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进步论

【国学笔记】

★讲哲理绝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事实上是不能量的，只能用理论计算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应该觉得的。

★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源上并无不合呢！

【品读大师】

清代国学的形态，以经学考据为中心，是国学全面总结的时期，三百年学术精深而博大，分量重而价值高。到了清末，曾国藩、张之洞等学者都认为一切学问都已被前人说尽，到了清代就已经是登峰造极，后人绝不可能再超过了。对于这种论断，章太炎先生不以为然。学问哪里是能够穷尽的，后来的人想要了解国学中的普通知识，大可以从前人的研究中得到，但是，如果要真正做学问，恐怕是不够的。清代考据学最发达，先生就以考据学为例，他说清代考据学的成就虽然很多，但是我依着他们的路径引申开来，也还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还有许多未开辟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怎么能说已经穷尽了呢？由此，章太炎先生呼吁：“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

章太炎先生具体提出了国学进步的三点：一是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二是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是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对于经学，先生认为，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但是“温故知新”仅仅是“足以为师”，谈不上是进步，治经必须要比类知原，才能有进步。前人治经，流于臆测妄断，而清人治经，又仅求一字、一句的妥当明白。因此我们后人再来治经，古书上的疑难问题已经由前人讲明白了，我们就不必再做那些“擘绩补苴”的事情，可以在前人治经的基础上做到融会贯通，由此便可以使经学进一步发展。

如何能够做到融会贯通呢？章太炎先生强调说，治经不可不读史。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某一时期的历史，因此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研究历史，都知道要先看通史，再研究断代史，这样才能通透高远，不至于眼光狭隘。同样，我们治经，也必须先研究通史，治经若不与研究通史相结合，就相当于研究断代史而不看通史一样糟糕，如何能有成果？因此，先生提出治经要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贯通。那么究竟什么叫作比类求原呢？简单地说，就是“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先生认为，这样一来，经学家最忌讳的武断和琐屑的毛病，就可以避免了。而从中可以得到的新知识，也将不可限量。

至于哲学，章太炎先生认为要“直观自得”，先生强调说：“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先生这番话是针对前人所说的，晋代哲学为清谈，嘴上说说但并无根据；宋明理学，渐有所证；而清代专门在文字上下功夫，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

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发情止义”出自《诗序》，文章里所讲的“情”是指喜怒哀乐的“情”，而“义”是指礼义的“义”，而先生将这句话的含义引申了，“情”指“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指“作文的法度”。先生举例说，桐城派的文章，细细读来总觉得无味，原因在于他们的文章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苏东坡境遇不佳，诗中写抑郁不平的还多，而随便应酬的诗也很多，就损失他的价值了；杜甫身遇乱世，又很穷困，诗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数，其他也不免到一处写一首的。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总之，文学不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

章太炎先生提出的国学进步的三点，在今天看来并不觉得新鲜，然而如果回到先生所在的年代，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意义了。声势浩大、成果辉煌的“乾嘉学派”，标志着国学的鼎盛期，然而到了清朝末期，国学渐渐走向衰落，文人学者故步自封，在学术上少有进步和创新，章太炎先生由此提出追求进步的口号，无论在什么年代，这种求进步、求创新的精神都是治学所不能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