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辞第十八

【原文】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

【译文】

九州之人，所说的语言各不相同，自古已然。《春秋公羊传》用齐国的俗语记载历史，《离骚》用楚地的语词写成经典，它们的出现大概是明确方言差异的最早的说法。后来扬雄著《方言》，针对这方面做了大为详备的论述。不过这本书也都是考证事物名称的异同，而没有显示读音的正确与否。直到郑玄注释《六经》，高诱注解《吕氏春秋》、《淮南子》，许慎著《说文解字》，刘熹著《释名》，方开始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标明文辞的读音。

【原文】

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覈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

【译文】

但是古音与今音是有差别的，其中语音的轻重、清浊，还没有能了解，再加上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的注音方法，更使人疑惑不解。孙叔言著《尔雅音义》，他是汉末人唯一懂反切注音法的。直到曹魏时期，这种反切注音法方大为流行。高贵乡公曹髦因为不懂得这种反切注音法，所以被人们当做一件十分怪异的事情。此后，韵书层出不穷，这些书开始出现时，还有方言的记录，相互非议讥笑，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到底也不知道孰是孰非。后来大家有了统一的注音标准，即都用帝王都城的语音，同时参与比较各地方言，考核古今语音，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经过权衡斟酌，最后得出只有建康音和洛阳音可取。南方水土柔和，语音清亮悠扬，发音急切，其不足之处就是发音浅浮，且多鄙陋粗俗的言辞。

【原文】

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方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

【译文】

而北方山川深邃浑厚，语音低沉厚重而迟缓，体现了北方人质朴正直的个性，并且言辞中保留了很多古语。不过，要是说起官宦士子的语言，则南方远远优越于北方；而北方的市井平民的语言则是大大胜过南方的。如果先让他们交换服装，然后再让他们交谈，南方的士大夫与平民在说过几句话后，便可轻易分辨其身份；倘若是北方的官员和平民，你听一天也很难将其区分开来。不过南方的语言由于受到吴语和越语的影响，北方的语言也夹杂着外族的语言，因此它们都有很大的弊病，在此我就不一一说明了。其中有轻微错失的，如南方人把“钱”读作“涎”，把“石”读作“射”，把“贱”读作“羡”，把“是”读作“舐”；北方人把“庶”读作“戍”，把“如”读作“儒”，把“紫”读作“姊”，把“洽”读作“狎”。

【原文】

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译文】

像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他们的错失都很多。我到邺城至今，只知道崔子约、崔瞻叔侄二人，李祖仁、李蔚兄弟二人在语言方面略有研究，稍稍做了一些切磋补正之事。李季节著《音韵决疑》，差错百出；阳休之著《切韵》，又非常草率粗略。我家的儿女，虽然还在很小的时期，但也已逐渐纠正过失了。所做器物，如果没有经过认真查阅考证相关书籍，就不敢随意称呼，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

【原文】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苍颉训诂》，反“稗”为“逋卖”，反“娃”为“於乖”；《战国策》音“刎”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

【译文】

古今的言语，由于习俗风气的不同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著书作文的人，由于所处南北地域的不同而在语音上也有所差别。《苍颉训诂》中，“稗”注音为“逋卖反”，“娃”注音为“于乖反”；《战国策》注“刎”音为“免”；《穆天子传》注“谏”音为“间”；《说文解字》注“戛”音为“棘”，将“皿”读作“猛”；《字林》注“看”音为“口甘反”，注“伸”音为“辛”；《韵集》中把“成”、“仍”、“宏”、“登”合为两个韵，又把“为”、“奇”、“益”、“石”分为四个韵部；李登《声类》将“系”注音“羿”，刘昌宗《周官音》将“乘”读作“承”；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必须加以考核校正。

【原文】

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玙璠，鲁之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

【译文】

前人标注的反切，又有很多不太妥帖的地方。比如徐仙民《毛诗音》将“骤”的音注为在“在遘反”，《左传音》将“椽”音注为“徒缘切”，像这样依从相信的反切，也很多。今天的学者，也有将语音读错的，难道古人是什么奇特之人，因此我们一定要沿袭他们的讹误吗？《通俗文》说：“入室求曰搜。”（服虔）把“搜”的音注为“兄侯反”。这样一来，“兄”不就应该读作“所荣反”了吗？当今北方民间流行这个读音，这也是古代言事中不能沿用的例子。玙璠，是鲁国的宝玉，“玙璠”的当作“余烦”，江南的人都将“璠”读作“藩屏”的“藩”音。岐山的“岐”音应该读作“奇”，江南的人却将它读成“神祇”的“祇”。江陵沦陷后，这两种读音就流传到了关中地区，不知道它们依据的是哪些经书典籍。以我的才疏学浅，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原文】

