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碰见周公

徐　岳

我爱清静，更爱在清静里散步。

我是一个游走型思维的人。腿脚若游走，头脑便敏捷。周公庙所在地“卷阿”挂起夜幕后，我即拉上房门，一个人自由自在地沿着古刹石阶，轻上轻下，左顾右盼，一时时便到了八卦亭。我需轻轻地走起猫步，怕惊动了周公，怕他正忙着叨咕他的八卦，也许是正编写爻辞。再过一时时，来到青果累累的甘棠树下。我还得静悄悄地走过，不要影响召公处理百姓诉讼案件或宣讲法律条规，因为甘棠树下是他下乡落脚、办公的习惯地方。再下来就到了润德泉，我算是从公元前走到了公元后，即唐宣宗时期(公元847年)。天虽然很黑了，我知道我的右手边是大成殿，那是孔子的小天下，这位至圣最爱叨叨“梦见周公”。可我不想“梦见周公”，我今晚要“碰见周公”。你想想，周公曾隐居在这个卷阿里制礼作乐，演释六爻八卦;后人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为他建祠至今，千年香火不断，他那颗仁慈的心肠早被打动了，他能不回“卷阿”住住?就说今晚吧，他工作得疲倦了，能不出来在院子换换新鲜空气?我岂不有了碰见他的可能性?我想，他一生经历丰富多彩，战功赫赫;著作丰厚，爻辞灵验，能和他谈谈人生、命运这些哲学大课题，必然趣味良多，收益匪浅。

我绕过润德泉，这里另是一番景致:苍翠蔽天，凉意多多，石阶铺路，天梯层层。我慢条斯理地踏着麻石雕琢的古老台阶，我漫无边际地想着人生难测的无尽奥秘。我到达平台后，第一户是古典式门楼，大红门紧锁。我知道这是程潜的别墅。院子里的小牌上写的介绍词我是记着的。他是湖南醴陵人，老同盟会员，国民党上将，他曾经在长沙师范教过书，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解放战争中发起了有名的长沙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8年病逝于北京。

我站在门外，闻着院内挂满枳果的枳椇树的淡淡香味，呆呆地立了一会，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个是程潜，一个是毛泽东，两人边走边聊，来到中南海边。毛泽东指一下湖边泊着的小船说:“我们划划船吧。”说着登上了小木船。两人坐稳后，毛泽东操起桨，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国家主席，又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是古稀之年，总不能让你划桨啊!还是客随主便吧。”毛泽东便操桨划起来……程潜将军，你够幸运了!有谁能与你比?我的思维跳过两个大人物1949年的这件小事，漫步向西走着，回想着几天来，常听人说，程潜的翠华山别墅(西安南)被日本飞机炸毁后，这位常住西安的天水行营主任才在周公庙修了别墅。但有人说，他却从未来过。另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他来过，有人见来，还带了个女秘书。但见的人已过世了，我无法去调查他。还有人说，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我呢，总想找些丝珠马迹，还原点往事。后来又听人说，所谓“天水行营”不过是一个虚拟的名字，内中藏有奧秘。“奧”者取其“水”也，“秘”者，日本属火(是太阳旗)，在五行学说中，水能克火，奧秘正在这里。但“天水行营”并非只是这么一个藏着良好愿望的空壳。在这方面知事更多的人说，真正的“天水”就是中国人民，并非氢2氧1。程潜来西安，是蒋介石精心挑选的儒将，来协调阻止日军打进潼关的我方多层(包括国共两党)关系的。所以他重任在肩。将军的这一差使好干吗?别说调解“大人物”是非曲直，只要你听听当地流传的关于国民党兵的民谣，就知道他的别墅是不好“住”的。什么“第七分校，第七分校，白天睡觉，黑了拆庙;砖瓦不要，单要木料;腰缠金条，吃喝赌嫖。”所谓“第七分校”就是黄埔军校在周公庙的分校。当时阎锡山在山西，卫立煌在河南，孙蔚如将军带领陕军镇守在中条山，正面迎敌。其战争的残酷激烈，十分罕见。陕军的英勇悲壮，足以撼天动地泣鬼神!日军自然更重视打进潼关。因为他一旦得手，即可长驱直入大西南，中国抗日的总指挥部重庆岌岌可危!正因为如此，日军很快就炸掉了程潜的翠华山别墅(办公机关)，周公庙“程潜别墅”才应运而生。我们至此，即可明白:“程潜别墅”，原来是一个隐秘的代号。时至今日，岐山人只知这里是一个“要娃娃”的地方，而不知是抗日战争时期保卫潼关、保卫黄河、抗拒倭寇的策划协调地。祝家巷有人见的那个“女秘书”，那是程潜的妻子。他们的小女儿前年从国外来周公庙参观，说要给“程潜别墅”捐些实物。这实在是可期待的好事。

