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二首（一）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二）。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三）？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四）。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五）。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六）。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七）。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八）。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九）。

（一）自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这两首诗系为“甘露之变”而发。大和九年（835），唐文宗与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共谋诛灭宦官。李训使人诈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想诱宦官首领仇士良等去验看，趁机加以诛杀。仇至，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持文宗入宫，派禁军大肆捕杀朝官。除李训被杀外，连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也被灭族，长安有些街坊和人家被抢劫一空。郑注也被仇士良密令斩于凤翔。史称“甘露之变”。从此朝廷大权进一步归于宦官，文宗更处处受到挟制。乙卯年：大和九年。丙辰年：文宗开成元年（836）。

（二）九服：古人设想中的九个行政区域，自京畿向外，每隔五百里为一服，共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等九服。这里指全国的土地。元化：颂称帝王的“德化”。三灵：日月星。叶（xié协）：合。睿（ruì瑞）图：颂称皇帝的英明大略。睿，明智。两句谓唐王朝德化流布，获得九服归附；皇帝的英明大略上合天文垂象（这是天人感应的迷信说法）。言下见诛灭宦官本有良好条件。

（三）本初：袁绍的字。汉少帝刘辩光熹元年（189），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事泄，何进反被宦官所杀。袁绍引兵入宫，捕捉宦官，不论老幼，尽皆杀死。此以“本初辈”比李训、郑注，既切其谋诛宦官，又隐责其有投机之心和缺乏谋画。屈氂（lí厘）：汉武帝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征和二年为左丞相。次年，宦官郭穰告发他指使巫者诅咒武帝，勾结贰师将军李广利，欲立昌邑王为帝，被腰斩，妻、子枭首。屈氂诛：指因宦官的指控以谋反的罪名被诛。两句意谓：怎么那些像袁绍之流的浅谋胡干的投机者竟然自找刘屈氂式的谋逆灭族之罪呢？

（四）有甚：有过于。当车泣：据《汉书·爰盎传》，汉文帝一次与宦者赵谈同乘一辆车，爰盎伏车前谏阻道：“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文帝令赵谈下，谈泣而下车。下殿趋：《南史·梁武帝本纪》载：大通年间，有童谣说：“荧惑（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两句谓李、郑的用心大有过于爰盎的使赵谈当车而泣（意指想一举消灭宦官），但他们谋事不成，反使皇帝下殿趋走，为宦官所劫持。一说，“下殿趋”系用张防被斥下殿事，借指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据《汉书·虞诩传》，虞诩欲除宦官张防，反被谗下狱。宦者孙程、张贤于顺帝前言张防奸邪，为诩辩白。时防立于帝后，程呵叱说：“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厢。按张防为另一宦官呵叱下殿与仇士良被诱至左仗验看甘露，性质、情节均无相类之处，疑非是。

（五）何成：哪能成为，哪里是，指斥的语气。奏云物：奏报祥瑞。此处隐指奏称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事。云物：日旁云色，古人常藉以观测吉凶水旱。直是：简直是。萑苻（huán pú桓蒲）：《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劫取）人于萑苻之泽（芦苇丛生的湖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后遂称盗贼为萑苻。两句意谓：奏称夜降甘露，哪是什么真正的祥瑞吉庆呢，简直使大臣们被当成盗贼给剿灭了。这是深责李训谋事之非。

（六）证逮：捕捉与案情有牵连的人。《史记·五宗世家》：“请逮勃（常山王刘勃）所与奸诸证。”证，证左，即证人，指与案情有关连者。符书：指逮捕的官文书。符，凭证。辞连：供词牵连。俱（j 拘）：偕，同。两句谓宦官多次下令搜捕有同谋嫌疑的朝官，只要词状稍有连引，就被指为谋逆而赔上性命。

（七）尊汉相：汉成帝时丞相王商身材高大，容貌过人。匈奴单于来朝，见商颇畏惧。成帝称叹说：“此真汉相矣。”（见《汉书·王商传》）此以王商比李训。《旧唐书·李训传》：“（训）形貌魁梧，神情洒落……（文宗）以其言论纵横，谓其必能成事。”辨胡雏：据《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十四岁时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对左右说：“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异志，恐将为天下之患。”派人前去收捕，石勒已离去。后来石勒成为“五胡乱华”时期前赵的君主。这里以石勒比郑注，指斥他怀有野心，给国家造成祸患。史称郑注“诡辩阴狡”，“挟邪市权”。两句谓文宗竟因尊崇李训这种徒有大言的妄人，连郑注这样怀有异志的奸邪也不能及早识别。（作者对于李、郑的浅谋误国均持批判态度，而于其为人，则有所区别：把李训看作志大才疏者，视郑注则为奸邪小人。）

（八）鬼箓（lù录）：登记死人的名册。朝部：朝班。百官上朝须按部就班。军烽：犹言战火。上都：指京城长安。唐肃宗至德元载号长安为上都。两句谓这次事变使大批朝官被杀，名列鬼箓，使帝京长安出现了战火，充满了动乱恐怖气氛。

（九）敢云：岂敢说。堪痛哭：用贾谊《陈政事疏》中语。参看《安定城楼》注。洪炉：大炉，指天地。《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两句意谓：我岂敢说这次事变可堪痛哭，但人们在恐怖无言之中仍不免要为人间发生这样的惨剧而怨恨天地的昏愦错乱。

丹陛犹敷奏，彤庭战争（一）。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二）。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三）。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陌生（四）。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五）。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六）。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七）？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八）。

