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艺第十九

【原文】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译文】

楷书、草书等书法，是应该稍加留意的。江南有条谚语说：“咫尺书信，就是你给千里之外的人看的脸面。”今天的人们继承了两晋、刘宋以来的风气，留心研习书法，因此在这方面不会觉得为难窘迫。我小时候继承家传的学业，再加上自己天生就喜欢书法，见到了很多书法范帖，也在赏玩研习上下了很大工夫，但是终究不见书法水平有所提高，这大概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分的缘故吧。然而这门技艺也不必学得过精。因为巧者多劳，智者多忧，一旦常常受人支使差遣，你就会觉得精通书法是一种负担了。魏代书法家韦仲将告诫儿孙千万不要学书法，还是不无道理的。

【原文】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译文】

王羲之是位风流才子，他潇洒不受约束，没有人不知道他的书法，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其他方面的特长就都被掩盖了。萧子云常常感叹说：“我撰写了《齐书》，刻印成一部典籍，书中文章弘扬大义，我认为很值得一看；可是最终却只是由于抄写得精妙，靠书法出了名，也算是怪事了。”王褒出身高贵，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到了北周后，他也依然得到礼遇。由于他擅长书法，所以便常常为人书写，困顿于碑碣之间，辛苦于笔砚之役。他曾后悔地说：“如果我不会书法，大概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劳碌了吧？”因此，千万不可以精通书法而自命不凡。当然了，地位低下的人，因写得一手好字而被提拔的事例也很多。所以说，道业不同的人是不能谋划到一起的。

【原文】

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是右军年少时法也。

【译文】

梁武帝秘阁珍藏的图书、字画散失以后，我见到了很多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草书作品，家里也曾收藏十卷；看了这些作品后，才知道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等人的字，无不是学王羲之的字体格局，可见王羲之的字应是书法的渊源。萧祭酒晚年时的字有所变化，这种改变就是转向王羲之年轻时所写的书体。

【原文】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

【译文】

东晋、刘宋以来，人们大多通晓书法。所以一时形成了风气，在人们中互相产生了影响，所有的书籍文献都写得楷正可观。虽然其中难免也会出现个别俗体字，但损害不大。这种风气直到梁武帝天监年间也都还没有改变；到了大同末年，异体错讹之字逐渐产生并大量出现。萧子云改变字的形体，邵陵王常使用错别字；朝野上下都风起效仿，作为模式，如此画虎不成反类犬，造成很大的损害。有的将一个字简化成只有几个点，有的将字体随意安排，任意改变偏旁的位置。从此以后的文献书籍几乎没法看了。

【原文】

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洎于齐末，秘书缮写，贤于往日多矣。

【译文】

在经历了长期的兵荒马乱以后，北朝的书写字迹鄙陋不堪，再加上擅自造字，字体比江南一带还要粗俗拙劣。以至于出现将“百”、“念”两字组合成“忧”字，“言”、“反”两字相组合成“变”字，“不”、“用”两字组合成“罢”字，“追”、“来”两字组合成“归”字，“更”、“生”两字组合成“苏”字，“先”、“人”两字组合成“老”字。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遍见于经书典籍中。只有姚元标擅长楷书、隶书，专心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跟从他学习的门生很多。到了北齐末年，掌管典籍文献的官吏所抄写的书籍，就比以前好了很多。

【原文】

江南闾里间有《画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托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也。

【译文】

江南民间流传有《画书赋》一书，是陶隐居的弟子杜道士撰写的；这个人不怎么认识字，却轻率地规定字体的法则，还假托名师，世人就以讹传讹，信以为真，实在是误人子弟。

【原文】

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萧贲、刘孝先、刘灵，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玩阅古今，特可宝爱。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

【译文】

擅长绘画，也是件好事；自古以来的名士，很多人都有这本领。我家曾保存有梁元帝亲手画的蝉雀白团扇和马图，他的画技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梁元帝的长子萧方等特别善于画人物肖像，在座的宾客，他只要用笔随意点染，就能画出几位逼真的人物形象，拿了画像去问小孩，小孩都能指出画中人物的姓名。还有萧贲、刘孝先、刘灵，除了精通文章学术之外，也善于绘画。赏玩古今名画，确实让人爱不释手。但是如果善于作画的人官位不显贵，那么他就会常常被公家或私人使唤，作画也就成了一种苦差。

