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笔记】
★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
【品读大师】
朱自清认为，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第一种私家著作《论语》开创了以记言为主的议论文，朱自清说：“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他认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代表作有《老子》《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等。再进一步，就是恢张的论，如《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寓言”，借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也是继承《庄子》的神族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说辞时还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开了后来辞赋的路。
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事实上，私家著作的出现，使得学术日渐平民化。著作越来越多，流传也越来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朱自清认为《春秋左氏传》就是记事文的里程碑。《左传》从分国记言的《国语》中取材很多，朱自清说它“铺排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了这部书”。《左传》最擅长战争的记载，能够把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战场描写更是栩栩如生。
《左传》之后，记事文的代表作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朱自清认为《史记》的文字最大的贡献在于描写人物。写人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左传》写事更难。朱自清引班彪论《史记》的“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来说明司马迁写人也是行文委曲自然。又说他“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不错的”。
到了赋的时代——汉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朱自清认为一切的文体，都受了赋的影响。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简明，到了东汉，散行里夹着排偶，此后，排偶用得越来越多。西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从东汉到魏，则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随着句子长度的增加，“骈体”文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抒情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
有关于“文”的定义，朱自清比较认可萧统和梁元帝的观点。萧统在《文选》里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认为是“文”，才选在他的书里。而梁元帝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意思是，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做“文”。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不包括章奏等应用文式的骈体。朱自清说，汉代把诗赋称为“文”，把记言、记事之作称为“文辞”或“文章”。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后来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可谓“附庸蔚为大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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