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的原址

在清人说部中，故事的背景常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转移变换。《红楼梦》则不然，全书始终恪守着“地点的同一性”这一原则。[1]主要故事发生在大观园内，而园址何处使得许多红学家为之困惑。这种困惑是由小说本身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最初提到宁国府和荣国府时，说是二府相连，建在金陵，贾雨村对古董商冷子兴就是这样讲的[2]；后来的大观园，则是由两府各划出一部，加上两家后花园，凑在一起，改建而成。[3]秦可卿死时，她丈夫贾蓉的头衔是江宁府江宁县监生。[4]但是，故事的背景又明明是北京或“都城”。元春省亲，全副仪仗，从皇宫到大观园，只花了几个钟头的工夫。[5]一次贾母和儿子怄气，扬言要回南京去。[6]书中关于室内的布置陈设和大观园里花草植被的描写亦令人费解。屋里的炕，糊纸的墙，带纱格子的窗，无疑是北国风光。然而，红梅、桂花、芭蕉、竹子，以及其他一些亚热带植物，是难以在北京户外生长的。[7]苛求的尼姑妙玉用“旧年蠲的雨水”泡茶[8]，也不是北京的讲究。1921年俞平伯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对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行了漫长的讨论，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为探明“大观园”地点所作的努力没有成功。[9]

后来，他们试图用别的方法探讨这个问题。顾颉刚先生通过研究其他文献中有关此书的消息以及作者的生平事迹，把这场讨论引上了正道，只因资料有限，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他首先否定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关于大观园即他的随园旧址的说法。“袁枚生于1716年，与雪芹生岁不远。”顾先生论证道：“他说‘相隔已百余年矣’，可见此老之糊涂！”[10]袁枚把曹的生年弄错了，不能由此断定袁枚所说一切都同样错了。袁枚关于大观园的话，是他看到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的自注以后，才补入《诗话》的，可见袁枚其实只是在复述明义的注。[11]如顾先生当时能看到《绿烟琐窗集》，当不会对袁枚所说全盘否定。

顾先生进一步论证，他在南京和江苏的地方志——《江宁府志》《江南通志》《上元县志》中找不到袁氏随园是曹氏旧业的证据。袁枚于1745年至1748年任江宁知府，1748年又负责监修地方史《江宁府志》。“买（随）园当然在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顾先生说，如随园是曹宅旧业，“岂有不入志之理”？而且他1749年所作的《随园记》中也未提及。因此，顾先生认为，袁枚并不知道随园曾为曹氏所有，“而直等看见了《红楼梦》之后方说大观园即随园”[12]。在地方志和《随园记》中找不到曹氏姓名丝毫不足为怪。南京的曹家早在1728年获罪，虽1735年在北京蒙赦，似乎也好景不长，写上曹氏姓名不能替这些书“锦上添花”。何况，从曹氏离南京到袁枚买随园，此园曾两度易手：先被曹頫的后任隋赫德所占，后又归“吴某”所有。[13]袁枚告退，早得出奇，意在保全，不愿卷入时政。他在《随园记》中也许是故意不提曹氏姓名。不管怎么说，1749年时小说尚未完稿，袁枚怎么会知道他的园子已被作者写入小说？直到他在《诗话》中引用明义关于“大观园”的注解时，他仍然没有读过小说，这有以下事实为证：明义在诗中赞美史湘云和林黛玉两位姑娘，袁枚却想当然地以为“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14]他把明义两首诗中所咏的《红楼梦》中这两位女主人公误认为“某校书”，即“一个高等妓女”。[15]《红楼梦》这个题目来自警幻的同名仙曲[16]，但袁枚对它的象征意义了不知情，竟把“红楼”当作一座内有众多“校书”的妓馆！俞先生指责袁枚关于“大观园”旧址的说法是“荒唐言”[17]，但袁对小说的无知恰可驳倒而不能坐实这一指责。

俞先生赞同顾先生的论点，认为顾已排除了“大观园”位于南京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积极地证明红楼梦之在北京”。他“借作者底生平，参合书中所叙述”来完成这个工作。他的第一个证据是，按他推算，曹霑到北京时才6岁，宝玉在小说中首次出场时已有十一二岁，“则《红楼梦》开场叙事，已在北京”。第二个证据是，王熙凤说她要早生二三十年就可以见到皇帝南巡，而康熙最后一次南巡在1707年，可见小说开始时不会早于1727年，也不会晚于1737年，“以平均计算，大约在1732年左右，曹氏已早北去。”接下去，俞先生又说，“从反面看，却没有确切的保证，可以断定红楼梦是在南方的；袁枚的话是个大谎。”[18]俞先生的结论是：“《红楼梦》所记的事应当在北京，却掺杂了许多回忆想象的成分，所以有很多江南底风光。”[19]