【原文】

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

【译文】

吴县顾士端身为湘东王国的侍郎，后来任镇南府刑狱参军，他有个儿子名叫顾庭，是梁元帝时的中书舍人，父子俩都通晓琴棋书画，尤其精通绘画，因此常常被梁元帝使唤，他们也因此时常感到羞愧悔恨。彭城有位刘岳，是刘橐的儿子，担任过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富有才学，为人爽快，绘画技艺极高超，后来跟随武陵王到蜀地，下牢关战败后，他被陆护军弄到支江的寺院里去画壁画，和那些工匠杂处在一起。要是这三位贤能的人当初都不会绘画，一直只致力于清高德雅的事业，怎么会遭受这样的耻辱呢？

【原文】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宴集，常縻荣赐。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

【译文】

弓箭之利，可以威震天下，古时候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选择贤能，同时，学会射箭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江南的人将世上常见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叫做兵射，所以出身仕宦之家的儒雅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叫做“博射”，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较长，设有箭靶，宾主相见，温文尔雅，作揖相让，以此表达礼节。这种射箭对于防御敌寇，解救危难没有一点作用。经过了战乱之后，这种“博射”就不见了。北方的文人，大多通晓“兵射”，不仅是葛洪能用箭来追杀贼寇，而且在三公九卿宴会上，时常赏赐射箭的优胜者。虽然这关系到荣誉与赏赐，但是，用射箭去猎获飞禽走兽，我还是不愿意你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原文】

卜筮者，圣人之业也；但近世无复佳师，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生疑于卜，何者？守道信谋，欲行一事，卜得恶卦，反令恜恜，此之谓乎！且十中六七，以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赖也。世传云：“解阴阳者，为鬼所嫉，坎壈贫穷，多不称泰。”吾观近古以来，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辂、郭璞耳，皆无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信。

【译文】

卜筮，是圣人所从事的职业；只是近代再也没有出现高明的巫师，所占多数都没有灵验。古代，用占卜来解疑，而今天的人却对占卜产生了怀疑，是什么原因呢？凡是恪守道义，相信自己谋划的人，当他打算去办一件事，可是占卜时却得到了恶卦，于是反而令他恐惧不安，疑虑生于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况且，占卜十次，有六七次应验的就认为是占卜的高手了，实则对占卜只是略知皮毛，又不能说明其中原委。这就好比是猜奇偶正负，自然会有猜中一半的概率，这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世人传言说：“懂阴阳占卜的人，被鬼神嫉妒，一生坎坷穷困，多不太平。”我看近古以来，精通占卜的也就只有京房、管辂、郭璞三人了。此三人均未有官职，而且遭遇了很多祸患，于是这个传言就更让世人相信了。

【原文】

傥值世网严密，强负此名，便有诖误，亦祸源也。及星文风气，率不劳为之。吾尝学《六壬式》，亦值世间好匠，聚得《龙首》、《金匮》、《玉变》、《玉历》十许种书，讨求无验，寻亦悔罢。凡阴阳之术，与天地俱生，亦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圣既远，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

【译文】

倘若正好赶上世间法网严密，勉强地背负着占卜的名声，就会受到拖累，这也是一条祸根啊。至于看天文、观星象、测气候之类，一概不要去为此伤神。我曾学过《六壬式》，也遇过占卜的高手，收集了《龙首》、《金匮》、《玉变》、《玉历》等十几种占卜的书，探研之后发现书中所说并不应验，于是不久便开始后悔，也因此作罢了。大多数阴阳占卜之术，与天地同生，它昭示人间的吉凶祸福、施加恩泽与惩罚，是不能不信的；只是由于今天离圣人的年代太久远了，再加上世上流传的占卜之书，大都出于凡俗平庸之手，言辞浅薄粗鄙，很少应验的，多为妄说之词。至于有人在反干支日不敢远行，竟然遇害；有人在归忌日寄居在外，还是没有逃过祸害：拘泥于此类说法而多忌讳，也是没有什么益处。

【原文】

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江南此学殊少，唯范阳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晓此术。

