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背景

《红楼梦》是中国人最爱读的一部古典小说。从乾隆年间到现在，从它的八十回未完稿传抄本到现在的影印本[2]和校注本，已经有70多种不同的抄本和刊本。[3]近十年来，尤其在1954年展开了《红楼梦》问题的大辩论以后，有许多重要的专著、论文和总集出版，从思想方面的讨论批判到作者的家世，甚至其亲友的世系，都有详细的研究。[4]

在西方，早在1842年即有人翻译和介绍此书，1892年有人试图全译。[5]1901年出版的英文《中国文学史》，作者翟理斯对于儒家五经的介绍，只有20页，而对于《红楼梦》一书，却有30页的讨论和提要，虽然他那时还不知道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谁。

[1]此书向有许多异名：1. 红楼梦；2. 石头记；3. 金陵十二钗；4. 风月宝鉴；5. 情僧录；6. 金玉缘；7. 大观琐录。这些异名有些代表此书早期的稿本，有些指后来的版本。现在最通行的书名是1，即一百二十回本（包括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其次是2，即高氏补作以前的本子，只有曹雪芹原作八十回。3和5是原稿早期的书名，后来没有用。4是别人给早期稿本的题名，也没有被采用。6和7是1868年以后上海某些刊本的“代名”，因是年江苏总督丁日昌把它列为禁书，出版者用这些“代名”来避免官方的耳目。自“红楼梦”成为定名后，以上这些异名都已废用，只有“石头记”，因抄本关系，偶尔还用在研究论文方面。

《红楼梦》作者曹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居士，通称曹雪芹。其生卒年及平生行谊，本书另有专章论述。

[2]专指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书在下文即简称“影印本”或“影京本”。胡适藏十六回残抄本，1961年影印，以下简称“影残本”。

[3]一粟编《红楼梦书录》（以下简称《书录》）著录抄本、刊本共72种。至1954年10月止。此后各校注本未计算在内。其重要者有1957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刊本两册，有校记及注，1958年俞平伯编《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以下简称《校本》）四册，其第三册为“校字记”，第四册为后四十回。

[4]参看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本，以下简称《新证》），吴恩裕著《有关曹雪芹八种》（1958年，以下简称《八种》）。周汝昌书筚路蓝缕，草创此书，虽有一些错误论断（见下文），但其收集材料之功，洵不可没。本书作者从周著得到许多帮助，特此感谢。

[5]关于西文（英、俄、法、德、意）中《红楼梦》的译文和论著书目，本书英文本附有西文书目，收译文17种，论著22种。——编者注

在1954年《红楼梦》问题大辩论[1]以前，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作者的时代（18世纪中叶）到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这时期的前八十回原稿传抄本，全部是曹雪芹的作品，并附有脂砚斋的评注，多至3000余条。这些评注几乎全部是脂砚斋所写，只有极少数的几条是别人的，评注年代可考者，从甲戌（1754）以前到甲午（1774），前后继续达20多年。在乾隆辛亥（1791）以前，所有本子，大概都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或从脂本出来的传抄本。因为脂砚确切知道作者的生平及其家庭背景，了解此书的原有计划，又看过未失去以前的作者手稿[2]，所以他的评语深切翔实，透露出许多有关作者本人、家世和此书成书经过的消息。可是从1791年至1792年程伟元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3]刊行以后的100多年，实际上停止了八十回抄本的流传。我们必须记得，雪芹的朋友和同时人所见到、谈到、评到的《红楼梦》，都是指八十回的原本，不是现在的一百二十回本。

