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

中国的政治思想源流众多，纷繁复杂。在多数历史时期，儒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发挥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只是为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框架，具体的运行过程以及其他的相关问题，不同的政治思想仍在发生作用。大体来说，儒家、道家和法家这三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最大，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不同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思想所发生的作用也大相径庭。

▶一、孔孟与儒家

儒学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化思想，在汉以后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合法性、要求臣民效忠的思想基础。儒家的思想观念中提供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的独特看法。这些看法，在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

孔子对政治的理解，体现出轴心时代的一些共同点。孔夫子没有现代的分析逻辑，没有对政治做出什么明确的划分，也没有确定政治的具体领域。恰恰相反，他坚持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在孔子看来，政治是一门向善的事业。“政者，正也”。政治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正义，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善。社会实现了共同善，个人的善也就达到了。政治，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德性和个人的完满。

值得注意的是，孔夫子的政治和善，与希腊明哲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理解有一个重大区别。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他把公共事务和家政区分开来，认为参与公共事务才是政治，也只有参与公共事务才能实现人的完满。在孔子的思想中，不存在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区分，不存在国家与个人的截然区分。至少，就政治而言，这样的区别不存在。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个人、家庭、诸侯国，以至于天下，这些范围的区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政治和德性，从修身到平天下的每一步都存在。管理家庭事务，绝非政治之外的私人事务。

孔子所认为的美好的政治就是天下至善和德性完满。天下至善，在孔子看来就是各得其所，各守其义。社会已经有一套明确的秩序，在这整套秩序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中的不同位置都已经确定好了各自的“名”，因“名”不同而各自有“分”。不同的“名”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确，这就是“礼”。因名而分，因分而礼，事事处处安分守己，执礼事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个人的“名”可以有很多个，名就是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特定的职事，而且这个角色对其他的角色负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礼”。相对来说，每个人所扮演的不同的社会角色是明确的，在父母面前是子女，在君侯面前是宰臣。难的是要认识到这些角色的“职事”，以及这些角色与其他角色的关系。为人子者，要学会如何尽孝，尽孝要面面俱到，否则就是于理有亏。对孔子来说，如果人人都做好了自己的本分，扮演好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所有的职事和礼数都一一实现，对个人而言，这就是德行的完满。如果人人都扮演好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职事和礼数周全，人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德性完满，整个社会不仅和谐繁荣，而且将人的德性和社会的德性统一起来，这便是至善。

孔子的社会秩序和礼分，显然不是人人平等。恰恰相反，孔子强调仁者爱人，但是礼制秩序强调的是爱有等差。对父母的爱，与对子女的爱是不同的。对自己父母的爱与对他人父母的爱也是不同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里有先后顺序，先敬顺自己的父母，然后敬顺他人的父母。人人都守秩序，社会才能真正地完满。

实现完美政治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修行和德化。修身是成为良善的政治家的首要条件，如果自身修行不够，根本就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参政。修行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德性完满，自己的德性完满之后，如有余力，就可以参政，教化他人，这也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好的政治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名、分和礼，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并让他们按照应该做的事情去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求施政者提供的榜样的力量。所谓为政以德，这里的德，就是施政者的德性，而不是事功。施政者需要的不是给予人民物质奖励或帮助，这些属于事功的范畴，而是需要施政者自己的德性，以德服人。所以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施政者以自己的德性让民人追随，在施政者的感化之下，民人也能够认识并恪守自己的礼分，从而实现自身的德性与完美的政治。为政以德，则众星拱月，或如北斗，众星仰望之。这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德性教化一以贯之。孔子这一政治观，是与封建政治紧密相连的。只有理解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才能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

当然，实在遇到蛮不讲理的人，或者教而不善者，在屡教不改之后，偶尔也能用点威刑，但刑罚与威胁毕竟都是次要的，不能发生主要作用。孔子的教化政治，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少在士人心目中，他们将修身齐家的功夫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在德行教化之外，对于经济和财货的问题，孔子所谈不多，但他强调一点。修身的一个核心方法，就是克己复礼。按照礼制的要求，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是修身的基本功夫。克制自己的欲望，当然要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和生理欲望，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欲望。安贫乐道，清心寡欲，这是修身的基本要求。所以孔夫子不觉得大家非得吃饱了才能修身守道，真正的贤者，有如颜回，箪食瓢饮、孤居陋巷，才是最好的。穷肯定没关系，但不均就很麻烦。不均就会引发有些人对德性和修身的质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安贫乐道、臻于至善，这样的政治，首先是自身的完满，然后才是他人的完满。如果人家实在是不愿意完满，那也没办法。个人的完满是主要的，如果个人不能完满，也就不可能实现天下的完满，所以碰到这种情况，还是先保住自己的完满。“邦无道，可卷而怀之”，那帮人实在无可救药的话，卷铺盖走人算了。孔子最后这句忠告，绝非人性弱点的体现，恰恰是他的理论态度使然。

