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新儒学的历史渊源

时间：2023-01-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宋明新儒学，也称道学、理学。因此，要用道学来指称整个宋明时代的儒学，显然是不合适的。新儒学之名，是Neo-Confucianism一词的汉译。宋明新儒学对于儒学史给出创新的解释，成立了道统论。根据这两点，宋明儒把荀子与汉儒完全排斥出了儒家之道统，认为彼等皆不能代表儒家。就义理言，宋明儒把《论》、《孟》、《中庸》、《易传》与《大学》划为孔子传统中内圣之学之代表。韩愈提出道统反对佛教，为儒学振兴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宋明新儒学的名义

宋明新儒学，也称道学、理学。道学之名始于北宋中叶，最初是指讲求圣人之道的学问，提出这一名词的学者认为圣人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圣圣相传，孔子虽有其德而无其位，但“继往圣，开来学”，对于圣人之道的讲明反而贤于尧舜。当战国之际，群言淆乱，子思担心讲求圣人之道的学问有失传的危险，于是著《中庸》，而孟子也能推明《中庸》所传圣人之学而继承先圣的传统。孟子殁，讲求圣人之道的学问就失传了，直到二程兄弟才接上了千载不传之绪。所以，道学也可以说是道统之学，元修《宋史》，立《道学传》四卷，所收载的都是被认为是能够发明这个道统的人物，即: 第一卷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第二卷载刘绚以下程氏门人十人，第三卷载朱熹、张栻，第四卷载黄榦等六位朱氏门人。因此，要用道学来指称整个宋明时代的儒学，显然是不合适的。

理学之名，有广狭二义: 广义的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略称，狭义的理学即指宋明清儒学中的程朱派。至迟在东汉初，“义理”已取得了它十八世纪以来所具有的最流行的意义，即: 它不同于具体的言语名物的训诂考证，而是对历史事件、世界、宇宙及人生等等问题的理论性的思考。可见，用理学来指称宋明时代的儒学，一则失之泛，一则失之狭。

新儒学之名，是Neo-Confucianism一词的汉译。冯友兰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说:

The term Neo-Confucianism is a newly coined western equivalent for Tao hsüh．

可见，Neo-Confucianism这个概念在西方流行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事，而Tao hsüh(道学)则是冯友兰自己用来指称整个宋明时代的儒学的[1]。基于上述两段所陈述的理由，本书用宋明新儒学这个名词，因为“此名亦有其新鲜恰当处，且可避免就内容起名之麻烦，只是一儒家之思想加一‘新’字而已;且可表示思想之发展，免得像以前浑沦而为一”[2]。至于新在何处，可以从历史与义理两面说。首先，就历史而言。宋明新儒学对于儒学史给出创新的解释，成立了道统论。其次，就义理而言。一是综合《论》、《孟》、《中庸》、《易传》，成立了道德形上学。二是立足《大学》，另开新统。

宋明新儒学之新，首先表现在: (一) “对先秦之庞杂集团、齐头并列，并无一确定之传法统系，而确定出一个统系，借以决定儒家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二) 汉人以传经为儒，而宋明儒者认为儒学应该直接以孔子为标准，只就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直接相应孔、孟之生命智慧而以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以清澈自己之生命，以发展其德性人格。根据这两点，宋明儒把荀子与汉儒完全排斥出了儒家之道统，认为彼等皆不能代表儒家。

就义理言，宋明儒把《论》、《孟》、《中庸》、《易传》与《大学》划为孔子传统中内圣之学之代表。(一) 孔子践仁知天，未说仁与天合一或为一，宋明儒则认为仁、天之内容的意义到最后完全合一或即是一。(二) 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未显明表示心性与天是一，而宋明儒则认为心性天是一。(三)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未显明表示天所命于吾人之性之内容的意义与那“天命不已”之实体完全相同，“天命不已”之实体内在于个体即是个体之性。(四) 《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意谓乾道变化的过程中各个体皆得正定其性命，而宋明儒则明确表示性即是乾道实体或“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中庸》语)之天道实体内在于各个体，命即是此实体所定之命。(五) 《大学》之“明明德”原只是光明之德行之意，宋明儒则认为，明德是就因地的心性说，而非就果地的德行说。这种不同，显见宋明儒根据先秦儒家本已隐含的方向，建立了道德形上学[3]。道德形上学不是空头的知解形上学(theoreticalmetaphysics)，而是以实践与圣证为根据。

