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宋开始龙江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历史的一个高点

农业生产的演变和发展

珠江三角洲本来是一个岩岛罗列的浅水湾，由泥沙沉积而成平原。据科学测定，珠江（西江）每年以7000多万吨蕴含天然有机肥的泥沙带给三角洲，而这些肥沃的泥土被称为“西江麸”，使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发展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东莞、顺德、香山尤为南海之南，洲岛日凝，与气俱积，流块所淤，往往沙单渐高，植芦积土，数千百亩膏腴可研而待。”

而另一方面，汉晋以降数百年来，北方边患日趋严重，尤以宋代为烈。在战火的蹂躏和异族入侵的压迫下，大批中原农耕男女向南迁移，经南雄、始兴，再由官府“接引”来到珠江三角洲。朝廷为了安置移民，决定修筑桑园围，开发珠江三角洲。在朝廷的支持和官府的直接参与下，简易的桑园围很快就修筑完成，围内很快就形成一大片肥田沃野。南迁的中原人丰富的田间耕作技术为龙江原来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龙江从汉代开始进入较文明的农业生产。汉代以来，岭南与中原的交流逐渐频繁，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逐渐渗入到珠江三角洲。当时已集结成村的龙江先民除了继续从事传统渔猎经济活动外，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他们在山坡上挖垌开田，种植五谷、生果、蔬菜等植物。到了唐代，山坡下形成一片沼泽，有人试着在沼泽的高地上围田种植，这种田地古称“潮田”。潮田种植的季节性很强，汛期来到时，全片田地变成汪洋，所以人们只能在汛前或退潮后争取时间种植一造粮食。龙江农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在宋代桑园围修筑以后。

清代，龙山人温汝适在《通修鼎安各堤记》一文中记述了桑园围修筑历史

龙江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纬度低，太阳日照长，辐射热量大，又濒临海洋，受温暖湿润的气流调剂，雨量充沛，几乎全年都适宜农作物生长。这种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显示出龙江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加之中原移民引入了精耕细作的农耕技术，一改过去粗放的生产方式，实行“深耕浅种，时耘时籽，勤以朝夕，施之粪土，有秋之望，富有年矣”。所以从南宋开始，龙江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历史的一个高点。

桑蚕种养业

宋代，龙江堡的龙首村和龙山堡的沙富村已兴起了桑蚕种养业。

15世纪末，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以后，开辟了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把蚕丝推向欧洲国际市场，不论是价格和需求都有大幅度的上升。“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钱银堆满十三行。”在新机遇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下，龙江掀起了种桑育蚕的农业生产热潮。而这时，南移龙江的宗族群体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开发农业生产方面，宗族有能力分派和发动本族的男丁对一些滩塗洼地逐步开发和改造，以宗族的雄厚力量去承担开发的风险，解决了个体势单力薄的困难。开发成功的鱼塘基地，成为宗族产业，并以租赁的形式分租出去，资金回收后又重新开发新的土地。在这次开发热潮中，龙山堡行动最快，龙江堡、甘竹堡也紧跟着行动，将大量的洼地重新开发，把原来的禾田地、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全面改造。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经过二百多年的基塘整治，一种以种桑、养蚕、养鱼相结合的科学耕作方式，成为了龙江历史上农业生产的特色。“桑叶一月一摘，摘而复生，计地一亩，月可得叶五百斤，蚕食之得丝四斤，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矣。”清廷对种桑育蚕较为重视，不但鼓励农民种育蚕桑，还拨出专款修筑堤围。于是，在自然环境和各方有利因素的促进下，龙江蚕桑业得到高速发展，迎来了自宋代桑园围修筑后最繁荣的景象。在龙江的带动下，顺德境内各镇纷纷仿效，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到清末，全县桑基鱼塘达到30万亩。

