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是谁

自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发现以后，对于“脂砚斋是谁”这一问题曾有许多揣测。胡适先以为他“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兄弟或从堂兄弟——也许是曹颙或曹颀的儿子”[2]。但他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可是，他在1933年见到了脂京本（即他所谓“庚辰本”）以后，自己取消了这一说法，荒谬地把脂砚认为即是曹雪芹。[3]周汝昌把脂砚认为即雪芹“续妻史湘云”，其误已见上文第六章第二节[4]所辨。上述三种说法其误虽各不相同，但皆从“自传说”这一错误前提而来。今欲试求解答这一问题，所据材料自不免有若干来自《红楼梦》本书及脂砚评语；但在选择及解释此种材料时，必须不为“自传说”所蔽，始能破除成见，作冷静的客观的考察。有些脂评，在未了解其背景之前，往往可作不同的解释，因此不能为凭；又如以评语的“口气”“语调”为“证据”，来支持某些先入之见，则其理论不免成为逻辑上的丐辞，其结论当然也不可靠。在本章下文考察这一问题时，凡遇脂评或本书中的材料，只有那些绝不含糊的内证而又可以用外证加以证实或支持者，方才采用，然后加以分析，定其年代，联系外证，印证史实，求得结论。

在小说中宝玉的大姐元春早年以才德被选入宫中，后来晋位贾“妃”，但她死得年轻。在元春省亲一回中，提到宝玉三四岁时，她曾教他认字、读书。“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5]脂砚在行间朱批中说：

批书人领至（过）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6]

这一条评者的坦白自供，其重要性是无须夸张的。初看此批，如依“自传”说，似乎这书中的元春，在曹家是雪芹和脂砚二人的大姐。但如再比较其他批语，则可知脂、芹二人绝非兄弟。他们如为弟兄，则第一，脂砚在另一条批语中说到雪芹之弟棠村时，不会说“乃其弟棠村序也”，他只须说“吾弟棠村”或“棠村弟”即可。称“其弟”——他的弟弟，即明非脂砚之弟。雪芹之弟既非脂砚之弟，则芹、脂二人即非兄弟。第二，脂砚在提到雪芹之父（南汉先生）时，如果南汉也是他父亲，他不会说“南汉先生”，如果他还活着，势必称为“家严”或“家父”，如已亡故，则必称为“先严”或“先君”，正如称“元春”为“先姊”。

但不论“元春”的真名是什么，这位贵夫人实在是脂砚的“先姊”。又从另一事实看，脂砚既比雪芹大了十多岁，而“元春”在家时，又比脂砚大得可以教他读书，则她又比脂砚长了几岁，所以她的年龄比起雪芹来，要大到二十多岁。因此书中提到元春和宝玉，原文说：“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假使元春和宝玉果为姊弟，为什么不说“身份”而说“名分”？因此看这条脂砚的自白，“元春”实为他的长姊，但不必为作者的长姊。

元春得皇恩特许，回家省亲，在贾家的历史上，是一件最光荣的大事。大观园为此而建造。脂砚批这件大事说：“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壬午春。”[7]元春对贾政说：“今虽富贵已极，然骨肉各方，终无意趣。”[8]脂砚在行间加朱评说：“此语犹在耳。”[9]后来宝玉进来，元春“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前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脂砚批道：“作书人将批书人哭坏了！”[10]凡这些和类似的评语，都显示曹家必有一女遣嫁皇族，其事绝非完全虚构。但近来学者在清朝档案或史料中，却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证实在康、雍、乾三朝诸皇妃中，有姓曹的妃子。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曹寅有两个女儿都嫁与北京的郡王。他的长女于康熙四十五年八月送到北京，在十月二十六日（1706年11月30日）嫁与镶红旗的讷尔苏郡王为妃。[11]同年十二月初五（1707年1月8日）做了讷尔苏郡王岳父的曹寅，曾蒙康熙赐宴。[12]他的次女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被送至北京嫁与某侍卫，亦为王子。[13]元春在书中称“妃”，“妃”字可指比皇后低一级之妃，也可指郡王之正配。脂砚评中所说到的“先姊”，当然是曹寅的二女之一，但可信为长女，即讷尔苏之正配。实际上她是雪芹的姑母，所以即使在小说中，“元春”和“宝玉”也只是名义上的“姊弟”。［其实在小说中宝玉并无亲姊妹，元春还活着的时候，宝玉有一次对黛玉说：“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指贾环与探春），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似）的独出。”[14]］但是曹寅的两个女儿，出嫁都在雪芹出生之前，所以她们婚前在家的时候，不可能教过雪芹认字读书。这也可以证明“自传说”是无稽之谈，全不适用。如以“宝玉”为作者，则“元春”在进宫之前教过“宝玉”便不可能，且非事实。如果说曹寅之女曾教过脂砚，并且他们是“姊弟”，则与史实相符。作者显然是把脂砚之事写在宝玉的故事中，所以脂砚自供说“批书人领到此教”，他没说“批书人也领到此教”。他在这条批语中告诉读者：并不是雪芹领到此教；被“元春”“抚其头颈”的，不是雪芹而是脂砚，所以脂砚读到这段描写，情不自禁地批道：“作书人将批书人哭坏了。”在批书时，脂砚知道一般读者往往会把作者误作书中的宝玉，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在这关键性的一回中，透露一些真相。