孔子生于春秋，可以坐而论道，纯粹地谈他的思想和学问，孟夫子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到了孟子时代，战国征伐，天下人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孟子想要挽回儒家的颓势，必须与时俱进，重新阐发孔子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创见。

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孟子思想的创见颇多，首先是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人性论基础。他认为人性本善，而且天然就有所谓的礼义廉耻之心。培养人，其实没那么复杂，只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社会历练，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展示出来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后天环境和教育太坏，就会让人变成混蛋。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引导就能挖掘他们良好的本性，就能实现完美的政治，这就为德政提供了符合逻辑的基础。

不过孟子更大的创见，还在于他对社会分工的认识。在这点上，他与孔子其实差别很大。孔子不认为存在专业的统治者，家国之间也没什么区别。但孟子就认为，人分三等，至少可以最终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颠扑不灭的社会分工。从此开始，孟子实际上对政治的理解已经与孔子相去甚远。他已经明确了政治是劳心者的事情，孟子的这个思想是一大创见，他为后世读书人入仕做官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依据。按照孔子的理论，做不做官，是无所谓的。但是按照孟子的思想，政治是劳心者的事情，政治就要治理劳力者，从政就要把天下劳力者治理好。

孟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他的仁政并不绝对排斥功利。无论后世如何粉饰，突出孟子仁政思想的伟大之处，都不能逃避这点。孟子谈仁政，谈仁义，都是在跟魏、齐的君主说话，想要劝服这些诸侯国的君主施行仁政。因而孟子非常清楚，在这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时代，诸侯们心里想的是两件事，一是自己的位置别被哪个士大夫给代了;二是富国强兵，征伐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征伐。所以孟子在跟诸侯聊天的时候，尽量把仁政的功效往这两方面靠。他首先摆出义的好处，义就是儒家那套，君臣有分，各守本分，所以义是个好东西，有了义，诸侯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位置被下属给代了。至于仁政，孟子对仁政的内容做了完全不同于孔子的阐释。孟子的仁政不再是劳心者自己的修身和德化功夫，而是事功，是行政管理上的事功。仁政，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也与山川休息，劳心者对劳力者和田野山川的剥削必须是可持续的。劳心者必须时时关心劳力者的衣食住行，天灾人祸要时时接济，有恒产者有恒心。而且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究其本质上来说，与后世的民贵君轻的意义完全不同。孟子说的君是诸侯，诸侯如果不重视民，很快就会在战国的军事竞争中失败。民心向背，说穿了就是兵源和战争物质储备，这是君在诸侯竞争中能否取胜的关键，孟子的民贵君轻，是战国时代诸侯们的理论共识。

孟子以后，虽然也出现过很多儒学宗师，但在绝大多数儒家道统论者看来，他们都没有为儒家政治思想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大多数儒士都是引用孔孟的思想资源，重新组合作为批评现实的理论依据。从理论进步的角度来看，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巫师化儒学，很难算得上是对儒学政治理论的贡献。宋儒为儒学提供了更完善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明儒将儒学的价值生成和价值评判功能还给了儒生个人，从而为儒生批评时政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也算得上是政治民主的一部分。

▶二、道家

儒家思想虽然一直居于主流意识形态，但后世君主和思想家往往在孔孟的旗帜之下，添加了很多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来源于争鸣时期的诸子，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最深，在很多时候道家政治思想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实际影响超过儒家甚至于取代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道家思想核心是老庄，老庄的思想境界各自不同，应分别加以论述。虽然老子的具体思想与孔子对立，但他的思想精神却与孔子有相通之处。他们两人实际上都认为，政治生活就是实现德性的完满。只不过老子的德性恰恰是孔子德性的反面。老子强调的德性是道法自然，而孔子认为的德性是克己复礼。一个强调自己内心的原初、朴素状况，就是真正的完满，一个人为克服内心自有的欲望，才能实现真正的完满。

老子说出了孔子没有大胆说出来的话，那就是道。老子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万事万物都遵循各自的道，这道是同一个，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人类的政道，必须从自然万物的道法中去寻求。万物的道法，就是道法自然。自然，就是原初的状态。老子不知道人类还是猴子的自然状态是什么样子，大概觉得就跟原始森林一样安静祥和。安静祥和的原初自然状态，应该就是最好的，也是人类政治的完满状态。而愚蠢的人类居然炫耀自己的智慧和创造能力，这么做的结果只能使得人类的欲望不断膨胀，而人类社会则会从道一步一步堕落到礼，然后大家都不守礼，祸乱就这么产生了。老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状态，那就是原始的朴素状态，人们回到彻彻底底的蒙昧之处。

