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社会与统一思想

自战国后期开始，“诸国异政，诸子异说”的局面渐有改变。为给即将出现的统一帝国提供思想基础，吕不韦集合门客纂辑了《吕氏春秋》。然而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却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也是促成秦亡的一个原因。汉初的陆贾、贾谊尝试着融合儒道、儒法。汉武帝、董仲舒统一思想的成功，正是长期社会和思想演变的结果。

▶一、各家思想的混合趋势

各家思想混合的趋势，在战国中后期就出现了。庄子“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逻辑，给思想界大调和提供了基础。法家强调“三代不同服，五帝不同教”，实际上是用时代需要和便利作为思想选择的标准，于是前三世纪的变法思想也成了造成古代思想的折中调和的一个大势力，而且法家本身就是古代思想的第一次折中混合。接着的一个更大的思想大混合是阴阳家的思想，齐国的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1]。邹衍的学说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简单的记载，其学说的目的和归宿是希望有国者能戒淫侈，尚仁义节俭。最主要的观点是用阴阳禨祥、五德转移来解释政治历史;其次是大小九州之说。吕不韦集门客纂辑的《吕氏春秋》进一步发挥这套阴阳五行学说。

《吕氏春秋》初稿成于吕不韦相秦之八年，但在秦统一六国前一直续有改定。《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2]

《吕氏春秋》回应当时统一社会的要求，认为统一思想极其重要。《审分览》说:“听群众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 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3]《吕氏春秋》就要将各家思想统一起来。它的办法是用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观念建立起一个笼罩天人的大系统。它先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分孟、仲、季三月，总共十二月。每月先叙述当月的天象、物候，再配以五行、四时、方位、五色、日干、五帝、五神、动物、五音、图数、五味、五臭、五祀、五脏、五谷、五牲等。接着叙述天子当月应该施行何种政令，最后指出若不按令施政会造成何种恶果。在这之后，再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特性，将各学派的主张附在后面。比如春季的特性是万物初生，所以，就把道家重生贵己的思想以及儒家劝学等思想置于其后。夏季就纳兵家说，秋季就纳入刑法家说。

《吕氏春秋》对于汉代儒、道两家思想的演变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汉初的道家之学

与《吕氏春秋》希望给即将出现的秦帝国提供治理思想一样，在汉初试图给汉帝国提供治国理念的一部著作是《淮南子》。《淮南子》也是由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成的。《淮南子》认为各个学派都有在应对处理某类问题时的长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所以就需要采纳各种学说，因为: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泛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要略》)

最后，《淮南子》指出: 各种学说都是为解决时代问题而出现的，但刘氏之书综合了各家各派之说，“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所以能“不与世推移”[4]。

除《淮南子》外，推崇道家之学的还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他们对于统一思想的主张是: 强调“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对阴阳、儒、墨、法、名、道诸家之学优缺利弊作了分析，主张一道不可遍循，应据时变，各用其宜。“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 ‘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也。”百家之学各务为治，都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不可不重之”之处。

在武帝初年卓然罢黜百家、勿使诸学并进的决策成立后，司马谈、司马迁稽史记、考行事，金匮石室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对黄帝以讫汉武帝近三千年的社会历史、学术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评述先秦诸子的篇籍: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孙吴列传》、《游侠列传》、《儒林传》等篇，表现出对待先秦学术的另一种态度，它们是后人诸子学研究必须假藉的津梁，也是研究他们自身学术倾向的重要资料。

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仕于建元元封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显然，司马谈对先秦诸子学各派的认识与后来董仲舒对策所建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是相对立的。

司马谈卒于武帝封禅之年，临终嘱咐司马迁勿忘其所欲论纂。迁生建元六年[5]，年十岁能诵古文，师从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后漫游，返京后任郎中，奉命出使巴蜀以南。谈卒三岁而为太史令，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受腐刑后不久为中书令。据赵翼说，司马迁自太初元年即开始著作《史记》，征和二年，报书任安，不久即卒，享年四十六岁[6]。

《史记》一书中先秦诸子传记的主要史料来源即是各家的论著集子，也就是所谓的“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这种研究整理方法，当是刘向校诸子书、撰写书录的先导，很具有开创意义。司马迁论诸子，详儒道，略名墨，对当时相当流行的阴阳五行说作了批评，论述了各个学派在汉初的流衍。《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传》表现了原始儒学和汉代儒林的区别，《老子韩非列传》说明道家和法家的由分而合，其结果便是汉初的“黄老之学”，或称“黄老道德之术”;《孟子荀卿列传》说明儒家的由合而分。这些列传基本上概括了先秦学术界的基本面貌。

▶三、汉代儒学的基本倾向

与道家思想一样，汉初的儒学也表现出这种思想的混合趋势。

首先是与道家、法家混合的倾向，其代表人物有贾谊和晁错。

贾谊生于高帝七年，少即以能诵诗书驰名郡中，尝侧于李斯同邑弟子吴公门。二十二岁以吴廷尉的推举成为文帝博士，岁中超迁太中大夫。因为军功勋贵绛、灌所阻，转为长沙王傅，文帝六年征拜梁怀王太傅，王堕马死岁余，谊自以“为傅无状”亦伤泣卒。贾谊为荀子二传和三传[7]，其思想受荀子影响甚大。一则明确提出两种统治术: 仁义厚恩和权势法制[8]，攻守异势则治术异[9]。二则揭出当时所谓“已治已安”之社会“犹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之危机，并提出解决方法: 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宜分地定制以成五美”[10]，“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1]。匈奴强，侵边，“宜建三表，设五饵”与“匈奴争其民”以力击[12]。“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宜“驱民而归之农，未食游技之民，转而缘南亩”[13]。“天下初定，制度疏阔”，“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14]种种表明，汉统治者更换统治思想时代即将到来。