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

【译文】

北方人的语音，大多数将“举”、“莒”读成“矩”；只有李季节说：“齐桓公与管仲在台上商议讨伐莒国之事，东郭牙远远地看见桓公的嘴张开而合不上，因此断定他们谈论的正是莒国。这样看来，‘莒’、‘矩’二字的拼读是不一样的。”像这样的人就是懂音韵的人了。

【原文】

夫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译文】

物体本身是有精良和粗劣之别的，我们称精良的为好，称粗劣的为恶；人根据其自身的情感而对事物有取有弃，我们就称这种取或弃为好或恶。后一种好、恶的读音始于葛洪、徐邈。而黄河以北地区的学士读《尚书》时却将“好（呼报反）生恶（乌故反）杀”读作“好（呼皓切）生恶（乌各切）杀”。这种一面取评论物体质地的读音，一面却表达人的感情之义，就非常说不通了。

【原文】

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

【译文】

“甫”是男子的美称，古书多通假为“父”字；北方人都依本字而读，没有一个人将“父”读作“甫”音，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二者的通假关系。只有管仲、范增的号，必须按照“父”字的本音来读。

【原文】

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于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译文】

据考证：各字书将“焉”解释为鸟名，或解释为虚词，且都注音“于愆反”。自葛洪著《要用字苑》起，方开始区别“焉”字的读音释义：如果解释成“何”、“安”，则应读作“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容”、“焉用佞”、“焉得仁”之类的句子就是这样；如果“焉”字是用作句末或句中的语气词，则应读作“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的句子就是这样。江南至今还是流行这两种不同的读音，字的意思就简单易懂；而黄河以北将这两种读音混成一个读音，虽然这是遵从古音，但是于今天却不能通行。

【原文】

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云：“天邪地邪？”《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难者曰：“系辞》云：‘乾坤，易之门户邪？’此又为未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译文】

邪，是语气词，表示疑问。《左传》说：“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说：“天邪地邪？”《汉书》说：“是邪非邪？”这类“邪”字就是用来表示疑问的语气。而北方人却把“邪”字读成“也”，这就错了。有人责难我说：《系辞》说：‘乾坤，易之门户邪？’这个‘邪’字也是用来表示疑问语气吗？我说：怎么不是呢？前面先提出问题，后面才陈述阴阳之德的道理来做裁断呀。

【原文】

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诸记传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

【译文】

江南的学士读《左传》，是靠口授递相传述，他们自己规定音读章法，军队自己战败说“败”（蒲迈反），打败敌国军队说“败”（补贩反）。在各种说法中都没有见过“补贩反”这个注音。徐仙民所读的《左传》，仅有一处注的是这个读音，也并未说清自己被打败和将别人打败的差异之所在，这就显得牵强附会了。

【原文】

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谑，自陈“痴钝”，乃成“飔段”，元帝答之云：“飔异凉风，段非干木。”谓“郢州”为“永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诫。

【译文】

古人说：“整天享用精美食物的人，很少有品行端正的。”这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自我满足，不能克制私欲，勉励自己。我发现那些王公权贵，他们的语音大多都不纯正，这也是他们在内受到下贱保傅的熏染，在外又缺乏良师益友的教诲帮助的结果。梁朝有一个人，被封为侯爵，他曾经和梁元帝一起饮酒戏谑，自称“痴钝”，却读成了“飔段”。元帝说：“按你的读法，‘飔’就不同于凉风，‘段’就不同于段干木了。”那人又将“郢州”读作“永州”。元帝把这件事说给简文帝听，简文帝说：“庚辰日吴人入楚郢都的‘郢’却成了后汉司隶校尉鲍永的‘永’。”像这样的读音错误，那些王公权贵张口就是。元帝亲自教导那些公子侍读，就将这些作为例子以示告诫。

