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父亲

刘一良

2003年10月9日，敬爱的父亲与我们永别了。每当我踏上七里原那片故土，走进我可爱的家，看到父亲慈祥的遗像，就难以控制思念之情，不由得我潸然泪下。他走得那么急，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遗嘱，也没有留下一件名贵的财物，但他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的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父亲逝世的消息传出后，震惊岐山县城，十里八乡的乡亲前来吊唁。一排排花圈，一群群吊唁的民众，正是他人格力量和感人事迹的见证。宝鸡市的一位友人得知父亲逝世的消息后，连夜制作了“甘棠遗爱”的牌匾，表达对父亲的敬仰之情。一位领导吊唁时说:“你父亲的精神是周礼之乡、岐山民风的缩影。”

艰辛勤劳　意志坚强

从我记事起，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能吃苦，勤劳执著。在他眼里，困难再大，只要下苦功，就一定能克服。干什么活，只要专心致志做，就一定能做好。我的童年是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度过的。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连烧的柴火都不够用。父亲为操持一家人的生计，同我的祖母、母亲一道费尽苦心。父亲身残体弱，不是生产队的“全劳”，挣不来“十分工”。但只要他能干的活，就会全身心投入，必定干好。他当过村上饲养员、出纳员，做过豆腐，尤其是给村上管电磨子十多年，经常起早贪黑，通宵达旦为村民服务，不论群众什么时候叫，就什么时候到，还亲自帮着干。为了给村上省钱，他学会了修电磨子、锻石磨子。他的服务作风和服务质量，村民们交口称赞。连周围的凤翔横水、岐山失家原、温家村的群众也赶到我村磨面。在当时的情况下，村上经济很不景气，尽管他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我家仍是“倒灌户”，没有分红反而倒欠队上的钱。我记得，哥哥一放学回家就给队上干活，姐姐不得不辍学挣工分，家里后院长了多年的大槐树被伐掉还债。“文革”前后，为了养家糊口，他回家后，立即整理烟叶，背到县城出售。经常早上出门，晚上半夜才能回来。但父亲毫不气馁，依旧用他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这个家，一步步地推着这个沉重的车轮前行。

父亲对土地和粮食有着特殊的情结，十分珍惜。他自幼喜欢耕地，三年困难时期为度饥荒挖石造地。责任制以后，他平整土地，精耕细作，家里承包的土地年年喜获丰收，成为村上的“样板田”。他在地里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中午不回家吃饭，让家里送饭或捎个馍喝口水，就接着干。汗水浸透了衣服，大雨淋透了全身，他从不叫苦叫累。只要不耽误农时，把庄稼务好就是他最大的欣慰。他年过八十仍下地劳动，直到2001年下半年，我从岐山调到宝鸡工作一年后，经多人劝说，才勉强把责任田交给他人耕种。多少人见父亲在地里劳动很不理解，认为父亲年龄大了，家里什么也不缺，还下这苦干什么?但父亲认为，当农民就要爱土地，爱粮食。丰年要想到欠年，欠年要想到荒年。他对乱占耕地的行为十分恼火，气愤地讲:“这样下去耕地年年减少，后辈儿孙吃什么?”

乐善好施　惠泽民众

父亲崇尚积德行善，积极推崇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十分推崇，并积极宣传践行。他爱民众、爱帮人、爱穷人，经常教导人们“人要爱人”“人做好事，好事等人”。我记得小时候，只要家里来了客人，全家人都忙了起来，端水沏茶，烧火做饭。特别在冬天，先让客人上热炕暖一暖，再送上一碗热饭，待客人就像待亲人一样。同父亲一起管电磨的李杰、张江、炊有绪、张栓成等，离家较远，常被叫到家里吃饭。

父亲帮助穷人，乐于助人闻名乡里。他不嫌弃穷人，同情可怜人，村上和附近周围有困难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在我家生活困难的时候，祖母、父母对待穷人更是这样。村里的孤寡老人刘奎生，是我家的常客，生活有困难，老人们尽力帮助。邻村朱家原朱天朋患精神分裂症，去世后留下三个孩子，家境十分困难，大女儿自上小学开始一直靠亲友帮助借钱维持学业。2000年，当她考上凤翔师范学校后，无钱交学费，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得立坐不安，到处找熟人募捐，父亲的举动感动了周围不少人，终于凑齐了学费，孩子如愿以偿。她母亲见人就说:“要不是她刘爷爷，孩子上学就无指望了。”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的思想境界超过一般人，做好事是他一生的追求和乐趣。我从记事开始，就觉得他爱管“闲事”，爱帮人办事，直到他年迈体弱，不能出门，也没有放弃这一信念。他一生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投入自己无限的热情，为乡村集体办了一件又一件实事，为他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这实在不易啊!