数百年前，龙江人开创了桑基鱼塘的农业发展经营模式

民国时期，世界列强一度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冲击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丝价暴跌，不少农户因此破产，陷入困苦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蚕丝业有了稳定的回升。鼎盛时，龙江种桑面积达1.7万多亩，鱼塘面积3万多亩，为当时顺德县之冠，亩产桑叶、蚕茧产量也名列全县前茅。当时西溪乡的单产量及排沙乡的育蚕技术一度著称县内，先进的养育技术向外县输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化学工业发展日新月异。化学纤维逐步代替蚕丝，蚕丝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不断下降，蚕桑生产的经济效益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加上工业废气污染影响，育蚕成活率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初，龙江与全县各镇的桑蚕生产均告终结。

水产养殖业

南宋以来，龙江人就实行“土地为宜，争以为业”，开始“塞堑为塘，叠土成基”，兴起了养鱼业。明末清初，龙山堡的基塘面积已达3万亩，“民舍外皆为塘”，“每岁鱼价，通以数万计”。到清代咸丰年间，龙山、龙江已无稻田，大部分成为基塘，“咸丰前尚有禾田，后悉变为桑基，盖树桑养鱼，其利过于种禾数倍也”。桑蚕种养与“涵养塘鱼”同时发展，成为当时龙江农业生产的一大经济支柱，塘鱼远销省港澳等地。

“四分基面六分塘”的传统桑基鱼塘经营模式在龙江持续了很长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生产关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塘鱼生产稳步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塘鱼生产又陷入低谷。“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对塘鱼生产实行统购政策，由于收购价格背离了商品经济规律，打击了渔农生产的积极性，渔业生产发展放缓。

改革开放后，国家取消上调和统购任务，开放塘鱼市场，在体制上实行承包经营，塘鱼生产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适应市场需要，不少渔农从原来以饲养四大家鱼为主转向饲养优质高产鱼类，其中有甲鱼、鲶鱼、鳗鱼、白鲳鱼、桂花鱼、加州鲈等。一批养殖专业户还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和信息等优势，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注重品种和生产布局的调整，逐步向产业化经营转变。此外，网箱养殖也发展迅速，成为龙江水产养殖新的经济增长点。

家鱼养殖一直是龙江农业的龙头

禽畜养殖业

水产养殖向来是龙江农业的主体

家禽饲养是龙江农户历史上主要的家庭副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家禽饲养业逐步迈向专业化、科学化，从培苗、饲料到饲养技术以及饲养规模都有很大的发展。

龙江的家畜向以生猪为主。明清时期，两龙地区酿酒业发达，大凡酿酒作坊、豆腐作坊以及一些农耕大户，都有饲养生猪。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人民公社化后，实行公养与私养并举。20世纪60年代期间又推行“公有私养”、“公助私养”等措施。改革开放后，过去的家庭分散饲养逐渐过渡为专业饲养，还引进了高产瘦肉型猪种，养殖规模也有一定的发展。

水利工程

1.唐代的堤围

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锦屏山四周发现汉唐遗址，如唐人区恺的故居石门洞。可见唐汉以前，当时的龙江人是居住在山坡之上，包括龙江的锦屏山山足扇形地面以及龙山沙富村头、铁炉凹等一带地形较高的地方。尽管当时龙江四周的沼泽不少已成平原，但因汛期水患年年泛滥，加以咸潮为害，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制约。人们只能在山沟挖垌开田，但垌田土地瘦瘠，产量不高，不足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于是有人在较高的平原地面叠土为围，分筑小堤，从事农业生产。唐代时珠江下游顺畅，洪水来时洪峰不高，堤内往往可以自保。可以说，唐代的堤围为龙江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2.宋代的堤围

北宋末年，由于北方南移的居民增多，龙江也成为了移民聚居的地方。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和人口（劳动力）增多，耕地开发的需求量加大，于是朝廷下令修筑桑园围，在唐代小围基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组合和加固。据《南海县志》称，桑园围是在北宋徽宗宣和三年至七年间（1121—1125），官府发动西樵、九江、沙头、两龙的人力全面修筑而成的。不过，当时桑园围的修筑也不需耗费很大工夫，原因有三：一是有唐代小基围的基础；二是“当时河床阔旷，潦势不甚猖狂，故堤高不满三尺”；三是当时修成的桑园围是一个开口围，根据洪峰西高东低的水文现象设计而成，是既省工省时又科学的简易堤围。