第二期：从1792年开始，但到何时为止，却难于肯定，也许可定为19世纪末。程氏刊行百二十回本后，此书供应数量突增，又加各地方不断翻刊，使广大的读者，立刻认识它是中国历来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它的流传之广，为过去任何小说所未及。可是扩大了的读者群，似乎并不知道有雪芹八十回原本这回事，而那些抄本，从前在庙市售至数十金的[4]也逐渐在市场上消失。此一时期《红楼梦》的爱好者，最感兴趣的是书中故事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人物性格——尤其是女性——的铸造与分析，而尤其重要的，是一反传统小说的布局。他们对于此书的赞美——常常用诗词的方式——是一致的。只有一些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是例外，那些人板起一本正经的脸，并不问这书的真正价值，却特别关心恋爱故事对于年轻人的影响。[5]在19世纪后半叶，北京流行的《京师竹枝词》中竟有：

开谈不说红楼梦，
纵读诗书也枉然。

的口号[6]，其受人爱好可以想见。现在所说“红学”这个名词，也在1875年左右在北京文人中出现。从18世纪末年起，许多崇拜此书的作家，用一种很别致的方法来对此书表示关心或称赞。他们连续不断地写了大量的“仿制”，每一本的宗旨是要成为《红楼梦》的后半部，什么红楼“后梦”“复梦”“圆梦”“再梦”“幻梦”，层出不穷。因为同情宝玉和黛玉，这些作家们都想改变书中悲剧的结局，使宝玉和黛玉在他们各种各样的“梦”中团圆。可是这些续作，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现在大都不见了。但是，虽然19世纪的读者对《红楼梦》有极大的兴趣（也许正是因为太大的兴趣），却很少人去研究此书作者的生平。有的批评家对他本人毫无所知，有的甚至不知道此书的作者是谁。因为对于作者的漠不关心，自不免对于此书的背景也茫然无所知。越到后来，此书受读者的欢迎越广泛，研究此书作者和背景的人越少。因为那时认识《红楼梦》作者并且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此书的那些朋友都已死去，连他们的集子，其中偶尔记录雪芹事迹的，也逐渐被人忘记。就这样，第二期以《红楼梦》的突然畅销开始，以忘记它的作者终止。这以后，有些人提出许多说法，试图追踪书中背景或大旨[7]，但这些说法既难令人相信，也不受人们的重视。

第三期的特点是关于《红楼梦》书中大旨的新说法的出现。在19世纪的末期，对于清朝政府的不满（恰好《红楼梦》中所写的又偏偏是一个“满式”大家庭的衰落），结合了一般中国人的民族革命思想的兴起，产生了这样一派的看法：正如同《儒林外史》是对于作者同时人的讽刺，所以《红楼梦》是18世纪一部反清的政治小说。这派的主要代表是蔡元培，他相信书中许多人物和故事是影射乾隆时代许多文人的生活，因此费了许多劳力去找出他所认为是被影射的历史人物。[8]但这第三期的猜谜式研究并没有继续多久，胡适在1922年印出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以后，这一派的说法便很少有人相信。胡适虽然驳斥了猜谜式的“影射说”，但代之以“自然主义”的“自传说”，他虽然对此书做了许多“考证”，但未弄清考证学上最根本的年代基础，以致许多结论（尤其是关于抄本的年代）陷入谬误[9]，造成后来对于《红楼梦》研究无数的困难，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

从1922年到1954年大辩论以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的印行（1953）也许可称为历史上的第四期。在此期中有些《红楼梦》的旧抄本和作者朋友们的著作为少数“红学家”例如胡适、俞平伯所知。对这些所谓“珍秘材料”的占有，使他们被别人尊为这门学问的“权威”。胡适在他的“考证”里痛驳蔡元培的“影射说”，称之为“笨谜”，并且，由于顾颉刚和俞平伯二人替他找来的材料，发现了这书的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是正白旗的汉军旗人，他大概生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这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写于1765年左右，但他不久死去，书未完稿，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成书于1791年程甲本印行之前不久。[10]

关于研究《红楼梦》的初步工作应该首先考证“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最先是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11]胡适对于前辈学者，如王梦阮、蔡元培诸人，找着他们的错，攻击不遗余力，但他考证《红楼梦》作者及著书年月等问题，走的是王国维最先提出的路子。而他在《红楼梦考证》的末段说：“以上是我对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他只字不提王国维，仿佛这是他的创见。

