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评判，道德优先

社会出现对道德的漠视和对道德的践踏以及对法律的滥用，其原因也在于其价值评判标准不是以道德为首要的评判标准，而是以纯粹的技术、经济、政治标准作为标准评判，出现了偏向自然属性方面的评判，而弱化了社会属性方面的评判，这将导致人“异化”为具有动物本性的人。一般来说，人首先要解决吃喝穿住的问题，因此生存理性是基本的理性。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规范和道德制衡，人的价值评判也应该由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服从于价值理性。恩斯特·卡西尔说: “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2]卡西尔认识到人的本性在于劳作，将人规定为一个文化人，但并没有凸显人存在的意义，只是突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有超越自然的性质。人的存在以价值为根本，即是说评判人需要从道德价值上来评判，即是说对社会的贡献在于其体现的德性，例如个人在社会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对社会的贡献表现了巨大的德性施予，对他的评判则定性为他具有巨大的道德品质。“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性。”“人，像动物一样，服从着社会的各种法则，但是除此以外，他还能积极地参与创造和改变社会生活形式的活动。”[3]卡西尔的意思是，人的存在以文化形式存在，而不是以自然本性的形式存在。而文化形式在于德性为基础的人文力量。正如《周易》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天文是自然形式，人文以德性化成天下。人们对道德的漠视使人异化为一个自然人，缺乏道德灵性，需要人文性质的建构和化成。

“人文化成天下”需要对道德的尊重，以对德性的遵守和对道德的实践而感到光荣。在评判人的行为标准中，其中一个标准是德性标准，人人应以对道德的尊重感到光荣。当代社会，人的荣誉感也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荣誉感以对德性的尊重和对道德的践履感到光荣，而当今的荣誉悄然发生变化: 一是以金钱为荣。当今社会出现了以物质利益实现为荣的评判标准，以炫富为荣，以拥有金钱为荣，至于富有和金钱是以何种方法和手段获得的，则不去追究。以金钱为荣的评判标准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导致社会追求金钱、追求富有而不择手段，一些人为实现这一目的则漠视基本的道德底线，伤天害理，无恶不作。例如，为了达到一夜暴富的目的，铤而走险，贩毒、抢劫、生产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傍大款、收受巨额贿赂等等。说到底，这些行为是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偏离了道德底线所致。二是以索取为荣，即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就引以为荣。不管是讹诈还是偷窃，只要得到了就感到光荣。这两个方面都是评判光荣的标准出现了问题。评判标准出现偏离，则容易导致不能坚守职业道德。

人才选拔的标准、就业标准、从业标准等，需要以道德评判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考量标准。也就是说，当今人才的选拔、就业、从业的标准非常重视对能力的评判，才学是一个重要和关键的部分，但才学的关键不能取代道德的标准。能力高超而缺乏德性，不仅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反而对社会有害。例如一个人的医术高超，但唯利是图，其结果是行医无德，对病人不精心治疗，延误病情，适得其反。当今社会有很多技术精湛和能力极强的人出现职业道德上的问题，违法乱纪而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实际是给社会添堵，其恶劣影响是败坏了社会风气。职业道德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业者有可能有过硬的本领和技术，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但是道德水平低下，出现了在从业过程中失去基本的职业道德的严重问题。例如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使命，但个别医生却拐卖其所护理的孩子;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义务，但个别教师却对学生进行“性侵”; 有的法官不好好判案却徇私枉法，践踏法律的尊严，这些都是人职业道德出现了问题。因此对社会人才的评判标准、就业和从业的标准必须以道德评判作为能力评判的首要标准和基本的底线标准。

运用孟子尊贤使能的公共价值观念可以调节社会上评判标准不充分、不完善的弊端。孟子指出人才标准要以德性为优先标准，人才的德性对社会具有德性示范作用和力量的彰显作用，人才首先是贤才，贤才具有能力和德性的双重标准，德性是首要的，贤才坚守职业道德，出仕是为了大义。孟子说: “尊贤育才，以彰有德。”[5]尊重贤人，培养人才，目的是在社会上彰显德性的力量。孟子推崇得天下民心，而君子、贤人则是社会中民心所希望的社会形象，由此必须尊重贤能的人才，对贤才给予足够的重视。孟子认为对待贤才要极力尊重，还要给予适当的待遇，应该说是较好的待遇。这些对当今社会只重视技术和能力的标准是一个极有力的补充，借鉴这一人才标准对当下社会纠正社会职业道德不良、扭转社会风气具有极大的作用。这里并不是说道德评判是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标准和从业标准，而是说对人才的选拔、就业和从业需要有能力和技术的人才，但这些有能力和技术的人才必须具有基本的道德标准，是同样重要的双重标准，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不能作为人才进行选拔和任用。这在当下中国显得尤为必要，因为一些有能力的人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不仅对社会无功，相反对社会有害，还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治理腐败首要的是制定选拔人才、就业和从业的道德标准，管理上要进行诚信档案建立，实现整个社会诚信档案共享，通过人才选拔、就业和从业的诚信档案的建立和查阅，使整个社会形成尊重道德的氛围，规范了从业者的行为。

道德成为价值评判的基本和首要标准需要个人具有自律的独立人格精神，不被社会不良习气和行为所诱惑，养成独立的人格精神，坚守道德底线，道德优先。孟子的“大丈夫”人格精神对提升公共人格具有重要启示。孟子的“大丈夫”理想人格强调人格具有尊严和独立的精神，这对当前提升公共人格价值有重大启示。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依赖性和互补性日益增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这也使有些人的独立尊严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人格实际上被降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诸如拜金主义和拜官主义盛行，阿谀奉承，增长了社会贪污腐败风气，其结果是真正的人才得不到重用，一些丢丑败德的人被提拔任用，对国家和人民有害。孟子的抬高自我、人格平等、刚正不阿可以对这些现象进行适当调节。首先要有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一种自我的存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等级之分。自我意识的增强就意味着奋斗努力，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不能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其次是要有一种正义感，用正义维护人格的尊严，实现公共人格，公共人格是一种以道德为底线的人格，民众都认同这一人格。不能因为小惠不利而丧失了公共人格，始终要有一种“义”的尊严。当前的腐败现象中很多是不注重人格尊严而失去“义”的结果。人格尊严与独立表现在国家主体上，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在国际关系中，“大丈夫”人格也值得提倡，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不容侵犯。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协调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1] ［美］约翰·罗尔斯: 《万民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2] ［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3] ［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7页。

[4] 《周易·贲》，《周易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5] 《孟子·告子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