 是谓中节之和，天下之达道也。放四海而皆准，亘古今而不穷; 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达道也。”[16]国君实施的制度尽量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正是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两个原则的内容之一: “第二个原则: 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 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17]意思是制度要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它的规约是双向的而不单向的。

孟子的国君对百姓的“礼”思想体现了国君应有的人伦规范，目的是将国君应遵循的公共价值转化为现实的行为规范，是对先义后利、民贵君轻和与民同乐的公共价值进行现实的转化，让国君的礼义在黎民百姓中慢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