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古文翻译

【原文】

铭金人云：“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夺其翼，善飞者减其指，有角者无上齿，丰后者无前足，盖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鼫鼠五能，不成伎术。”

【译文】

铭刻在金人身上的文字说：“不要多话，多话会多受损；不要多事，多事会多祸患。”这是多么中肯的训诫啊！擅长行走的动物就夺去它的翅膀，善于飞行的动物就减少它的脚趾，头上长角的动物不长上齿，后肢发达的动物前肢退化，这大概是自然的法则不让生物兼具各种长处吧！古人说：“做得多而做好的不多，还不如专心做好一件事；鼫鼠有五种本事，可都不精通。”

【原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绘画、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

【译文】

近代有两个人，都很聪明，他们兴趣广泛，可是却一无所长，经学经不起人家提问，史学够不上和人家讨论，文章不能入选集录流传，书法字迹不堪存留把玩，给别人卜筮六次才中三次，为别人治病十人才有五人痊愈，音乐水平在几十人之下，弓箭的技能又跟众人差不多，天文、绘画、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诸如此类，只是懂个大概，都不精通熟练。可惜啊！凭这两位的灵气，如果专攻一门学问或专学一种技能，应该完全能达到很精妙的程度。

【原文】

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原其体度：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总此四涂，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或无丝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为时所纳，初获不赀之赏，终陷不测之诛，则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之类甚众。良史所书，盖取其狂狷一介，论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为也。

【译文】

向君王上书，议论国家政事，起自战国时代，到汉代的时候就更加盛行。探究它的体制：一是直接指责人君短长的，属谏诤一类；二是揭露群臣得失的，属讼诉一类；三是陈述国家利弊的，属对策一类；四是利用对方的好恶来阿附裁夺的，属游说一类。总的说来，这四类人都是靠出卖忠诚以谋取职位，靠卖弄嘴皮子以求取利禄。这样不但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可能带来不被人君理解的困扰，即使有幸使人君感悟，陈述的建议符合时宜而被及时采纳，开始或许能得到过重的赏赐，但终究还是难逃无法预测的诛罚，历史上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教训。有学问的史官之所以记录这些，都是为了赞扬其狂放耿直的性格，以及他们敢于评论时政得失的勇气罢了，事实上，这不是正人君子和守法度之人所为。

【原文】

今世所睹，怀瑾瑜而握兰桂者，悉耻为之。守门诣阙，献书言计，率多空薄，高自矜夸，无经略之大体，咸秕糠之微事，十条之中，一不足采，纵合时务，已漏先觉，非谓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发奸私，面相酬证，事途回穴，翻惧愆尤；人主外护声教，脱加含养，此乃侥幸之徒，不足与比肩也。

【译文】

我们现在看到的怀才抱德之士，都以做这种事为耻。那些守在门庭趋于宫阙向君王上书的人，多数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且为人浅薄，还爱自我吹捧，其实并没有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他们做的那些都是一些琐碎之事，十条中没有一条是可以采纳的，即使有些是合乎当前事务的，那也是君王早已认识到的，而并非是君王不知道，只怕是人家明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实行罢了。一些上书之人被揭发怀有奸诈谋私，当面与人对质，事情在中途变化，反而担心自己会得到惩罚；君王为了对外保持朝廷的声威教化，也许会包涵他们，但这只能算是侥幸而已，人们是不值得与他们并肩为伍的。

【原文】

谏诤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尔，必在得言之地，当尽匡赞之规，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至于就养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则罪人。故《表记》云：“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论语》曰：“未信而谏，人以为谤己也。”

【译文】

直言进谏的人，是要纠正人君过失的，他必须在该说话的地方，尽力去规劝，以尽其辅佐责任，不容苟且偷安，低头塞耳，对政事不闻不问；至于侍奉君王，最重要的是要得法，不要超出自己职权范围去思考问题，如果去干预职权以外的事情，就很可能成为朝廷的罪人。所以《表记》说：“侍奉君王，若关系疏远还要去劝谏，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谄媚；若关系亲密却不去劝谏，那就是只受禄而不尽职责了。”《论语》说：“当你还没有取得信任而去劝谏，人们就会认为你在诽谤他呢。”