晁错，汉颍川人。少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因太常遣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还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上书请择圣人术可用于当世者赐太子，遂为太子家令。上书言用兵匈奴，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孝文帝十七年，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为内史，迁御史大夫，建言削藩而吴楚七国反，景帝从爰盎计，错遂弃市。同贾谊一样，晁错关注的问题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在统治者应采用怎样的统治术上，晁错表现出融合儒法的思想倾向。他认为“人君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术数，依臣瓒说，指的即是人君治国之术，包括临制臣下、听言受事、安利万民、忠孝事上等方面。他批评了秦的暴政，强调君主立法，“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以救暴乱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统治者应“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二、对汉初社会面临的藩国坐大，匈奴侵边，民不益富等问题，晁错提出了比贾谊更具体、更切实可行的措施。他认为“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故能以诛暴乱，令之所加莫不从，兵之所诛莫不服”。“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15]所以坚决主张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不削，其反迟，祸大”。对匈奴，他建议“徙民实边”以代替令远方之民更戍的政策，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丁奴婢、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使实边，“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分析汉与匈奴“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的情形，主张选良将以众挚寡，是为万全之策，与贾谊“建三表、设五饵”相较，不觉得“迂阔”。当时大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大量流亡，他主张“致民于农桑，薄赋敛”，使民以粟为赏罚，“贵五谷而贱珠玉”，厉行打击商人的政策。

与法家混合的倾向更突出表现在汉代儒生在君臣关系问题上与孔子、孟子的大不同。

其次是与阴阳家混合的倾向。

阴阳五行说起源于何时，在学者间一直都有争论。《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旧说是商遗民箕子于武王克殷后应问而条陈的治国大法，今学者多论定为战国阴阳五行家的作品。《洪范》认为自然界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对人的生活不可缺少，其他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可以分成五个大类，也具有五行的性质，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统治者的思想、行为和性格的好坏可以影响自然现象的变化。当时同类著作还有《礼记·月令》。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所著《春秋繁露》一书，自《五行对》至《五行五事》及《天地之行》至《天地施》共三十篇，专论天地阴阳运转，灾异的产生及消除，阐述天人感应的道理。稍后，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也谈天人感应，一方面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知识，对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作了说明，同时将日月星辰同人间的社会现象连在一起，观史记，考行事，把人间治乱兴衰、吉凶祝福同它们的运行之象连在一起，特别强调它们与人君政事的关联:“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现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要求人君“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可见古代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是有密切关系的，《史记·天官书》是现存典籍中较早的先例。

汉宣、元后，刘向治《谷梁春秋》，又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著成《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他把统治者施政中可能有的错误分成许多类，通过排比从春秋以来出现的灾异和当时统治者的失误，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统治者施了某误政，就会出现某类灾异。向子歆不治《谷梁春秋》，而治《左氏传》，言《五行传》，又颇不同，从《汉书·五行志》看，这种不同，只是存在于个体细节的解释上，在宣扬“天人感应”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著作是《汉书·五行志》的主要依据。

东汉明、章时，班固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睦孟、夏候胜、京房、谷水、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编成《汉书·五行志》，先“经”，录《洪范》原文;次“传”，为汉初伏胜所作《洪范五行传》;次“说”，系当时博士所作的解释。在具体史事下，又录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的推论比附，系统地记载了汉代人的“天人感应”思想。

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阴阳五行说，对当时的学术和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经学家解经也引用之，如: 夏候胜、京房、焦赣、翼奉、睦孟等。逢有灾异，帝王也下诏罪己或责及丞相。班固于《汉书》中立《五行传》，后世正史大抵因之，唐刘知幾《史通》中《书志》、《汉书·五行志驳议》、《五行志杂驳》诸篇和郑樵《通志·灾异略》序、马端临《文献通考·物异考》序都作了批评。

不过，汉初儒学除了这种混合趋势外，还表现出两个倾向。第一是庸俗化的倾向。代表人物有叔孙通和公孙弘等。叔孙通、公孙弘的做法显然完全丧失了古典儒学时代孟子坚决反对枉尺直寻的精神。第二是逐渐从作为“百家言”之一家转变为新王官学的倾向，即从儒学蜕变为经学的倾向。

这些倾向最终指向是屈从于治统的儒学完成对以道统自任的儒学的取代，试图以道德引导政治权力的儒学也蜕变为以经术缘饰吏事的儒术，成为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推动这一转向最终得以完成是汉武帝和董仲舒。

[1] 胡适: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胡适全集》第6卷，第1—8页。

[2] (汉) 司马迁: 《史记》，第2510页。

[3]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第467—469页。

[4]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第706—712页。

[5]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定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朱维铮先生认为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所考正确，谨从之。见《十大史学家》书中《司马迁》一文。

[6] 郭沫若、朱维铮先生均认为史迁之死当在《报任安书》作成之后不久，系因书下狱死。

[7] 《经典释文叙录》: 卿授左氏于张苍，苍授谊。《本传》: 从学于李斯弟子吴公。

[8] 《制不定》，阎振益: 《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0—71页。

[9] 《过秦》，《新书校注》，第1—24页。

[10] 《五美》，《新书校注》，第67—68页。

[11] 《藩强》，《新书校注》，第39—40页。

[12] 《匈奴》、《势卑》，《新书校注》，第134—155页。

[13] 《无蓄》，《新书校注》，第163—164页。

[14] (汉) 班固: 《汉书》，第2222页。

[15] 《史记》卷二三《礼书》引错语，第1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