为了还原更多的往事，对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不可放过。于是通过熟人从扶风请来一位重要采访对象。他叫安育民，执教多年，现已退休。其父安志坚先生，抗战期间及解放战争中，曾任程潜副官多年。我问，“听说家父随程潜将军在翠华山别墅住过一月……”。安育民微微笑了，“我也听人这么说过。不过，不是翠华山，是庐山。是在1946年6、7月间。”他的回答令我有点失望。我只好另提一个话题，心想安志坚是扶风人，自然会知道岐山周公庙的。于是我问，“程潜把别墅选在这里，是不是安老先生给建议的?”安育民又微微笑了，“这不会的。程潜在西安时，家父虽也在西安，但他在孙蔚如省长手下干事。”我又问，“那么家父是什么时候做了程潜副官的?”他说，“抗战后期，程潜、孙蔚如二将军和家父都在武汉，此后家父随程潜将军去了长沙，做了他的副官。”

我们开始谈得比较投机了。我说，“安老先生肯定是跟程潜一起在长沙起义的?”

安育民先是面有几分难色，沉默了一小会儿，才恢复了平静。他说，“家父后半生太多的不幸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一个作家来说，什么样的材料都不会是多余的。我唯恐他不说安志坚先生的起义之事，就提醒他道，“长沙起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1948年7月30日，家父随程潜主任和绥署迁移车辆至邵阳，程潜即返长沙宣布起义。家父随同绥署人员在邵阳参加起义。8月6日，国民党第十四军攻入邵阳，家父与另一位长官胡三高及其两家眷属被俘，大部分行李被劫。他们为了逃命，曾给看守班长一笔银币后，被引见给一个团长头目。那团长说，长沙路已断，把你们释放后，只许向西走，不许向东行。那时家父和家母只有一个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姐姐。两家人在西南茫茫的万山丛岭中，摸爬跋涉1个多月，10月间才辗转流落至重庆。家父接着拜见了一些昔日旧友，先靠他们的接济度日。重庆已是王朝末日来临，混乱不堪，有人问他去不去台湾，说能弄到机票。父亲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他不去了，他是投降了共产党的人。也有人问，要不要联络程潜?程潜跟那边的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父亲还是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他是被国民党俘虏了的‘起义人员’。左右为难的父亲，从重庆解放第三日起，他就看上了报纸，没黑没明地看，从报纸中寻找生路。母亲很是犯愁。12月8日，家父阅报，忽见昔日的长官、恩师杨虎城将军被特务杀害，痛愤欲绝。即向赵寿山将军发去急电，告诉杨虎城将军遇害之事。但他仍然彻夜难眠，心想着杨将军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曾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他小时家穷，小学毕业后失业在家，报国无门，痛苦难耐。他在兄长的帮助下，借了十块大洋，决心去闯世界。到得西安后，从报上发现陕西省警官学校招生，他一下热血沸腾。但人家要的是初中学历，怎么办?他多方求人告急，终于有一个乡党寻来一张安姓初中毕业证书。他高兴得直呼‘天助我也!’数日榜出，如愿以偿，但不久东窗事发，并被人告到兼警官学校校长的杨虎城将军那里。一些相好的同学正替他握着一把冷汗，教导处也传讯找他谈话。他和许多同学都认为‘这下完了!’但消息不胫而走，尤其是杨校长的话，‘文凭是假的，考试是真的。人才!’受到校长鼓励的家父，更加奋发读书。毕业时，杨校长特意接见了前十名学生。当得知家父是第三名时，握着他的手笑笑，幽默地说，‘老相识了!好好干，为国效力!’。这一幕幕情景如同是昨天才发生的。他想以杨将军旧部资格，向二野政治部报到，参加杨将军及诸烈士治丧善后工作。但他的想法，受到家母的阻拦:‘你才投了共产党没几天，事就翻把了，好在保了一条命。现在又要去二野报到，你不怕凶多吉少?’家父说，‘我这些日子，天天看报，就为研究共产党的政策。以我之见，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你放心。’家父去二野报到以后，确如家父所期待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和他所在的‘三人小组’每日废寝忘食，参与保护、发掘、验证、装殓杨老及其眷属遗体和主丧事宜。还常常带着二野政治部人员到处搜索特务，掩埋其他烈士遗骨。见天的重庆报纸上都有‘安志坚’的名字，因此潜伏特务对他恨之入骨。曾在家父门口贴了条子:‘安志坚，你不要太得意了，再要嚣张，就砍掉你的头’。家母是胆小人，天天提心吊胆。但父亲想到终生敬重的恩师罹难，看到将军惨不忍睹的遗容场景，他坦然履行着昔日长官‘履艰险而不离于忠’的训诲，默默地做着他应该做的一切。周恩来总理那时任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家父隔三差五要向他汇报工作。汇报常在餐会上。后来家父被任命为司仪，晚上还要撰写悼词。他的工作能力和忠诚都被总理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950年1月，杨虎城之长子杨拯民来渝迎灵，他随杨将军灵柩返陕，在西安仍参加杨将军治丧委员会工作，任司仪。2月，将杨将军送葬后全家返回扶风故里。