俞先生的两个论点都成立不了。首先，俞先生对袁枚的指责缺乏根据，他不知道袁枚只是复述了明义的话。因此，不能排除“大观园”在南京的可能性。其次，俞先生关于曹霑年龄的推算，以许多未经证明的假设为基础，是错误的，由此产生的用以支持他的结论的论据也就没有价值可言。俞先生忘掉了，如果作者真是6岁到北方，他几乎不可能记得多少南京的生活，更不可能把童稚时的经历融入北京“大观园”里的旖旎风光。第三，故事中的许多情节发生在南京，“确切的保证”其实并不少：小说本身提供了这样的证据[20]，脂砚对许多故事的评语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本书前几章提到的曹氏友人敦敏、敦诚和明义的诗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据。[21]说袁枚撒了“大谎”，这个结论似乎未免下得太早。俞先生在推算作者年龄时，为了不致与作者友人诗中提到的南京或“扬州”旧梦相左，作了一些牵强的尝试；俞先生关于作者所记是北京的事情，但掺杂了他对南京的回忆这一结论，也并不更加坚实。

周先生把曹霑的生年断在1724年，则曹家迁到北京时他才4岁。因此，他也只能把故事背景定在北京[22]，他甚至成功地发现“大观园”就在北京内城西北角今北京师范大学附近。[23]为了证明这一定位正确，他摘出了小说中的一些街名，确认它们与北京的街名相同[24]，这种确认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小说真的是曹霑北京生活的写实。但事实却是：作者明确宣布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他的朋友也把小说称作是他的金陵旧“梦”。[25]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部虚构小说来接受，看来也没有理由可以拒绝，那么，作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这一城市的背景放到另一城市之中，也可以把不同的地名列在一起。周先生不应该干的是：在一个地方引用袁枚关于小说的材料时故意删去了其中说到“大观园”的话而不用删节号[26]；而在另一个地方引用袁枚关于“大观园”的陈述时，却又不注明袁文的来源是周在北京图书馆业已发现但其时尚未公开印行的明义诗稿。[27]

“大观园”是不是随园旧址，这个问题虽然很有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和我们的研究有关，但是，同它究竟位于南京还是北京这个问题一比，就显得不太重要了。对后一问题的答案，部分地有赖于对作者生年的推算，部分地要靠来自他友人著作和脂砚评语中的消息。这都是前面几章中已经讨论和解决了的问题。顾、俞、周三先生提出的论点，年代推算有误，材料考证欠妥，架势虽已摆开，要害尚未击中。我们的推算表明，曹霑在南京生活到13岁[28]，小说中的某些故事来自他在南京生活的片段[29]，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是作者在“大观园”中生活的记录，也不意味着随园旧址非它莫属。前面已经说过，曹霑在创作中，有时把一个故事移植到另一个上面，有时把相差几十年的几件事镶嵌为一件事。[30]对“大观园”地点的考证，自应以作者好友提出的证据为根据，不能靠小说中的情节来推论。根据这个理由，我们有必要再度引用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的注：“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31]这部小说是作者亲自送给明义的。明义又是从谁那里得知“大观园”盛衰变迁的消息的呢？当随园老人在《随园诗话》中说大观园是随园故址时，也许可以被怀疑为老糊涂吹法螺，但是，那位亲自把小说送给明义并告诉他该园消息的作者，总不会糊涂到拿自己的不幸去吹嘘吧。何况，作者的好友，如敦敏、敦诚，也多次说《红楼梦》是作者的秦淮旧“梦”，或“废馆颓楼梦旧家”[32]，总不能说他们的话也是错话或假话吧。

曹頫的江宁织造府1728年被他的后任隋赫德接管，这是历史事实。[33]曹寅的著名的“西堂”就在府中，康熙南巡时在此驻跸，成为行宫[34]，它无疑是小说中的“大观园”的蓝本。作者提到此园时，偏偏不说它位于府“西”，而说位于府“后”（第二回）；脂砚在评语中解释道，作者担心哪怕只提个“西”字，也会使“先生”伤心。隋赫德将花园改名“隋园”，从主人的姓。不知此园后来归姓吴的主人后是否继续保留这个名称。袁枚得此园，在1748年，改名“随园”，即“随意憩息之园”，保留了原名的读音，而赋予更合适的含义。[35]袁枚在《随园记》中讲得明明白白，此园曾是江宁织造隋公的产业[36]，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个陈述的真实性。[37]这就使人很难理解，为什么顾、俞二先生知道曹頫和隋赫德是前后任，还要说曹氏花园不是随园故址。