说到《红楼梦》的作者和前后两部分的本子，当然也不是胡适的新发现，虽然在传播曹雪芹家世和反对“影射说”方面，他有一定的功绩，但他自夸他的“科学的考证方法”，于是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是第一个发现《红楼梦》作者的人。其实，除了他自己引证的袁枚的不甚正确的《随园诗话》[12]以外，有许多毫不含糊的材料，说到《红楼梦》及其作者。可是在他写《考证》时，似乎都没有看到。现在略举如下：

①李放《八旗画录》：“曹霑，号雪芹……工诗画，为荔轩（曹寅号）通政文孙。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13]下引敦敏诗。

②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能静居笔记》：“曹雪芹《红楼梦》，高庙（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高庙阅而然之。”[14]（《拾遗》）

③思华《八旗艺文编目》：“《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汉军曹霑著。高鹗补。曹霑字雪芹，又字芹圃，曹寅孙。”（子部页48）[15]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引满族文人西清著《桦叶述闻》卷八：“《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曹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霑，汉军也。”（卷八，第10页）

可见，要说明《红楼梦》的两部分为曹雪芹和高鹗所作，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发现。按《桦叶述闻》后文还引了敦敏、敦诚有关雪芹的诗句，敦敏“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与《懋斋诗钞》（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稿本原诗相同，但与后来铁保收入《熙朝雅颂集》（1805）的改本不同，可见作者西清所据材料很可靠。邓先生的《骨董琐记》是当时常见的书，胡适在别处也曾征引，但在“考证”《红楼梦》作者时，他却没有引。

在1927年有一个收藏家要出让一部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人要卖给胡适，他“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胡适这才“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16]新月书店的“广告”说什么，胡适没有说，我在海外也找不到。但新月是出版商，并非贩卖旧书的铺子，它的广告当然是预告重印此书的出版消息，预约发行。[17]这个稿本如果给新月印出来，便不成秘本，大家都可以研究了。所以先以为“没有价值”的本子，一见到有广告要印行，他便不惜“重价把此书买了”。从此以后30多年，这抄本变成了红学权威绩溪胡氏的“枕中鸿宝”。

这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残本共十六回（一——八，十三——十六，二十五——二十八）。胡适在他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竟说他的“脂本抄于甲戌（1754）”[18]，又说，“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19]从此以后，这个本子便一直错误地被称为“甲戌本”。他虽没有说脂砚斋是不是就在这个本子上写他的评注，但在“脂本抄于甲戌”的下文，接着说“其‘重评’有年月可考者，有第一回（抄本，页10）之‘丁亥春’（1767），有上文已引之甲午八月（1774）”。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本子上的评语是不是出于脂砚亲笔？[20]如果是的，则其年代很容易确定；如果不是，那就不能把抄录年代提到此本最初收藏者所写的日期之前，也就不能说这是“海内最古的抄本”。因为即使在那时，有正书局用以石印的那个戚蓼生序本[21]，由于它只有最初的一些脂评，也许更要“古”些。这个十六回脂评残本的年代问题，只要影印出来，便可解决。但直至1961年2月[22]，它依然是胡博士的“枕中鸿宝”，没有见天日。他那篇文字，目的在给读者一个含糊的印象：这是脂砚亲笔的评本。

在1933年胡适又发表了一篇《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23]，由原书之巨和脂评之多，反衬出胡适那篇文字可惊的贫乏。可是在那里，他居然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原来这个七十八回的抄本，和他的一向夸为“甲戌本”的十六回残本，都是过录脂评本的抄本。（而它们的底本，又是作者原稿的抄本。）另外，他又发现了评者“脂砚斋即是曹雪芹自己”，“‘脂砚’只是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脂砚斋评本’即是指那原有作者评注的底本，不是指那些有丁亥甲午评语的本子”。[24]他先用“自传说”把曹雪芹和贾宝玉等同起来，又用“爱吃胭脂的顽石说”把脂砚斋变成了曹雪芹。这条公式看来既方便，又可信，也很动人。无奈就是这位“脂砚斋”，在他的“海内最古”的“甲戌本”第一回中，用朱笔写着这样的评语：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得太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25]