【原文】

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此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纤”；名琨，自称为“衮”；名洸，自称为“汪”；名，自称为“獡”。非唯音韵舛错，亦使其儿孙避讳纷纭矣。

【译文】

黄河以北的人将“攻”字读为“古琮切”，与“工”、“公”、“功”三字读音不同，这是大错特错。近代有个人名叫“暹”，他自己把“暹”读作“纤”；有个人名叫“琨”，他自己把“琨”读作“衮”；有个人名叫“洸”，他自己把“洸”读作“汪”；有个人名叫“他自己把”读成“獡”，这不仅错在音韵上，而且也使子孙后代的避讳变得杂乱无章了。

【评析】

颜氏在这里所说的“音辞”，指的是文字的读音问题。颜氏在这里告诉我们，方言虽然客观存在，但人们又在不断追求语言的统一。改变“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的状况，以有利于思想的交流，这是颜氏的迫切愿望。统一语音非常重要，任务也非常艰巨，距离颜氏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汉民族语言依然存在七大方言区，推广普通话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证明。

颜氏指出由于习俗风气的不同以及撰写文章的作者有地域（楚地人和中原人）的差异，所以导致古今语音相差很大。颜氏特别提醒一些学者注意，以前的反切，很多都无法拼出正确的读音，所以要格外注意读音问题，不要读错字，不要沿袭古人的错误，这也是对子孙的教诲。颜氏对字词的读音非常重视，对音韵学也非常有研究，造诣颇深。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才疏学浅，这里固然含有谦虚的意思，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语言的博大精深。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颜氏才专门对子孙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颜氏很重视对孩子的语言教育，重视到连孩子的发音、言辞都很注意，在幼儿时就逐渐纠正他们的读音，并把孩子发音的错误都当成是自己的过失。这种教育方式很值得提倡。儿童时代是一个人学好语言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重视纠正他们的发音错误，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这也是颜氏治学严谨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对幼年孩子的教育上，注重这方面教育的古人也不是少数。从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须知》中我们依然可以受到一些启示。

朱熹在对儿童的教育中，突出“讲”、“习”、“化”这三个字。所谓“讲”就是指道德灌输；“习”就是指习惯培养；“化”就是指熏陶变化。为了培养子侄们良好的习惯，他制定了详细的儿童行为准则——《童蒙须知》，其中一部分是专门来规范儿童应该怎样读书习字的，现摘录如下：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意自现”，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绝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摺。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此外，起床睡觉、说话走路、吃饭饮酒、待人接物都有规则，从而对儿童进行全面化教育。像这样从小就注意培养孩子良好习惯的教育方法是很值得推崇的。儿童时期是习惯形成的时期，抓住这个时机，培养孩子正确的行为习惯，比等到孩子养成不良习惯后再纠正，要容易得多。朱熹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制订了《童蒙须知》，其要求的行为习惯是符合当时社会规范的、是文明礼貌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行为习惯。

颜氏之所以将读音独立成篇，可见其对读音的重视程度。之所以会这样，当然跟颜氏深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分不开。此外，就是颜氏对子孙要求严格，注意从小培养孩子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的好习惯。发音看似小事，但事实上这是对孩子学习态度的考验。关注这些细节都是为孩子将来做大事打基础的。

除此之外，颜氏还认为人的品行跟语言有着一定的联系。他在文中提到，古人说过：“整天享用精美食物的人，很少有品行端正的。”颜氏分析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自我满足，而不能克制勉励自己。颜氏由品行的不端联系到语言的不纯正，他发现一些王公贵族的语音多不纯正。究其原因：在内受到低贱保傅的感染，在外又没有良师益友的指点和帮助。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语言、字音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行。所以一定得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孩子。要学好语言，读准字音，从中可以引申出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二是要有良好的语言环境；三是要有比较高明的老师。这些依然适用于今天。

今天，如果不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我们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考证一些古籍的字音，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的，那么，要想达到理想的沟通交流的效果，语言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从小不培养自己发音吐字方面的能力，或者在平时不注意文字的读音，那么错误将很难避免，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之所以大力推广普通话，是为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更顺畅的沟通途径。学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不仅对字词声调要正确无误，还要注意字词的读音一定不能弄错了。字正腔圆的发音，优雅自信的谈吐，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同时也能从中看出他的道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