崇尚文化　重视教育

父亲一生爱学习新知识，爱有文化的人，崇尚传统文化的精华。他可大段大段地背诵《诗经》《三字经》《道德经》中的句子，经常用这些警句劝善他人，教育如何做人，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尤其到了晚年，他走到哪里就把警句传诵到哪里，逢人就讲古文化的经典，常给大人或孩子讲“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教育孩子一定要把书念好。同时要懂礼貌，知事理，要孝悌为先，以“孔融让梨”的故事影响后人。讲周礼文化和召伯爱民的故事。在晚年，他到处呼吁，动员村民捐款捐物加紧保护甘棠树，抢救慈禧太后御赐的牌匾等文物，让后人永远记住“甘棠遗爱”的故事。这是他一生尊崇优秀文化思想，劝人为善的有力证据。

父亲认为“没有文化的人就像睁眼瞎子”。有两件事可以看出父亲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一是他一生对“字纸”不能乱扔，更不能当手纸，这是一条戒律，所以我们一直遵守着这个规矩。二是爱交有文化的人。他同县上的文化名人郭子直、庞怀靖、宋火奎等都有着密切的交往，同年轻的文化人交谈从没有“代沟”障碍。就拿给我姐和我妹择婿来讲，也都是选择了教育行业的人，当时一个在岐山东街中学教书，一个在西安理工大学教书。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式教育方法，要求十分严厉。他把治家立业的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儿女身上。他高度重视读书学习，从小就给我们灌输读书的好处，常以祖母的侄子冯泽春大学毕业进京工作为楷模，教育我们一定要学好知识，考上大学。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让我练毛笔字，别的孩子玩耍，不让我出家门，必须写几张毛笔字才行。如发现不在家里练字，就大发脾气。

讲究礼节　凝聚家风

父亲十分讲家规，推崇“忠、孝、礼、义”。在家庭要讲孝心，讲和气，讲谦让;对他人要有爱心，有诚心，有礼貌;对国家要讲忠心，讲公心，讲奉献。把公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心一意把事业干好。父亲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我们，我们兄弟姊妹也从中学到悟到了不少人生的真谛。

祖母吃素食，行善事，父亲很尊重她的生活习惯，一日三餐，祖母说了算，母亲操作，大家都听祖母的安排，从不挑剔。饭做好了，孩子必须先用双手送给大人，以示尊敬。大人没吃饭，小孩子是不能动筷子的，这是规矩。祖母患病卧床三年，父母守在身边喂吃喂喝，端屎端尿，照顾十分周到，乡亲无不夸奖。我家多次被县乡授予“五好家庭”。

父亲从小要求我们要诚实守信，做到不说谎，不骗人，不伤人，做人要做老实人，做正直人。教育我们“不义之财不可取，无道之钱不可得”。干什么事都要老老实实干，不能投机取巧。要廉洁从政，忠心为公。当官不论大小，要做到手续清楚，两袖清风，让组织放心，让老百姓舒心，多为民谋利办好事。最使我感动和刻骨铭心的是，自我兄弟俩参加工作后，父亲从来不因自己的事来拖我们工作的后腿。每次回家临走时我问父亲还有什么事没有，他常叮咛的一句话就是:“把公家的事干好。”在他患病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利用节假日想多陪他一些时间，他就催我们去单位上班，不要管他。10月9日是父亲离去的日子，10月7日我出差回家，父亲身体很虚弱，他输着液，一见我，直瞪瞪的眼神望着，期盼我到他的身边。但到天快黑时，父亲知道10月8日是收假的日子，就催问我走了没有。直到临终时刻，姐姐看那天身体不对劲，问是否叫我，他的意思是先看看公家的事能脱开不?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心里装着别人，装着公家的人。

节俭朴实是父亲一生的习惯。自己的吃穿用十分简单，从不讲究，平时他常说粗茶淡饭、五谷杂粮最养人，大吃大喝是浪费。衣着更朴素，舍不得穿新衣。管电磨期间，整天在磨坊，粉尘大，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伴他度过业余时间的“奢侈品”就是十几元的小收音机。到了晚年家庭生活好了，也是克勤克俭，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小馍块要捡起来吃下去，边吃边给人说:“粒粒皆辛苦啊!浪费粮食‘造罪’。”我家用的小板凳是60年代用废皮带扎制而成的，一不小心就会挂破裤子，父亲却舍不得扔，坏了修，修好了继续用，一直使用至今。我们要给他屋里换一台好彩电，他坚决不肯。

父亲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从小接受着家庭的熏陶，潜移默化着我们的言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自幼上学到现在成家立业，不论是到学校、村上，还是在工厂、单位都表现出良好的教养，品学兼优的素质和敬业奉献的精神，个个都在不同的单位荣获先进、模范的荣誉，这无疑与父亲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精神是永存的。我们会牢记他的教诲，固守他所缔造的精神家园，并代代相传。

2004年2月16日

(刘一良，岐山凤鸣镇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宝鸡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宝鸡市非公企业党工委书记。因业绩优秀，被评为全国工商系统先进工作者。有多篇文章被省以上媒体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