这个记雪芹逝世的“壬午除夕”，是胡适据以考订雪芹生卒年的主要论据[26]，他的许多别的考据也是依此卒年而来的。他居然这样容易用“脂砚即曹雪芹”这支矛，来刺破他的一切考据的盾。似乎他在1933年见了“庚辰”本，就忘记了自己在1928年根据“甲戌”本所写的大作，因为当他贡献这个新的“大胆的结论”（不是“假设”）的时候，并没有“小心的”在“海内最古抄本”中“求证”，而且也没有说明他这个矛盾应该如何解决。

近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是由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红楼梦简论》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这几本书所引起的。俞先生在《研究》一书中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一部曹雪芹“感叹自己身世”的书（页105），它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页107，页124），它“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页110）。俞先生又试图解决《红楼梦》的地点问题（页129～139）、曹著后半部原稿中许多女子的结局问题（页140～172），但没有得出明确可信的结论。在思想方面的辩论中，对于俞氏主要的批评是，他完全忽视了《红楼梦》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意义。如作者用现实主义的作风所描写的他自己所属的封建阶级，他对于贵族家庭的无情的暴露和厌恶，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反抗，和他最后对于这个腐朽阶级，用出走的方式，与之断绝关系。俞先生对于书中女主角林黛玉和别的女子的性格，用真假的说法，加以歪曲的解释（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页112），对于琐细的故事加以烦琐的考据（如怡红院群芳开夜宴图说，页227～244），因而忽视重要的问题。这些批评，大多数是有其道理的，它们只不过说明了明显的事实，只是有些批评者的态度，其实可以不必那么过火。[27]至于对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的类似的批评，却有些不大公平，或不切本题，因为周先生的《新证》，主要贡献在于收集曹雪芹的家世和当时人的史料，并不是一部文艺批评的著作。假使说他不该写这样一本书，因为书中没有谈到某些重要问题，那就像批评一个桥梁建筑师说他没有建造足够的工厂。如果要批评周书，应该检查他的材料是否正确、可靠、有用、相关；评判他对于这些材料的处理、解释和应用是否合乎科学的辩证法，这些材料和解释对于《红楼梦》的了解和研究有无帮助。[28]凡是根据这些观点来批评周氏之书，都是比较正确的。

俞先生在研究《红楼梦》时，曾收集各抄本及有正本中的脂砚斋评语编为一集，而1954年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以下简称《辑评》），所辑脂评根据下列五个本子：

1. 脂评甲本[29]过录乾隆“甲戌”（1754）[30]《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抄本十六回（一——八，十三——十六，二十五——二十八），刘铨福旧藏，1927年归胡适。

2. 脂评乙本过录乾隆“己卯”（1759）“脂砚斋凡四阅评过”[31]残抄本三十八回（一——二十，三十一——四十，六十一——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七十）。

3. 脂评丙本过录乾隆“庚辰”（1760）“脂砚斋凡四阅评述”残抄本七十八回（一——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八十，所缺六十四，六十七二回经抄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

4. 脂评丁本过录“乾隆甲辰（1784）梦觉主人序”本八十回全抄本。解放后在山西发现，亦称山西抄本，文化部藏。

5. 脂评戊本有正书局1912年、1920年、1927年石印戚蓼生（1732—1792）序本八十回。俞明震（1860—1918）旧藏。其正文即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底本。[32]