后来，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为他安排了工作。但他的身体不争气，只好中途退职回来。”

我像一个听故事的孩子，故事完了，兴趣却正浓，问安育民“退职回来咋办?”

安育民哽咽难言，停了一会才说，“我这里有家父的最后一篇日记，你可看看。”

四月十三日(1968年)

我成了全公社重点批斗的对象。有会必有我，大会小会都牵着我到各大队游街示众。我已经伤痕累累，病体难耐，活着不如死掉。

古历四月十三日(1968年)，造反组织叫我去高望寺开会，并且子女不得参加。这是一次重型批斗会，诬陷我杀害杨虎城;杀害地下党;诬告社队干部;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声嘶力竭:“我是有功之臣。打死我，我还是人民的安志坚!把坏分子、害人精统统揪出来。毛主席万岁，正义的人民万岁!”。我欲当场撞死在东殿的老杏树上，造反派又反诬我负隅顽抗，有人提起课桌腿吆喝着，头上、腿上即刻被打了几个肿包，昏倒在那里不如一条狗。批斗会也散场了。

老远看见女儿、幼子来了。我拄着木棍一瘸一拐，正午端阳的路上，只有遥遥相望的我们父女仨。我几次起死回生，我是从死人堆中爬起来的。我不能再连累我的孩子，我向娃们摆手顿脚地呐喊:“育湘，你不要来了，让红卫兵看见不得了”。他们就像没听见，跑过来扑在我怀里，拍打着我头上、脸上、身上的土……

我认定我是活不成了。我已经正式向阎王爷报到。不日即赴黄泉注册。眼前娃娃太小，缺吃少穿，死在家里更会烂肠，无法收拾。我不能再给娃娃背上“父亲畏罪自杀”的恶名。我决意走出家门，走向远处，让河水卷走，谁也永远不知道我哪里去了。五个孩子、孩子妈、兄长门侄，乡亲父老:我太对不住你们了!千万勿要流泪，天无绝人之路!

等我看完这篇日记，已是泪眼模糊。我情绪激动地问他:“你父亲最后到底怎么样了?”他说，“我们一连找了五天，音信全无。第六天，根据有人报来的线索，我们在常兴梁村的渭河滩上发现了父亲……”安育民已泣不成声。但从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明白了，安志坚先生跳渭河自溺以后，尸体被水冲到靠岸的地方，埋在沙窝里。由于棉衣被水冲翻过来，正好裹住了头，保护了头，而露在淤沙外的左小腿肚子已被野狗吃得惨不忍睹。同来的大人们说，“育民，把头上的棉袄揭开，再把人认一认。”安育民放声大哭了!眼见这熟悉的棉袄，还有他特有的一口白牙，父亲，你怎么就踡卧在这里呀……

来人都问安育民，“你是长子，你说，你爸的尸体咋办?”