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

【译文】

算术也是六艺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自古以来的读书人谈论天文，推定历法，都要精通算术。然而，可以在学别的本领的同时学算术，不要专门去学习它。江南通晓算术的人很少，只有范的祖暅精通它，他官至南康太守，黄河以北的人中多通晓这种学问。

医学方面，要达到高水准极为不容易，我不鼓励你们以此作为自己的专长。稍微了解一些药物的性能，略微懂得如何配药，居家过日子时能够用来救急，也就足够了。皇甫谧、殷仲堪就是这样的人。

【原文】

《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大同以末，斯风顿尽。然而此乐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

【译文】

《礼记·乐记》说：“君子无故不撤去琴瑟。”自古以来的名士，大多爱好音乐。到了梁朝初期，倘若贵族子弟不懂弹琴鼓瑟，就会被认为有缺憾；但到大同末年至今，这种风气已不存在。然而话又说回来了，音乐和谐美妙，非常雅致，的确意味无穷！今天所流行的琴曲歌词，虽然经过演变而与古代有了很大的区别，但还是足以使人听了神情舒畅。只是不要以擅长音乐闻名，不然就会被达官贵人所役使，身居下座为人演奏，以讨得残羹剩饭，备受屈辱。连戴安道这样的人都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更不要说你们了！

【原文】

《家语》曰：“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故也。”《论语》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然则圣人不用博弈为教，但以学者不可常精，有时疲倦，则傥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王肃、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此并勤笃之志也。能尔为佳。

【译文】

《孔子家语》说：“君子不做胜负的游戏，是因为它兼有走邪道的缘故。”《论语》说：“不是有玩博弈下棋等游戏的吗？干点这个，也总比闲着好！”话虽这样说，但圣人并不把这些作为教育的内容，他们只是认为读书人不应全身心地去研习罢了，偶尔疲倦了，就玩一玩来放松一下，这样总比一吃饱就昏睡或呆坐在那里要好些。至于像吴太子那样，认为这些毫无益处，因此命令韦昭写文章议论这件事；像王肃、葛洪、陶侃那样，不准学生们看、更不许碰，这大概是为了鞭策和坚定他们的志向吧。能这样当然好了。

【原文】

古为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茕，今无晓者。比世所行，一茕十二棋，数术浅短，不足可玩。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译文】

古代进行大赛时就用六根筷子，小赛时则用两个骰子，只是今天已经没有精通这种玩法的人了。今天所流行的，只是一个骰子十二棋，路数方法简单乏味，用来玩都没有意义。围棋有“手谈”、“坐隐”的名称，的确算得上是一种高雅的娱乐；但它却往往使人沉迷而无法自拔，从而荒废了许多正事，因此这也不能常玩。

【原文】

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弘正之子，会稽贺徽，贺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邺以来，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弹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

【译文】

投壶这种礼事，近代就更加精妙了。古代投壶，先往壶中装进小豆，以防止箭矢反跳出来。而今天投壶，却要故意使投进的箭矢能弹跳出来，并且弹跳出来的次数越多越高兴，于是就有了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等名目。其中最精彩的要数莲花骁了。汝南的周，是周弘正的儿子，会稽的贺徽，是贺革的儿子，他们都能用一个箭矢跳弹四十个来回。贺徽还曾设了小屏障，把壶放在屏障外面，隔着屏障投壶，百发百中。我到了邺都以后，也看见广宁王、兰陵王他们有投壶的设备，全国就没有一个人能投得弹跳回来。弹棋在近代也是一种高雅的游戏，用来消遣解闷，偶尔还是可以玩一下的。

【评析】

“杂艺”是六朝人习惯用语，指除经、史、文章以外的其他技艺。颜氏将其单独立篇，意为此非儒业根本，劝导子孙对其中有益于身心和应世者，可稍作涉猎，但不宜过精或沉迷。首先他告诫子孙学习书法不要太精，但是事与愿违，其第四代孙颜真卿便是著名的书法大师，正、草均精善，他的字人称“颜体”，这大概是颜氏所始料不及的。另外对于绘画、射箭、算术、医学、音乐、下棋等，颜氏的观点还是只要略通即可，都不要太精了。原因是如果太精了，往往会受人支使，受到屈辱。可见，颜氏为子孙划定的做人的底线就是不失尊严，不被羞辱。当时的社会现状使得颜氏产生这种不想让子孙精通六艺的观点，以求子孙能免遭屈辱，我们暂且不说这种主张是否正确，其出发点还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古人对于六艺的态度并非都像颜氏这样。孔子的母亲颜征以教子有方著称，她对孔子进行的教育就是首先教儿子学音乐。