俞氏所定这五个本子的次序，他大概以为是按时代排列的。其实“甲戌”“庚辰”这些表明年份的干支名称，根本不能表示那些本子的年代。用作本子的名称，只能迷惑读者，使他们误信某一本子即为其干支年份的抄本（说详下）。在校辑这些脂评的过程中，俞先生说：“2、4、5都在我手边。1我现在有的是近人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3藏西郊北京大学，我有它的照片。”（《辑评》页8）上列五本中，最重要的是“脂甲（残）”和“脂丙（京）”。“脂甲（残）”虽只残存十六回，但它在行间和眉端有许多朱评，有的还记录了写评时的年月。“脂丙（京）”本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因它不仅是五种脂评抄本中最长的一部[33]，而且评语最多，从十二至二十八回，又有不少后加的朱批，其中有许多记录了年月和评者的签名。“脂残”和“脂京”二本中的朱评并不全同，可见它们的来源是两个不同的脂砚斋底本。其余“脂乙（配）”“脂丁（晋）”“脂戊（戚）”三本，虽然有脂砚斋早期的评语，用墨笔双行小字抄在正文之中，但在传抄过程中曾受删削，其存者又大都与“脂残”“脂京”两本的双行墨评相同（其不同者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误字）。在“脂戚”中，另有一些附加的评语和诗词，但似乎出于后人之笔，[34]那些作者对于雪芹及其身世并无所知，所以这些附加材料在研究上无甚价值，有时反而眩惑读者，引起混乱。

在《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中，俞先生曾主张将以前胡适所视为奇货可居的“脂评”，“打算流通它，以备公众的参考”。[35]现在这个提议已经实现，读者大众自应感谢俞先生的校辑工作。有了这样丰富的、由作者传下来的材料，我们本可据以研究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原来计划和结构，以及他本意准备怎样完成它的后半部。可是，脂京本的影印和《辑评》的刊布所提出的新问题，比它们所能解决的旧问题更多。最重要的是：

1. 这些抄本的底本的情况是怎样的？

2. 这些抄本和它们的底本的时代应该怎样确定？

3. 脂砚斋是谁？他和雪芹有无亲属关系？那个署名畸笏老人的评者和脂砚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4. 脂砚的意见怎样影响作者？影响到什么程度？

5. 从脂评中可以推见作者原稿的内容到什么程度？

从最后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探测许多久未解决的老问题。例如：①作者原稿的失去部分的内容是怎样的？②他全书原来的布局和书末的收场是怎样的？③高鹗为了他自己的后四十回，怎样改变曹著的前半部内容？④最后，把可能复原的曹著后半部内容与高著后四十回比较，可以看出二人在思想上如何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对曹雪芹和高鹗的思想和文学造诣加以鉴别，不至于在批评时把二人的思想混同起来。别的有关《红楼梦》本身及其作者的各种问题，以前未经解决的，在此书中也将加以考察。下文关于《红楼梦》正文及脂评的必要的校订，将限于“脂残”“脂京”两本，[36]因为其他各本未经影印，手头现有的重印材料似不足据以校订。比较八十回曹著原文及高氏删改后（程乙本）的前八十回，也将以影印的“脂残”“脂京”两本为根据。

[1]关于此次辩论，参看《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以下简称《讨论集》）1—4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2]有一部分原稿在脂砚评阅时已失去，参看《红楼探源》页52。

[3]所谓程甲本，1791年印，1792年发行。同年又印行程乙本。

[4]见程甲本，程伟元序。

[5]例如毛庆臻《一亭杂记》：“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大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原书未见，据《新证》，页532引。

[6]杨懋建《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页34，据《新证》，页528引。

[7]参看蒋瑞藻《小说考证》，页157～164，页556～557。

[8]蔡元培（1867—1940）《石头记索隐》，页6，页14，页15，页22，页25，页32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版。

[9]例如他的十六回残抄本中，明明有“乾隆甲午（1774）八月”的日期，他却硬说是“甲戌（1754）本”。评者脂砚斋在1774年还活着，其时雪芹已死20年，胡适却说评者即是作者。这些问题，下文要仔细讨论。