【原文】

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世见躁竞得官者，便谓“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也。见静退未遇者，便谓“弗为胡成”；不知风云不与，徒求无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胜算乎！

【译文】

君子应当操守真理、崇尚德行，蓄积声望，等待时机，即使一生都得不到官职，那也只能听从天命的安排了。有的人自己去投机钻营，争夺权势，不顾羞耻，与人比较才能，斟酌功绩，居功傲物，声色俱厉，反对这个又得罪那个；有的人以宰相的缺点作为要挟的根据，从而获得酬报；有的人在人面前张扬鼓噪，以混淆人们的视听，从而求得早日被起用。如果靠这些手段取得官职，自以为有才能，那实际上与肚子饿而偷吃，身子冷而偷衣又有什么两样呢！有些人看到那些躁进奔走的人能得到官职俸禄，就会说“如果不去索取，哪里会有收获”；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时运到来的时候，即使你不去求取也会获得。看见那些心静谦虚的人没有被重用，就会说“不去争取怎么会成功呢”；这是因为他们也不明白时机未到，即使你再去追求，也是徒劳。所以说，凡不求而得的人，求而不得的人，怎么能算得尽呢！

【原文】

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动女谒。拜守宰者，印组光华，车骑辉赫，荣兼九族，取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风尘，便乖肃正；坑阱殊深，疮痏未复，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亦复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不能通达，亦无尤焉。

【译文】

北齐到末世的时候，许多人依附外戚来贿赂宫中宠妃为自己求托。这些人一旦被任职为地方长官，就会官印绶带，奢华艳丽，车马显赫，九族之内无不享受荣耀，富贵取于一时。可是一旦被执政者看做祸患以后，就会被窥视考察，靠钱财得到的利益，也会因钱财遭受危险，稍微沾染上世俗不洁之事，就会违背公正严肃的原则；陷阱深不可测，受的创伤也很难恢复，就算可以免于一死，但没有不使家庭破裂的，这时再怎么后悔，也晚了。我从南到北，从来都不跟人谈论我的身份地位，尽管不通显发达，但是自己倒也不怨天尤人。

【原文】

王子晋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此言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议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然而穷鸟入怀，仁人所悯；况死士归我，当弃之乎？伍员之托渔舟，季布之入广柳，孔融之藏张俭，孙嵩之匿赵岐，前代之所贵，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

【译文】

王子晋说：“帮别人做饭的时候自己可以闻到香味，帮别人打架的时候自己却会受到伤害。”这话的意思是说要参与好事，而避开坏事，不能与他人拉帮结伙去做不仁不义之事。凡是有损于人的事情，都不要参与。就连无处可栖的小鸟投入人的怀抱时，心地善良仁慈的人都会可怜它；更不要说那些敢死的义士来投靠我了，我怎么能舍弃他们呢？伍子胥被渔父搭救，季布被人藏在广柳车里，孔融掩护张俭，孙嵩隐藏赵岐，这些行为都为前人所崇尚，也是我所奉行的。就算为此而受到牵连，我也心甘情愿，死而无憾。

【原文】

至如郭解之代人报仇，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

【译文】

至于像郭解那样替人报仇，灌夫为人怒责田蚡索求田户，这都是游侠之士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君子要做的。倘若因有逆乱的行径，而受到君亲的惩罚和怪罪，那就不值得同情了。当亲友有危难的时候，是不应该吝惜自己的财产和能力的；倘若有人居心叵测，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我是不会教你们去怜悯他们的。像墨子这一类的人，世人都认为他们是热心肠；而像杨朱这一类人，世人又都认为他们是冷心肠。心肠不能太冷，但也不能过热，而是应当按照仁义来规范节制自己的言行。