▶二、宋明新儒学的先驱: 韩愈

后世所称的贞元、元和之际的古文运动，就语言形式一面，是要恢复先秦两汉以来的文章传统，反对六朝以迄当时盛行的骈体文，亦即“时文”，它是陈子昂以迄元结、萧颖士、李华等人文章革新的进一步发展。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是要恢复“孔子之道”的本来面目，这是隋及唐初儒学及南朝以来思想演进的逻辑结果。

南北朝时形成了儒道释并重的多元文化格局，三教之间有论争也有融合。汉末经学衰微以后，何晏、王弼曾开解经新风，进而发展出玄学。隋唐之际多通儒，像二刘、陆德明、徐文远、王通等，他们的许多著作就成为贞观修《五经正义》的基础，永徽间颁行全国的定本对经学的汉学形态作了总结。唐初“三礼”的盛行也是当时儒者“务为有用之学”的一个表征。同时，刘知幾也开了疑古惑经的风气。大历间，啖助、赵淳、陆质师徒的“春秋学”舍传求经影响于宋儒更是至深且巨。韩愈提出道统反对佛教，为儒学振兴作出了很大贡献。

韩愈《谏迎佛骨表》的反佛言论并未超出南北朝以来的旧见解。在理论上反对佛道二教的著作是《原道》。文章先给仁、义、道、德下定义，说明仁义是儒家所特有的内容，而道德是“虚位”，老子也讲道德，但去仁与义二说，所以是一家的私言;而后韩愈简叙魏晋以来三教斗争的情况，从生产经济方面说明二教的危害性，接着论说儒家君臣父子夫妇等一套伦理纲常的源起，并认为这是区别于“夷狄之法”的标志，提出了反对二教的另一个理由。《原道》还提出了道统以对抗佛教的祖统，并引《大学》，标出正心诚意“将以有为”来反对“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这正是儒佛入世与出世区别之所在。《原性》讨论历史阶段上孟轲、荀子、扬雄等的人性学说，提出“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有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的理论，作为仁义学说的依据。《原人》论华夷之别。韩愈又同李翱合注《论语》，据柳宗元《乘桴说》，其所解多不同于他人，但现存《论语笔解》已非韩、李旧本，详情不可考，但他们所表彰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是宋明新儒学的基本经典，是道统说的经典依据。

韩愈对中唐社会的种种现实表现了自己看法。中唐的“春秋学”是反对藩镇割据的理论武器: 《四库提要》曾评啖助、赵匡、陆淳学派的舍传求经实阴主《公羊》大一统之义。韩愈曾吟咏“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赠玉川子诗》)，并在《送董邵南归河北序》等文章中曲折地表现了自己的愿望。夷夏之辨、王霸之辨、封建与郡县之辨等主题在宋明新儒学中都一再反复出现。

▶三、宋代士风的变化与宋初三先生

宋代文治之盛源于赵匡胤取天下的特殊情势，明人王夫之评论说:“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4]王夫之又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 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 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发，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也。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听其自取而不与争，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 不谓之盛德也不能。”[5]

宋初重文抑武的国策造成了士风的变化，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与民族，生命力如果没有理念的不断精进创新，必将日渐衰竭。力与理之间的这种关系，提示每一个个体进德修业的重要，每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不断创造与阐发学理与哲理对于该民族的意义。残唐五代国族的衰运与士大夫沉溺于佛教有关，有宋肇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的崛起，表征着士风的丕变。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在其倡导之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6]。