[10]胡适《红楼梦考证》（以下简称《考证》），见亚东1927版年图书馆版《红楼梦》页1～94。

[11]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末段：“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12]《随园诗话》卷二：“其（曹楝亭）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

[13]“云在山房丛书”后编卷中。

[14]蒋瑞藻《小说考证》，页556，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

[15]原书未见，据《新证》，页447引。

[16]《胡适文存》（1930年上海版。以下简称《文存》）三集，页565。

[17]据胡适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解释是指胡适友人开办新月书店的广告。——编者注

[18]《文存》三集，页573。

[19]《文存》三集，页565。

[20]胡适在此文中，说到脂本的“原底本”（页586），但他又相信“原底本”的“许多评注全是作者自注的口气”（页588），暗示他所谓“原底本”是指作者原稿，所以他的“甲戌本”是脂砚亲笔评注的本子。《红楼梦》的英文译者王际真，便在引言中说“这是1975年脂砚斋手抄本”（见1929年王译本引言）。

[21]即有正本，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8年加以标点，重印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第一、二册。

[22] 即拙著英文本On The Red Chamber Dream出版之日。同年夏，脂残影印本在香港发行。

[23]见《胡适论学近著》（以下简称《近著》），页403～41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此抄本原为徐星署藏，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1955年出版，以下称为“脂丙本”（即脂京本——编者注）。

[24]见《近著》页408～409。但此“甲午”评语中明明说“一芹一脂”，若依胡适所说，这条不是脂评，又是谁的评语？

[25]《文存》三集，页569。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以下简称《辑评》，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版）页41。“何幸”误抄作“何本”，俞平伯改为“何幸”，是也。由此可证十六回残本脂评传抄误字，绝非脂砚亲笔评本。胡适引上文时故意不引下一段，因为如引此段不免露出错误马脚来，他就不能夸为“海内最古抄本”了。

[26]其实他的考据以及别人相信他这个考据的种种说法是错的，说详后。

[27]例如有一位批评者甚至牵扯到俞氏先人的《春在堂全书》（见《讨论集》）。在人民内部的学术讨论中，这种态度是欠严肃的。这并不是说《春在堂全书》不可批评，但批评者用它来奚落俞先生，这是不对的。又有人说他霸占珍秘材料，也是没有的事。如上文所述，霸占材料的是胡适，不是俞先生。相反地，俞先生对脂评，有流通传播之功。

[28]李希凡和蓝翎二位对于《新证》的批评者有很好的批评，对于《新证》本书也有适当的估价，见其所著文《讨论集》二集，页255。

[29]这里所指“脂评甲本”及下文的“脂评乙本”“脂评丙本”……只是沿用俞氏提到这些本子时所用的次序。“甲”字并非“甲戌”的简略，下同。参看下面的注。

[30]过去一般用胡适的定名“甲戌本”，这是错误的。这个“脂评甲本”所过录的底本，也不一定即是“甲戌”年的稿本。即使称之为“过录‘甲戌本”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现姑用此名，暂加引号，以资区别。（余详后文）下面称“脂评丙本”为“过录‘庚辰’本”，理由同上。

[31]原书未见，据与脂评丙本比较，其原题应如此。参看《辑评》页8。

[32]关于各种脂评本的定名，作者经过慎重考虑，在此后的写作中，不再用任何数字或序数替代，以避免误会。故1改称为脂残本，2改称为脂配本，3改为脂京本，4改为脂晋本，5称有正本或脂戚本。为求统一，本书改用新名。参看《红楼探源》中《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引言”及有关的注。——编者注

[33]脂晋本虽比它多两回，但评语已大量被删，正文亦经删改。

[34]有正石印本前四十回眉批均为有正主人狄葆贤（平子）所加。其1920年本卷五里封面并有广告征求批评。见一粟《书录》，页13。

[35]见《讨论集》二集，页314。

[36]本书英文本出版半年后，脂残本影印出版。但此影残本恐一时不易见到，故在本书征引时（指作者自译中文本时。——编者注）并用俞氏《辑评》及影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