（一）丹陛（bì币）：古时宫殿前涂红色的台阶。敷奏：陈述奏进。彤庭：汉代皇宫以朱色漆中庭，称彤庭。后泛指宫廷。（hù忽，旧读入声）：

忽然。两句写甘露之变发生时的情景，李训等还在殿前陈奏，顷刻间一场流血的惨剧即已发生。

（二）自注：“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卢植：东汉末年人。何进谋诛宦官事泄被杀后，宦官张让、段珪劫少帝逃往北宫。卢植执兵器于半道中指斥宦官罪恶，段珪等大为恐惧。后宦官又劫少帝逃向小平津（黄河渡口，在洛阳北），卢植连夜追赶，杀宦官数人，夺回少帝。这里以卢植比令狐楚。楚于元和十四年七月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大和九年十月进封彭阳郡开国公，故作者自注称其“故相彭阳公”。甘露之变发生后，楚与郑覃因系左、右仆射，被文宗召入，留宿中书省，参与处决机务。说“独召”，是有意抬高令孤楚。庞萌：东汉初人，曾官侍中，很受光武帝刘秀的信任，后反叛，刘秀深悔错用了他（见《后汉书·刘永传》）。这里以庞萌比李、郑。两句谓文宗只是到处境危急，召对令狐楚这样忠贞可靠的人物时，才后悔错用了李、郑这种不应信任之臣。

（三）御仗：皇帝的仪仗、警卫。前殿：指文宗坐朝的含元殿。据《通鉴》载，仇士良逃回殿上后，宦官用软舆载文宗北出。李训攀舆呼喊：“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宦者郗志荣拳击其胸，李训仆地。乘舆入宣政门，门随即关闭。“御仗收前殿”即指此。凶徒：指宦官。背城：“背城借一”的省语，指在自己的城下与对方决一死战。两句谓宦官将文宗由前殿劫回后宫，并率禁军从宫中杀出，拼死反扑。

（四）苍黄：苍皇，仓卒。五色棒：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时，造五色棒悬门旁，用以惩罚违反禁令者，曾杀掉犯禁的宦官蹇硕的叔父。掩遏：壅遏，阻遏。一阳生：古代把冬至看成节气的起点。从冬至起，阳气初动，叫“冬至一阳生”。甘露之变发生在十一月，正当冬至时节。两句意谓李训等仓卒举事，反遭失败，把冬至初生的阳气（暗指唐王朝复兴的生机）也阻绝了。

（五）清君侧：除去君主身边的坏人。《公羊传》：“晋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老成：指办事稳练、富有智谋和经验的大臣。两句谓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古来即有其事，今天也并不缺乏能担当这项重任的富于谋略、经验的大臣。

（六）素心：犹本心。未易：未改变。无名：无名目，犹“不成话”。二句谓李训的本心虽犹忠于朝廷，未有异图，然此举仓卒行事，酿成巨祸，效果极坏。按李商隐《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按实指李训）……徒思改作，未可与权。敷奏之时，已彰虚伪；伏藏之际，又涉震惊。”说他们想要“改作”，而不认为是叛逆，可与“素心”二句互证。

（七）宁：岂。二句谓衔冤而死的人，谁能暝目？未死而愤恨欲绝的人，岂能忍悲吞声？

（八）咸英：《咸池》、《六英》，传说前者是黄帝之乐，后者是帝喾之乐，这里用来代表典雅的乐曲。唐文宗曾命王涯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配合演奏，名《云韶乐》，“咸英”隐指此。两句意谓，近日听说皇帝重又开宴庆寿，席间演奏的仍有王涯生前所定的《云韶乐》。这是大悲剧中带滑稽性的插曲。文宗受制于宦官，朝不保夕，岂有心开宴作乐？而宦官仍然给他作这样的安排。王涯无辜被杀，文宗曾表示伤感，而席间仍然用他生前定的《云韶乐》。这种插曲引起人多方面的想象，使人愈觉悲凉。

诗中所“感”，主要针对两个问题而发：一是李训的志大谋浅，贻误国事；一是文宗的不能知人善任。首章以斥李训为主，责其不能凭借良好条件以成大事，目标甚高而效果适得其反，手段拙劣，致结局悲惨，徒以言貌博得君主误任，贻祸国家。次章以讽文宗闇弱为主，叹其临危而始悔，举大事而不知任用老成，听信李训作无名之举，事前既闇于知人，鲁莽从事，事后又忍悲吞声，被宦官任意摆布，昏愚软弱，可愤而又可怜。

宦官虽然不是这首诗抨击的重点，但诗的抒情和议论，正是建立在必须把他们铲除的认识基础上。其时宦官气焰极为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鉴·文宗大和九年》）。作者直斥他们为“凶徒”，揭露他们大事株连、滥杀无辜、挟制皇帝、篡权乱政的罪行，表现了强烈的义愤。这样有胆量的作品，当时还没有第二人能够写出。

诗中不仅把郑注看作乱天下的“胡雏”，对李训诛宦官的“素心”，亦只一语带过，而对此举之失则一再指斥，不免过苛，这是受了当时情势和舆论的影响。另外，诗人遣词用语，多隐曲含蓄，也值得注意。何焯说：“多用反语，然实伤之”，是体会得比较深的。诗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亦每每从抑扬吞吐、亦讽亦慨中显露。

诗以议论出之，但抒情气氛很浓。忠愤激烈、关注国家命运的感情盘郁流注于字里行间。用典虽多，却都是隐曲地表达深广内容所必需的，何焯说：“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为最，笔力亦全”，并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