【原文】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东学士与关中太史竞历，凡十余人，纷纭累岁，内史牒付议官平之。吾执论曰：“大抵诸儒所争，四分并减分两家尔。历象之要，可以晷景测之；今验其分至薄蚀，则四分疏而减分密。疏者则称政令有宽猛，运行致盈缩，非算之失也；密者则云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

【译文】

以前我在修文令曹时，曾遇山东学士和关中太史争论历法，参与争论的共十几个人，数年说法纷纭，以致需要内史下公文交付议官去详议。我发表议论说：“大家所争论的大概是‘四分历’和‘减分历’两家罢了。通过日影来观测推算天体运行是很关键的；现在根据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日食、月食相验证，就可以看得出‘四分历’显得有些粗疏浅略，而‘减分历’却又显得过于精细缜密。主张疏略的一方认为，政令尚且有宽猛之别，而天体的运行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也会有前后之分了，这并不是历法计算的误差；而主张细密的一方则认为日月运行虽然快慢有别，但是只要计算的方法运用的正确，则照样可以预知它们运行的度次，而不存在灾祥的说法。”

【原文】

“用疏则藏奸而不信，用密则任数而违经。且议官所知，不能精于讼者，以浅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当也。”举曹贵贱，咸以为然。有一礼官，耻为此让，苦欲留连，强加考覈。机杼既薄，无以测量，还复采访讼人，窥望长短，朝夕聚议，寒暑烦劳，背春涉冬，竟无予夺，怨诮滋生，赧然而退，终为内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

【译文】

“如果采用疏略的‘四分历’则可能会因隐藏奸邪而不可信；采用细密的‘减分历’虽是顺应了天数，但是却违背经义。况且议官所知道的，也未必比争论的双方精通，让才疏学浅的人去评审才识渊博的人，怎么会有人信服呢？既然不是律令应该负责的，最好不要去由他们裁决。”令曹上下，都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有一个礼官，却以这种谦让为耻，怎么都不想放手，用尽一切办法加以验核。但他才疏学浅，所以并没有测量的办法，于是只好没完没了地去采访争论的双方，想以此来分出优劣，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议论，暑去寒来，不厌其烦，春去秋往，竟然还是没有结果，并且招致了抱怨和嘲笑，他也不得不羞愧而退，最终受到内史的斥责：这就是因为追求好名声而给自己招致的耻辱。

【评析】

古代的一个铜人背上刻的铭文说道：“别多说话，话多灾难也多；不要多事，事多祸患也多。”由此引发了颜氏的《省事》这篇文章。不过此省事非彼省事，它跟我们今天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不同的，其确切的含义是：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这样才能做好该做的事，这同道家所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相同之处。中国古人专门明确指出省事，并以此来教导子孙的例子并不多，但是，他们的家教无时无处不渗透着这方面的内容。

清人汪辉祖，萧山（今属浙江）人。汪辉祖小时候家境贫寒，其父汪楷终生不得志，但是却十分注意对儿子的教育。他问儿子读书是为了什么，汪辉祖说是为了将来可以做官。汪楷连连摇头说：“你说错啦！做官当然也是读书的目的之一，但做官是不能够求得的。求做官，未必能够做人；如果求做人，即使没有官做，也不失为一个好人。如果运气好，你将来做了官，那么一定要做好官，一定不能让老百姓唾骂，一定不能贻害于子孙后代，这些你千万要记住！”从这短短几句话里，可以看出该做的事做好，不该做的事不要去做。读书，即为该做的事，所以要去做好，进而好好做人。一旦做了官，就一定要在其位谋其职，做好官，恪尽职守，为百姓造福。千万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否则将会遭到百姓的唾骂，还会贻害子孙后代。在当时，有这样见识的人是很少见的。