这事放在一个大人头上，也会束手无策，更何况他那时才17岁。他掉着眼泪想一阵，想上一阵又掉眼泪。他家里一没吃的粮，二没用的钱，母亲又有病卧床，造反派还放言，安志坚的尸体不能进村。安育民横下一条心，走向渭河岸边的一个饲养室，碰上了好心人，讨要了一页旧席，一盘旧耱，在附近的洋槐林中找了一块空地，大伙合力挖了个等人深的坑，垫上旧耱，裹上芦席，把父亲埋在了河岸上，把悲愤埋在了心里头。

安育民说，“我从此也像忽然长大了，在心里誓言，我们兄妹日后要活出个人样，一定要把父亲的尸骨搬回故土。回家后，大家分工，我留下经管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大弟去了冯家山水利工地。他把每月补助的伙食费节省下来，两年后，我们用120元在冯家山买了一付还起眼的瓜木板。我们和姐夫用架子车一天两夜把板拉回家。队上不给坟地，理由是反革命不能进公坟。但父亲不能葬身异地，后经恳求、争辩、好心人说合，终于给家父在一个干梁梁的最顶上划了一块葬身之地。他们又放出风，棺材一抬回来，先在门上开批判会。这时的我已年近20岁了，当即决断，由渭河滩抬上家父的遗骨，绕开本村，星夜赶往墓地。屈指算来，整三年，我们如愿将父亲的尸骨搬了回来。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家父总算入乡土为安!回到家里，只见担惊受怕的家母，瞪着诚恐诚惶的双眼，两手发抖，好像连话也不会说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育民，今日埋了你爸，明日就得埋我了!’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发展，但后来母亲的死，却是这一次次的折磨累积而成的。”

听了安育民的话，我心里还有点不了然，问:“程潜是国民党将军中最有名的儒将，他的副官安志坚先生无疑也是儒将风度，他怎么选择了这么一个活法?”

安育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说，“家母是最了解家父的。她一早起来，发现父亲不见了，就给我说，育民，你爸多半是走了短路，怕给你几个娃娃动得太烂了……屋里的哭声煞时惊动了四邻，急忙赶来的伯父提醒我说，赶快翻起你爸的褥子看。这一翻，就翻出了你刚看过的那篇日记。这是父亲的《绝命书》!一切都明白了。接着，母亲又给我们说，你爸昨天下午，拿了一沓报，端了个小凳子，坐在后院里，静静地看了一个下午。他一个人在这屋，想情是夜里写了这字。临明他就走了。一家人不知父亲朝哪里走了，但从后门那里留下的一个重重的脚印，判断他是从后门走的，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安育民这段话的几个细节很能令我深思。安志坚先生一下午看报，是他对生与死激烈思考的一个下午，是为寻找希望的一个下午。但从那时四人帮控制的报纸上他能找到什么希望呢?他的绝望带来了《绝命书》。他那重重的一脚，是一个军人视死如归的永远的留影。

想完安育民说的这些话，我才发觉我已走出周公庙的山门，且上了凤凰山上的第一个小广场(平台)。我手握石头栏杆，向周围仰望，只见蓝天上挂着一轮明晃晃的圆月，东西北三面树木环绕，泛着一层薄薄的银光，开阔的南面送来丝丝凉意，好典型的“飘风自南”啊!周公，你一定熟悉这样的夜晚!来吧，一个21世纪的周人——我，想和你肩并肩坐在这里的石凳上，探讨我今夜所思考的一个难题:程潜将军和他的副官安志坚先生的命运何以有如此之天壤之别?