不过老子也知道理想状态是不可能回得去了，面对现实该怎么办。他提出的根本施政方针就是无为。无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上的统治者，那些假装圣人的家伙，最好什么也别干。虽然民众已经不是理想状态，但是圣人只要干点啥，就只会让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堕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而且无法控制。无为而无不为，什么也不干，什么都好。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让老百姓)见可欲。二是强调让老百姓无为。老百姓为什么会堕落，就是因为他们有了思想和主见、有了自我和欲望。所以完美的无为政治就是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变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吃饱喝足且怡然自得。无为之治下，老子也设想了可能成功的完美政治，那就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幅安静祥和、甜蜜宁静的画面，确实非常美好。不过如果老子知道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先民们仍然不断争斗，他可能就不会这么乐观了。

庄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跟着老子来，基本上同样的道理，庄子花的篇幅比老子多多了，对问题的描述也更加详细。庄子思想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浓郁的个人情怀。庄子在阐述无为政治时，带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愫，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情绪。庄子首先严厉批判了社会现实，也批判了主流的圣人圣治思想。所谓圣人的仁义教化，所谓太平盛世，本质上是对被治者的绝对迫害，彻底改变了被治者的本性，而按照治者的目标和意图，任意摆布扭曲被治者的本性和人格。权力、知识、名利、心计、谋略、忠孝、仁义，这些东西在庄子看来都是对人性的反动和迫害。

所以从庄子的视角来看，参与政治、入仕为官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真正美好的政治是回到自然，让每个人都回到他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他自己最初的自然的状态。这种状态深藏于人内心最深的需求，只要人一心向内看，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需求。庄子的政治思想，其实带有十分强烈的个人气息。他的辩证法实际上为他的政治态度提供了非常好的铺垫。在他看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简单的道理，被他那极具文采的说辞，展现得极有说服力。从庄子的论说来看，他更像是一个历经世事沉浮、最终看淡一切，回归内心寻求安慰的落魄士人。所以他体验与表达出来的人生境界，对后世的落魄士人具有极佳的心理疗效。道家思想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恐怕也跟庄子所描绘出的人生境界不无关系。

▶三、法家

法家的政治思想，虽内容比较多，但基本观点其实非常简单。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对法家思想做了全面的阐述。法家政治思想的目标非常明确，这是其他政治思想不能比的。法家对政治的界定和理解，非常容易操作，而且与实际的政治生活非常贴近。在法家看来，政治归根结底就是君王如何统治以实现社会稳定和富国强兵。所以，政治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找到真正有效的富国强兵的办法。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法家是明确的功利主义者。而且法家的功利主义，完全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来说的。

在尊君之后，法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为其目标提供策略。为君王计，他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确保臣属的忠诚，不能有人谋叛;二是确保普通百姓能够随时按照君王的要求，动员起来参军备战或辛勤生产，提高政治动员能力和行政管理效率。

目标已经确立，法家又为他们的政策提供了独特的人性论基础。与儒家的人性善的一厢情愿相反，法家对人性的看法比较实际，他们认为人性就是好利惧威，彻底的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他们还用这样的基本立场对人类历史进行阐述，最初人少的时候，人少田多，人与人之间还能和平相处。一旦人越来越多，田越来越少，为物质需求的竞争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既然人求利惧威，那管理百姓的方法就很简单了，就是导之以利，逼之以威。以法的形式明确提出君王的政策目标，然后以利赏诱导民人百姓服从，以威刑确保愚夫愚妇不敢反对。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确保法的实效性。所以要以“信”为先，不能让任何人破坏法，这也就是所谓的君王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而治的基本制度固定之后，奖励耕战、打击叛乱、多用保甲连坐，那样老百姓就会服服帖帖，勇于外战，怯于内斗。以法而治，以吏为师，极大提高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效率，加强了地方对中央的绝对控制。

在韩非的“法治”明确提出来之前，早期法家实际上也希望加强诸侯的中央集权和动员能力，但是他们主要谈论势、权、术，而且其目标对象只延伸到士大夫，还没有触及最普通的百姓。在韩非之后，这些内容又被划归为对臣属的统御和管理。由于大臣的作用和影响力太大，而且他们也非常聪明，如果只用法治，那是靠不住的。因为法是明的，明法在士大夫面前几乎没什么用处，他们显然会钻明法的空子。这些人要干坏事，君王的小吏显然是很难发现也很难治得了。所以韩非还提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大臣的因势利导、阴谋权术的方法，从恐吓、监视、忽悠、搞平衡到最后的暗杀，列出了几十种策略。这些策略的短期效果确实非常好，但是韩非完全忽视了大臣们对安定生活的向往。缺乏长期的安定性，大臣们惶惶不可终日，这基本上为秦朝二世而亡做好了铺垫。更为糟糕的是，韩非所提出的这些权术，其实大臣也会用，最终变成君臣双方的策略博弈。能够在这样的权谋中胜出，需要君主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果断。韩非的策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是可以用的，但胡亥这样的昏君，用起来就只能适得其反。韩非和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不常用，关键在于明君总是太少。而权谋道术最后往往成为臣属戏耍君王的工具，这大概也算得上法家思想对政治民主的唯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