汪辉祖年仅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汪楷死后留下一妻一妾，妻王氏，妾徐氏，汪辉祖是徐氏所生。丈夫死后，家里一下陷入更窘迫的境地，尽管这样，汪辉祖的母亲始终都没有放松对儿子的教育。有时教儿子读书，汪辉祖没有达到要求，生母徐氏手持棍棒，令汪辉祖跪下，接受处罚，王氏则在一边流着眼泪加以教诲。到最后，往往是母子三人丢掉棍棒，流泪不止。家中没有食物时，王氏和徐氏都声称身体有病，吃不下饭，省下饭食来给孩子吃。

汪辉祖就是在王氏和徐氏这样的教育和爱护下成长的。长大以后，汪辉祖出去当县里的幕僚，主刑名之事。这时候，王氏谆谆告诫儿子道：“你父亲当年曾说过，人生最悲惨最可怜的，莫过于被关进牢狱中。所以他当年每惩处一个人，就会好几天心中不快，说：‘他难道不怨恨被刑罚处置吗？’你出去当刑名师爷，应当懂得你父亲的宽厚之心。”每当汪辉祖办完公事回家，王氏和徐氏必然要问儿子有没有定人死罪，有没有破人之家。如果汪辉祖回答没有，就十分喜悦，如果汪辉祖婉转告诉母亲确有人被处死，因而导致家破人亡，虽然是根据法律不能免的，王氏和徐氏仍然从心里觉得难过，总是相对泪流不止。王氏尤其不喜欢说别人的过错，有时汪辉祖说起别人的过错，王氏便说：“只要你能不犯这样的过错，就行了，这个人的过错跟你有什么相干？”不让儿子再提别人的过失。

徐氏平时身穿布衣，亲自劳作。遇饥荒之年，每天亲自织一匹布，换三斗米回家过活，即使身患疟疾，也不肯停止。一床棉被盖了二十多年，却不肯换一换。

汪辉祖就时时处在这样的教育、感化环境中，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汪辉祖考中进士，任湖南宁远县知县。他为官廉洁平和，又十分熟悉史籍，断绝案件，常被夸赞。另外他又十分关心民生疾苦，凡事都为老百姓着想，最终成为一个有名的良吏。当年他的父亲汪楷教育他求做官要先求做人，他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诲，并将它贯彻在了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

当年王氏和徐氏努力督促儿子读书，使得汪辉祖后来成为一个学者，史籍中称他“博文通识”。他长于姓名之学，注《史姓韵编》六十四卷，将二十四史中的列传、附传中的人物名按韵目编排，便于后人检索。又有《辽金元三史同名录》、《元史本证》等著作。他还参与过《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曾采访遗书，得四千五百多种，撰写其提要，送呈纂修《四库全书》的大学士，得到很高的赞誉。另外他也是清代的一个有名的诗人。

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是与他谨遵父亲母亲的教导分不开的。在为官的生涯中，汪辉祖始终坚持做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并努力将其做好，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比如谨遵母亲的教诲，不提别人的过失等。

可以说，颜氏是个家庭教育的楷模。他的很多教育主张在今天看来都不过时，有的即使不适用于今天的情况了，也还有可以借鉴的内容。在文中，他还提出了学贵专精，技忌多杂的观点。这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全才与专才的问题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因此，在今天的学习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颜氏说君子应该坚持真理，尊崇道德，蓄积声价，等待时机，要是一辈子都得不到一官半职，那也只能听天由命；不要去钻营，否则，即使是靠这种方式得到了一官半职，那也跟偷盗没什么两样。可见颜氏是在劝导子孙要对富贵显达、高官厚禄看得轻些。虽然他苦口婆心地事事告诫子孙要远耻避祸，但并不是要他们见义不为，当仁远让。问题是必须坚持“为善则预，为恶则去”，即别人做好事可以参与，别人做坏事则必须远离。他要求子孙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要以仁义为尺度，分清善恶、是非、掌握分寸，做到“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在南北纷争、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之际，能够做到这些，足可见颜氏处世哲学的闪光之处了，至今对世人仍然具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