3.明代的堤围

明代，由于地处珠江下游的沙田区普遍筑围造田，出水口变得狭窄，每年西潦来时水位逐年高涨。《桑园围志》称：“江潦盛涨，阻塞难消，旁溢泛滥，往往从倒流港逆灌而入，远近诸堡之在围内者，均受其害。”这就是说，明代以后，由于珠江下游的出海口筑围造田，洪峰来时流通不畅，洪水由桑园围的开口港倒流入围内，成为祸患。于是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桑园围进行了全面改造，将“上自丰滘，下至狐狸，以迄甘竹，东绕龙江，上至三水，周数十里”的堤围进行加宽、加高，又把原来的开口围改成闭口围。这样，明初的桑园围就改造成今天桑园围的雏形。

南顺桑园围略图

另一方面，明代虽然把桑园围修成闭口围，使洪水“倒流港逆灌而入”的状况得以解决，但是在珠江下游出口处仍有人不停抛石筑堤，围海造田，使珠江口变窄，水流阻塞不通。桑园围又进入了历史上水患最严峻的时期。正如《新会县志》记载：“石坝之争筑，必碍下流，下流淤塞，水势泛滥，决防之患，在所不免。”

4.清代以后的堤围

明末清初，桑园围内不少乡人不得不在堤内修筑小围，构筑第二道防线以期自保。这说明明末以后，桑园围已经不再适应连年洪峰高涨的水文变化情况了。

清代，除了下游继续石坝塞海，围海造田外，西江上游的广西、肇庆等地区又开始积极修筑小堤。过去，因上游有广阔的河床和山塘旷地，洪峰到时可以分散容纳和缓冲洪水对下游的压力。但上游沿途堤围修筑后，就失去了分散容纳的作用，洪水挤迫在窄窄的河床上，造成水位猛涨，汛患直迫下游。据《桑园围志》称，自乾隆以后，桑园围“频年溃决”。

咸丰三年（1853），桑园基一带出现“东西基漫溢”现象，显然是由于上游洪峰高涨，下游排泄不畅，桑园围承受了超负荷洪峰的结果。清代至民国期间，桑园围由于修筑薄弱，险段很多，洪峰到时屡屡崩决，一决即淹没数月，民不聊生。1915年，桑园围崩决，史称“乙卯水灾”。当时“洪水封没门楣”。据《广东公布》载：“龙江镇内各围崩陷，或过面，抢救莫及，一时桑基鱼塘尽行淹没，暂计损失百万有奇。”

桑园围自修筑以来，历年不断崩决，使龙江经济受到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周期性的破坏成为龙江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桑园围逐年得到加固改造，险段得以修复。近50年来，桑园围已没有崩决记录。20世纪末，镇政府投入3.7亿元加固镇内19.2公里堤段，全面实现堤基硬底化，还以混凝土铺设堤面；重建英雄、跃进船闸，对龙江的通航、排涝、排渍、排污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5.治河

历史上，围内河涌由各村堡组织疏浚。民国时期，龙江仅石龟涌有过整治的记录，由里人张思云（民族工商业家）出资整治。1958年3月，龙山乡党委组织了全乡接近1万人，用了20多天时间开挖了跃进河、英雄河。两条人工河共长14公里，河面宽7米。河道开通后，除了使交通便利外，还改变了龙山地区农业生产的水利条件。1975年，龙江公社组织了近万人对原有龙江横滘涌进行了扩展工程，于同年竣工，将原龙江横滘涌开通至与沙富涌相接，定名新开涌，全长约5公里。

新中国成立后的龙江乡水利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