早在孔子还不知事的时候，颜征就买来了很多乐器，有时自己为儿子吹弹，有时请人为儿子演奏，有时让儿子自己玩弄。邻里乡人不解其意，颜征对人们说，孩子现在还不懂事，但天长日久，他就会喜欢这些礼器了。做人要讲根基，办事要按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礼器最讲礼仪与规矩了，没有章法就演奏不出动听的乐曲。让孩子早一点懂得礼仪、音律、等级，对他日后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在母亲的引导和教育下，孔子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很小就学会了吹、拉、弹、唱。邻里有了婚丧等红白喜事，他挟着乐器跑去奏乐。孔子长大后，对音乐的爱好有增无减，简直到了胜过吃肉吃饭的地步。他到齐国听了《韶乐》，一连学了三个月，吃饭连肉味都觉不出来了。他说：“真没想到学音乐会使人达到这个境界！”孔子对音乐有很强的感悟能力。

有一次，孔子向鲁国的乐官师襄子学琴，他弹一支名曲，一连弹奏了十日也不换别的曲子。师襄子建议他换个曲子，孔子却说：“我已经熟悉这支曲子了，但还没有领悟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弹别的了。”孔子却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一段日子，孔子仍在弹那支曲子，师襄子不耐烦地说：“你已经了解它的用意了，可以换一支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描写的人物形象呢。”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终于停下不弹了，他默然有所思，向远处眺望，说：“我可能领悟到了，这个人又高又大皮肤很黑，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就是周文王吗？”师襄子听了非常惊讶，说：“这支曲就叫《文王操》啊！”

从此孔子对音乐钻研得更深了，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从音乐中能悟到许多深刻的道理。在各种乐器的奏鸣声中，孔子懂得了音和音之间存在着节拍，符和符之间有着一定的规律，音律协调好了，才能演奏出悦耳的音乐。于是，他告诉鲁国太师音乐演奏的道理，说：“音乐是可以懂得的，开始起来的时候，就是协调的，接着，五音是精粹的，节奏是明朗的，持续着缭绕不绝，终于完成了。”孔子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是精深的，他整理了“六经”之一的《乐经》。他从音与音之间存在的节拍，符与符之间有着一定的规律，联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想：音符调节好，才能演奏出悦耳的音乐；人际关系调节好，才能安守本分，克己复礼。正是在各种乐器音律协调的启示下，他悟出了一个深刻的为政道理，使他逐渐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调整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为主体的儒家思想，成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公私、义利、名分等各种关系搞得有章有法，调整得名正言顺，实在是一大发明创造。

孔母的这种音乐养成教子法，是很成功的，即用弹奏乐器来使孩子明理、修身进而成才。音乐是一种很细腻的艺术形式，他对人有很大的感染力，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颜氏不想让子孙精通这些主要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想让孩子受屈辱，今天，我们的家长就无须顾忌这些了。只要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就应该给孩子创造成才的机会，千万不要抹杀了孩子的兴趣爱好。

其他如颜氏文中提到的书画、算术、医学、下棋等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给了每一种人才成长的空间，不存在因什么而受辱的情况。《三字经》里说：“知某数，识某文。”即：要知道基本的算术和高深的数学，以及认识文字，阅读文学。数代表现在的自然科学，文代表现在的人文学科，知识的传授古今中外不过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类，而要想学好这些知识，就要从最简单的算术和认字开始一点一滴地积累。只有掌握了最基本的算术规律和法则，日后才能学习更加高深的数理运算和自然科学；也只有先学会读写最基础的文字，以后才能读懂艰涩深奥文章，才能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因此这些都是培养孩子文化底蕴的关键因素。当然，这还要看孩子是否对此感兴趣，是否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有的话，就不要埋没了孩子，没有也不要强求。

颜氏的观点还是可以借鉴的，即：要分清主次，弄清某个阶段孰轻孰重，避免孩子玩物丧志。但是如今我们已经不必对文中所说的六艺中的任何一艺存有偏见。因为当今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着高深的学问，只要能深入研究，就都会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