由于佛学与儒学在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的立场的根本差异，士风的变化必然带来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从佛学到儒学的转向。当时欧阳修、孙复、石介等人激烈排佛，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中国文化生活大方向的拨正时机终于开启，要将中国文化的航船从偏离中国文化本来的主航道的支流中扳回来，重新肯定道德生活与文化秩序对于人的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这一转向事实上可以称作是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而这一运动首先是从教育革新开始的，当时推行这一革新的主要是胡瑗等人。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聘为苏州教授。景祐初，更定雅乐，以范仲淹荐，召对崇政殿，授试秘书省校书郎。辟丹州军事推官，历保宁节度推官。滕宗谅知湖州，聘为教授。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 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等。凡教授二十余年[7]。欧阳修《胡先生墓表》说:“师道废久矣，自明道(1032—1033)、景祐(1034—1037)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8]胡瑗以经术造士，开宋代新儒学运动的先河[9]。受其影响，有王安石等的新经义运动。

▶四、宋初变法与新经义运动

北宋庆历间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集中在吏治铨选和民生武备等方面，李觏所著《周礼致太平论》叙说:“岂徒解经而已哉? 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10]隐含着经学经世的意思。范仲淹作为庆历新政的关键人物，对于当时用以取士的六经注说十分不满，据与之关系密切的孙复说:“国家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镂版藏于太学，颁于天下。又每岁礼闱设科取士执为准的。多士较艺之际，有一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11]参与庆历新政的欧阳修，也留下了很多摆脱汉唐注疏之学的经学著述。单就《诗》来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12]。

继之熙、丰新法，它的中心人物和领导者王安石在回答对他“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的诘责时说:“经学正所以经世务。”明确提出了经学经世的口号，对于当时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即所谓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制度进行了批评:“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几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13]认为必须追复古制以革除弊政，“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于熙宁四年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14]。在第二次执政时，设经义局，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颁行全国。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15]。在自制的《周官新义》的序文里，王安石抨击当时土子蔽于俗学的情况，表达了发经义之覆以期起行于世的想法。这一行动是他经学所以经世务的思想的具体实践，同后世理学家所推尊的胡瑗教学有体有用，经义其体、时务其用的做法实际上是一致的。司马光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精神。《颜太初杂文序》一文强调儒者之学，“不治章句，必求其理”，“既得其理，不徒诵之以夸诳于人，必也蹈而行之”[16]。

王应麟《困学纪闻》曾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17]废弃汉儒旧注，疑经议传，始于唐人，自宋庆历后成为风气。《郡斋读书志》谓宋儒“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为安石《淮南杂说》所开，而《三经新义》并非剿自《七经小传》，二书在精神上也不一样，但二者都体现了当时反传注的学风，而这种解经新法正是建构理学体系所采用的。司马光曾述及当时“新进后生，口传耳剽”，妄疑群经的风气，谓:“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18]白珽《湛渊笔记》认为司马光本人所作《疑孟》乃是为王安石尊孟而发，事实上，神宗以孟子配祀孔子在元丰七年，前于此作两年，因此，应该把它的成书置于当时疑经惑传的学风背景下更易于得到解释。而且司马光的未能超出时风，在集中也多有体现[19]。当时的名学者名大臣，如欧阳修排《易·系》、疑《周礼》，晁说之黜《诗序》，苏轼讥《尚书》等，都是这一风气的表现。

朱熹虽然通过《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的编撰，首次肯定了周、张、二程在理学道统中的地位，但是他也明确指出:“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20]可见，朱熹明确体认到: 经学形式上的反对汉唐注疏的重名物训诂，疑经疑传和注释内容转向道德性命以及对儒家经世传统的突出强调，是庆历以后儒学的两个重要特征，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学术基础[21]。

[1] Fung Yu-lan，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英汉对照，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

[2] 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正中书局1996年版，第11页。

[3] 同上书，第17—18页。

[4] (明) 王夫之: 《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1页。

[5] 同上书，第23页。

[6] (明) 黄宗羲等: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7] 同上书，第55—56页。

[8] (宋)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9页。

[9] (明) 黄宗羲等: 《宋元学案》序录:“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5页。

[10] (宋) 李觏: 《周礼致太平论叙》，《李觏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1页。

[11] (宋) 孙复: 《寄范天章书二》，《孙明复小集》，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172页。

[12] (清) 纪昀等: 《四库提要》卷一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