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的区别

我住在云南。于我而言，这里是真正的异乡，但既然不知乡关何处，异乡也就不显得陌生——像很多人一样，我籍贯在A地，出生在B地，在C地长大，在D地读大学，毕业后到E地工作，后来换了工作到F地，干了不到半年又来到G地……漂着，一直漂着，四处漂着，听上去似乎也不错，但置身其中、随波逐流，久而久之，就能体会到那深深的悲哀。

中国有着数目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中的一些群体被冠以特定的称谓、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漂在北京的，人称“北漂”，这个词时常跟盒饭和地下室搅在一起，代表了年轻人为实现人生目标而努力奋斗；漂在拉萨的，人称“藏漂”，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悠久历史更甚于“北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我放逐的理想主义者。“北漂”与“藏漂”，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实际上，在云南，特别是在大理、丽江等地，也聚集着数以万计的外来人口，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为了“干什么”而来，而是为了“不干什么”而来，完全可以纳入妙趣横生的官方用语“社会闲散人员”之列。什么也不干，待着，闲着，晃悠着，虚度光阴着，这些处于寄居或隐居、半隐居状态的人，也许可以称之为“云漂”，也许还可以说，代表了不合时代节拍的消极主义和避世主义。

没错，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消极主义者。我住在大理苍山脚下一幢半新不旧的居民楼里，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清晨5点多在崇圣寺的钟声和此起彼伏的鸡鸣中入睡，中午1点多在窗外疏懒的鸟叫声中醒来，假如偷懒多睡一会，起床时会传来隐隐约约的阵阵鼓乐声，那是一个名为“天龙八部影视城”的风景区里的例行表演。我是想说：云南是旅游胜地，但对于一个“云漂”来说，云南不只是、甚至就不是作为旅游胜地的云南；这本书里的云南，也并非“旅游书”中被一再重复的云南，而是漂在云南这几年，所感受、认识和理解的云南。简言之，这本书讲了云南特别是滇西北的几座城、几座山、几个人、几种文化、几样老手艺和几样特别的事物，试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解读当前真实的云南，对于充满了戏剧性的云南来说，这些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但我相信，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

用《海子》来开篇，多少出于一己之私。我大爱川西高原上的海子山，荒凉的原野遍布海子、游荡着摄人心魄的美；我也大爱诗人海子的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海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诗中的荒凉更甚于海子山，摄人心魂的美也更甚于海子山；我也很喜欢秋天的洱海，那深邃而沉静的蓝，无论看多久都不会厌倦。出于对种种“海子”的喜爱，我在这篇短文里纠正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小小谬误：云南人把湖叫做海，并非由于“高原人民向往大海”，而另有渊源。当然，这也只是一己之见，有不同见解的话，欢迎探讨，钻一钻历史的牛角尖，未尝不是一种乐趣。

这本书讲了三座城，三座几乎相邻的古城：大理古城、巍山古城和丽江古城。这三座古城都可谓“边城”，却足以代表国内现存古城的两种形式和三种境界：大理古城像大多数古城一样，沿袭了中原汉族城市传统的棋盘式格局，也像大多数古城一样，有古城的“形”而无古城的“神”，若非颇有几分乌托邦色彩的人民路，简直令人沮丧；就城市格局而言，不设城墙、形似蛛网、处处“小桥流水人家”的丽江古城是个罕见的例外，它几乎就是一座人们幻想中的城市，然而原住民的迁出使它终成一具空壳，与之相比，其貌不扬的大理古城都显得可爱了；巍山古城的格局与大理古城并无二致，但它不光有古城的“形”，也有古城的“神”，而后者殊为难得，它同样是个罕见的例外——一座依然活着的古城，一座真正活着的古城。

巍山城外有一座五百年古寺圆觉寺，寺内有一块禅意十足的匾，“山还是山”，用来概括地理上的云南也恰如其分——云南90％以上的面积为山地或丘陵，基本上除了山、还是山。想要认识云南，就要认识云南的山。这本书讲了滇西北的三座大山，苍山、玉龙雪山和卡瓦格博，也可以说，讲了三种境界的山或山的三种境界：苍山是大理坝子名副其实的母亲山，也是一条风生水起的“龙脉”；玉龙雪山不光有母亲山的意义，也有神山的意味，对纳西人心灵世界的塑造更是苍山无法比拟的；茕茕孑立于滇藏交界处的卡瓦格博是云南最高的山，也是全世界最美丽的雪山之一、藏区最具神性的神山之一，山外自有山，山外总有山，但至少，于云南，卡瓦格博就是山的终点，无数山的终点。