确认“大观园”是随园故址，并不意味着小说中全部故事都发生在南京。作者在13岁以前不像能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南京的旧园，在他的“旧梦”中只起到背景的作用，使他在上面画出了复杂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全景。他甚至把这个背景也纳入他成年后的北京生活这一更为宽广的视野之中。因此，“大观园”里的家具陈设是北方型的，但为了保留这一活生生的背景，花草植被仍是长江流域的。至于小说的大环境，则肯定在“都”中，书中有些街名也和北京相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作者并不考虑时间顺序，有时把相隔几十年的事情融入另一个故事。同样，他也不拘泥于空间关系，把不同的底片重叠起来，使映像产生相融而不相扰的效果。

[1]这是欧洲古典戏剧创作中的三原则之一，被称为“戏剧中的三一律”。其他两条原则是“时间的同一性”和“情节的同一性”。——译者注

[2]见影京本第二回，页40～41。

[3]见影京本第十六回，页342。

[4]见影京本第十三回，页281。在高本中，“江宁府”作“应天府”，亦指南京。

[5]见影京本第十八回，页384～385。

[6]见影京本第三十三回，页766。

[7]元春省亲时，在湖中船游，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校本》，页176）元宵节池水不冻，非南方不可。第三十七回起诗号，宝玉道：“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同上，页835）——译者附言：这是作者在自校本上的补注。

[8]见影京本第四十一回，页948。

[9]参看《研究》，页129～135。

[10]参看《研究》，页135～136，引自顾先生1921年6月24日的信。

[11]参看前文页45。

[12]《研究》，页135～136，引自顾先生1921年6月24日的信。

[13]参看张坚《续同人集》卷一，页1上，《赠袁枚诗序》，载1908年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的《随园三十六种》（The Sui Yuan 36 Works意译）。

[14]见《随园诗话》卷二，页4下；《考证》，页19～20，《新证》，页447引。

[15]“校书”就字面而言是文稿校勘者。唐代著名的诗妓薛涛，曾被韦南康在诗中称为“女校书”。从此，女校书便被用为高等妓女的婉称。

[16]见影京本第五回，页119～120。

[17]参看《研究》，页135。

[18]《研究》，页137～138。

[19]参看《研究》，页139。

[20]参看《红楼探源》所收《高鹗在前八十回中的修改》一文。

[21]参看《红楼探源》页141，关于“西堂产灵芝”；页141～142，关于“西堂与先生”。可参本书页230～232，关于“元春省亲”和“康熙南巡”；第十章，页41～42，关于1727年“树倒猢狲散”的谶语；页44，敦敏关于作者“秦淮旧梦”的诗；页45，明义关于大观园的注；页69～70，敦诚关于作者“扬州旧梦”的诗。

[22]参看《新证》第四章《地点问题》，页133～156。

[23]参看《新证》第四章《地点问题》，页634～636。

[24]参看《新证》第四章《地点问题》，页138～142。

[25]参看前文，页45，页69，页73，页74，页75。

[26]参看《新证》页447。

[27]见《新证》页143和页447的注。

[28]参看前文，页46～47，页56～58。

[29]参看《红楼探源》所收《高鹗在前八十回中的修改》一文。

[30]参看《红楼探源》所收《脂砚斋是谁》一文，页191。

[31]参看前文，页45。

[32]参看前文，页74。

[33]参看前文，页56。

[34]参看《红楼探源》页136。

[35]隋赫德的“隋”和“随意憩息”的“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互通。“随”是地名，在湖北省。隋朝的开国之君登基前曾受封为随公。他在公元581年建立的朝代也就以此为名，但他把“随”改为“隋”，去掉了下边的“走”字偏旁，他认为这样一改能使隋朝江山永固。

[36]见《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页1下。另据陈诒绂《续金陵琐志》之二，页16，在chih-ho街附近还有一个旧随园，主人是明朝焦竑（1540—1620）之子、曾在当地任太守的焦润生，清入关后他在云南被杀。这个旧随园在妓院聚集的钓鱼巷之北，更在曹氏织造府之北。也许袁枚会把“红楼”误认为钓鱼巷中的一座房子，但他绝不可能把焦润生的随园和隋赫德的织造府混为一谈。（陈《续金陵琐志》未见。据陈著《金陵园墅志》卷上，页20：“随园，江宁焦茂慈太守润生园……园址当在东冶亭左右。”——编者注）

[37]见《新证》，页419，周汝昌先生认为，既然曹頫的房屋和仆役都归了隋赫德，则袁枚的随园或亦可能本属曹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