孤独的我会等到什么样的结果，读者都会明白的。我无奈地向回走时，想着，“文革”中，周总理保护程潜，使他免受冲击，而周总理保护过安志坚先生吗?我又一想，程潜命运转机的根本在于他弃暗投明的成功，而安志坚命运的关键在于他弃暗投明遭受的失败。寻找命运中的那个“成功”与“失败”，正是我想和周公探讨的哲学问题。我又一想，周总理的保护也是一点不敢轻看的呀!忽然记起来了，安育民在我第二次采访他时，说其父因病去北京找周总理，总理托人把他安排在中苏友谊医院，享受公费医疗，等他多种复杂顽疾痊愈后，还为他买了回西安的火车票;后来又因屡遭政审而上书周总理，总理指示中央办公厅给县上写了证明材料!这都是他们全家尽知的事情，更是有案可查。一个日理万机的总理，为其竟操了这么多的心，还要他怎样保护?沉默了一阵后，我又问，“是不是你父亲过去在地方上干过错事，得罪了一些人，遭到了报复?”他说，“家父一生在外，从未在家乡干过事。但他是一个很重乡情的人，他中年时，与人合伙在家乡高望寺创办了一所小学。民国18年，家父在咸阳县当公安局长时，发现来这里逃难赶场割麦的人群中有家乡的人，他特意接济了他们。在造反派策划的那个要致家父于死地的月黑杀人夜里，就是几个家父接济过的老乡挺身而出，救了家父一命。晚年退职回乡的父亲，虽穷困，但每日读报看《红旗》杂志，反复抄写毛泽东诗词。他的好书如命，也确实渗透到他的血液中，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还爱开会，凡队上、公社开大会，他提个小板凳，就早早去了。他的‘订座’永远是第一排。他会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军人出身，性耿直，本来就聪慧、敏锐、正义，看问题更是入木三分，又不隐晦自己的观点，直来直去。他虽乡情浓厚，但不大懂另一层‘乡情’。我认为这是他得罪人的唯一一个渠道和可能性。但他发言的调子却从来都是平和的，绝不恶语伤人。他一生都是这样的。然而有正义感的人还是多数。我们将家父的遗体搬回老家时，为躲造反派，绕开村连夜到了坟地。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许多人不畏强权，不怕连累，自带工具，帮我们将父亲下葬，掩埋，没喝一口水，各自回了家。现在想起来，我们都很感动。”

我踏着月影浓重的路向回走着，想着安志坚先生命运的一连串为什么……

从程潜别墅门前那个长长的古台阶走下来，向西一转身，墙上刻写的三个大字立即扑入我的眼帘:“润德泉”。但我今夜想的不是书写它的张毓民先生，也不是那字的大气与清秀，而是把“润德”和“文革”社会批主张德政的周公与安志坚的命运连在一起去思考:我们那时的全民教育不再是“润德”了，而是“德”的严重缺失，先毁了一个安家庄的人心，再去毁了安志坚的灵与肉。人性中的恶毒疯长得像非洲的吃人树，吃了安志坚先生。他们一点也不像周总理那么去爱护他、保护他。安育民最后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埋父多年以后，他们兄弟姐妹为父亲立了一块碑，还了父亲的本来面目。父亲百岁时，地方各级领导，还有杨虎城将军长孙媳和乡亲开了一个纪念大会，省市媒体做了报道。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埋家父的那个干梁梁上如今已堆起了几十个坟堆堆，更有一位风水师生前就把墓穴选在了最靠家父的地方。人们的看法变了，因为他们发现安志坚的八个孙子都考上了本科大学，有三个进了北京，三个上了研究生。早在开放以前，有两个老汉在坟地前发感慨:看看人家安志坚，活着当大官，死了还‘高高在上’(指墓子在干梁梁最高处)，像在那里讲话，还是大官!”

我明白安育民给我说这话的意思。走过一棵千年汉槐，我倒生出一个新的想法。如果安老庄人，能看到安志坚先生是他们村的先贤、骄傲，是他们村做人的一个新标杆，后辈儿孙都在尊崇他，想着要赶上他、超过他，我认为这个村就有希望了。中国有多少个村子，出过多少个贤达人才，要是全村人都爱护他，见贤思齐，这笔精神财富实在不可小视啊!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这样，对他的先贤，不是攻击、诬蔑、打倒，而是推崇、学习、超越，那么这个民族就有希望成为最优秀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我亲自听见，有人走到程潜别墅跟前竟说，这是周公庙，看程潜别墅干吗?这种声音叫人何等惋惜!看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公元619年，唐朝建立的第二年，皇帝李渊就下了昭书，给周公选址修祠。这不就是以前贤兴朝廷，兴天下?我们怎能忘记自己的前贤呢?

第一次采访完安育民，我们一块去拜谒程潜别墅。到了那里，他提出要给程伯烧纸。我说，这里最重要是安全防火，免了吧。心到就好。

安志坚先生的悲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人们，爱你们当地走出的贤达吧!

猛一抬头，已到了我的门口。看来我今晚是碰不到周公了，但我可以用梦延续我的今晚。我又寄希望于梦见周公，不是同样可以与他探讨人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