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有许多著名的学者，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鲁迅、沈兼士、曹聚仁、刘文典……这些名字都如雷贯耳，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都出自同一个人的门下，那就是章太炎。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的这番话奠定了后人对章太炎的评价基调，人们习惯于称章太炎为革命家，而忽视了他的学术成就。实际上，章太炎是我国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而他的革命也总是与学术分不开。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留下的藏书多达5000卷，后来家势衰微，章父立下“家训”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重振门楣。章太炎在外祖父和父亲的教导下学习文字音韵，研读《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等经典。16岁时，章太炎参加“童子试”，当时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面对此题，章太炎皱起了眉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国的领土被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百姓遭到外国人的欺压，这样的大清国，“灿烂”从何谈起？于是，他奋笔疾书，将满腔愤怒泻于笔端，最后呼吁道：“吾国民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
从此以后，章太炎毕生都致力于革命事业和国学的振兴。1897年，章太炎因参加维新运动被清廷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他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被捕入狱三年。1906年，章太炎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持《民报》，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从1905年起，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为钱玄同、鲁迅等留学生讲授国学经典。此后几年内陆续完成《新方言》《国故论衡》等著作，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哲学及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13年，遭到袁世凯囚禁。被囚期间，章太炎仍然为钱玄同等人讲学不辍。1934年，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极为重视讲学，虽然重病在身，依然坚持上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1936年春天，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讲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和《诸子学略说》。6月，刚给学生讲完《尚书》，不久，便猝然病逝。
章太炎生前，他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而他的味道又远远不止于疯、癫、狂三项。他学问广博，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他那些著作，更绝非普通文人学者所能结撰。章太炎去世后，许寿堂把章太炎的文句集在一起，作成挽联云：“内云颉籀儒墨之文，外云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诂；上无政党猥见之操，下无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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