这本书也讲了几个人物和他们的云南之旅。3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徒步3000公里壮游云南，这个人只能是徐霞客，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旅行家。他的名字人尽皆知，但也仅仅是名字而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旅行又是怎样的，其实鲜为人知。究其原因，我们这儿并没有崇拜旅行家或任何探索精神的传统，而只有膜拜权贵的传统。但凡一个真正的旅行者或户外爱好者，假如对徐霞客有些许深入了解，就会立刻肃然起敬，读了他的游记，就不只是敬佩，而是高山仰止——渺小的人类也可以“峨峨兮若高山”，某种意义上的山。这两年，一股怀念民国的思潮在民间悄然兴起，也许不仅仅是巧合，这本书里也提及民国奇女子刘曼卿，她的拉萨之行和她的藏地游记——民国乱世，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时代，却是一个唤起民众血性的大时代，一个弱女子也肯、也敢、也能挺身而出担当民族大义，踏上滇藏茶马古道的漫漫长路。直至20世纪80年代，历尽霜雪，血仍未冷，遂有1986年前赴后继、举国关注的长江漂流——这本书里的虎跳峡，并非作为国家4A级景区的虎跳峡，而是作为长江天险的虎跳峡、作为长漂遗迹的虎跳峡。时隔二十余载，80年代恍同隔世；时隔不到百年，民国恍如梦境。恍兮惚兮，却不能忘。

这本书还讲了一些值得与人分享的日常经验，准确地说，在久居云南的日常生活中认识的几样事物：至今也“搞不定”的菌子，须臾间就将一个隐藏得很好的寄居者打回原形；至今乐此不疲的街子，乐此而不疲，并非因为在街子上赚了钱或花了钱；即便在当地，甲马也默默无闻，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就栖身于那巴掌大的土纸上；不在大理住上三年五载，就不可能明了，为什么在向来不缺风景、遍地都是风景的大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风也算风景，且位列“风花雪月”传统四大美景之首——它何止是风景呢。

尽管好比蚍蜉撼树，这本书仍以大量篇幅尝试着说一说云南的文化。远在边陲的云南，历来很少同“文化”二字扯上关系，偶有瓜葛，也只限于“人们载歌载舞”的层面。事实上，云南不光有绚丽的风景，也有炫目的文化，并且，就像云南变化多端的自然风光反衬着内地单调的生态环境，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有时也是一面镜子，让汉文化、主流文化汗颜。假如穿衣不只是为了御寒遮体，也不只是为了打扮得漂亮，而是传统的延续和身份的认同，那么穿在身上的就不只是衣服，而是文化。服饰文化大抵是云南最显见、最寻常的文化，女人是它的主角，乡村是它的舞台，街子是它的盛宴。以“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白族古建筑群”而闻名的喜洲古镇是大理的一处旅游热点，可是说到底，到喜洲看房子，看的并不是房子，还是文化——将传统儒商文化、中国特有的商帮文化和云南特有的马帮文化融为一体的喜洲商业文化。纳西族著名学者杨福泉评价故乡说：“丽江之美，并不在于‘小桥流水人家’，而在于纳西族的文化。”的确，相比丽江的风景，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创造的文化更令人赞叹。作为纳西文化的精髓，东巴文化维系着纳西社会的神性，绵亘千年而不绝，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烟消云散，消散的烟云徘徊在空虚的丽江古城上空，这萧瑟的一幕恰是游人如织的背后，今日丽江的真实写照。流传在草原上的鹰猎习俗也流传于丽江，与充满神性的东巴文化相比，鹰猎在丽江只能算市井文化，上不了台面，在当今时代更无异于“一场游戏一场梦”，但戏梦之中，纳西人的真性情尽显无遗。如果说纳西文化是特立独行，那么摩梭文化就是天马行空：居住在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全部人口仅数万人，却在旅游业和流行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至今坚守着古老的走婚习俗。澜沧江畔的茨中村是又一个异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乃至不同宗教交织于此而和谐共处，人们踏实地活在土地上，踏实地活在信仰中，这个游人寥寥的小山村不仅值得一去，更值得玩味和反思。毫无疑问，传统手工艺不只是技能或行当，而同样是一种文化。工业革命200多年后的今天，传统手工艺已然完全不合时宜，然而，就像活生生的人而非机器人一样，带着缺陷和瑕疵，带着体温和表情，带着明显有别于工业产品的观感、触感和亲切感，不断淡出日常生活的手工制品犹在不断追问我们：它们就该被淘汰吗？它们只能被抛弃吗？

很特别的，这本书里还推荐了一本书，顾彼得所著《被遗忘的王国》，“如果你只能买一本关于丽江的书，它只能是《被遗忘的王国》。”我要说，那时丽江，真的很美，另外，我不是书托，真的不是。我还要坦白地说，我更多是被这本书籍籍无名的作者折服了——一个沙俄贵族的后代、彻头彻尾的漂泊者，一生孤独、四海为家，甚至没有哪怕一个亲人、被自己的祖国拒之门外，一无所有，却始终保有生而为人的高贵，对他人心怀善意，对天地心怀敬意，在流亡路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不时停下来欣赏世间的美。过去有人在漂着，现在有人在漂着；中国有很多人在漂着，全世界有很多人在漂着；在绝对意义上，世人无一不是在漂着。无论漂在何方，也无论漂在哪朝哪代，终是漂在人世。所谓人世，佛曰娑婆世界，充满了遗憾，不曾完美，不乏美好，故而流连，故而流离。

周一

2013年8月于云南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