关于“元春省亲”，我们还可以再加阐述。在小说中，此事从头至尾，不过一天，作者用大气力描写“贾家”这一次富贵荣华的大场面，目的只是在反映康熙南巡时曹家在南京织造府邸接驾的殊荣。棠村在第十六回前的小序中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15]这是一句非常可疑的话。康熙南巡六次，最后一次康熙是四十六年丁亥（1707），在雪芹生前好几年，因此作者不可能“忆”起任何一次南巡的盛况，更不必说如何描写这些繁华景象。但这省亲故事，在书中的确写出了一次帝王出游的大场面，连几个月前把荣宁二府改造成“行宫”的工程都一笔不苟地写下来。这篇精细真实的描写，作者是谁？不免令人疑心。至少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出于某个躬逢其盛事者之手。果尔，则必为脂砚所记。脂砚比雪芹年长，又见过曹家往日的光荣，当然比雪芹更有“忆昔感今”之痛，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在另一条评语中，脂砚说：“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事。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16]这是说在技巧上，如果没有大观园，即无法容纳以后的许多人物的活动；但若毫无理由便建造一所“大观园”，又不自然。曹家既有接驾之事，为接驾而修盖“行宫”，借此行宫，作为“大观园”，则既可容以后书中人物之活动，又可反映曹家在南京的光荣。但又不好直写南巡接驾之事，所以书中要“借”一个“省亲”故事，才有借口建此“大观园”。因此，这“省亲”是书中大关键事。

但在另一方面，由上引各条脂评（如“元春”抚“宝玉”头颈等），可知曹寅之女嫁为讷尔苏王妃之后，大概也曾回南京省过亲。当然，她回娘家的情景，绝不会如书中描写的那样豪华。从这里，我们更可看出作者用“融合”的手法，把一个故事移接到另一个上面去。事实上，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正是批者所谓大手笔的“立意”，这正是告诉读者，不要假定书中所写都是曹家生活的真实事件。

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在小说的写作上当然是很普通的，鲁迅先生自述他的创作经验时说：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17]

鲁迅先生所谓“拼凑起来的脚色”，是自谦，也是实情。从上引脂评和棠村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雪芹创作的方法：书中主角不必即是作者自己；关于主角的一部分故事，可以是脂砚或别人的“缘由”，经作者加以“改造”融合而成；[18]相隔数十年的“昔”事“今”事，可以归并融合起来，写成一个故事。

有许多脂评的“语气”，先使胡适误认为脂砚即作者自己，后使周汝昌误认为脂砚是宝玉（亦即作者）的“续妻史湘云”。我们既已知道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用“移接”的手法，则许多似乎令人迷惑的评语，便都很容易解释了。书中的故事既有许多与脂砚有关，则他在批书时，如遇见写到他自己的轶事时，足以引起今昔之感者，其评语自不免偶尔说到他自己的经验。例如：

1. 第二回贾雨村在山中看见智通寺门旁的破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脂砚批道：“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据此，则脂砚在“宁、荣诸人”中，似乎是一个重要角色。但此批的意义犹不在此。联中“回头”是从禅语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一语而来，此语脂砚在别处也引用。[19]“岸”指佛教的净土，虽在此联中，“回头”二字别有所指，但既用在佛寺门旁，与原意自不相远。在书中开始时即用此联，又与作者原稿的末回“宝玉悬崖撒手”（出家）[20]故事遥相呼应。可是脂砚在上文的批语中说这“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宝玉的模特儿中的“脂砚成分”在这里隐约可见。

2. 第三回林黛玉初到贾府那一天，宝玉偏到“庙里还愿去”了，王夫人和她谈了许多宝玉的顽皮性格。脂砚的眉批说：

不（未）写黛玉眼中之宝玉，却先写黛玉心中已毕（早）有一宝玉矣，幻妙之至。只（自）冷子兴口中之后，余已极思欲一见，及今尚未得见，狡猾之至。[21]

3. 后来宝玉和黛玉初次相见，书中第一次把宝玉的容貌从黛玉眼中仔细描写，看他“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脂评说：

此非套“满月”（世昌按：指《佛本行经》中“佛面如满月”旧典），盖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则皆可谓之秋月也。用“满月”者不知其意。“少年色嫩不坚牢”，以及“非夭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22]

由此可知书中所写宝玉容貌，必为脂砚幼时容貌。故别人对此容貌的奚落话，他永远记得。如以此批与前引元春省亲时批语：

批书人领至（过）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

对看，我们便了解为什么脂砚偶然记起别人对他的讥刺“非夭即贫”，就不免伤感。

4. 第九回宝玉有一天早上去家塾上学，“忽然想起未辞黛玉”，这样一句很平常的叙述，似乎用不着什么批语，但却引起了脂砚的心事：“妙极，何顿挫之至！余已忘却，至此心神一畅。一丝不走。”[23]如果宝玉是作者，为什么偶尔说到他对黛玉表示一下最普通的礼貌，会使脂砚“心神一畅”，而且他对此事的回忆“一丝不走”？从这条和上引各条的批语看来，不仅仅是脂批的“语气”像书中的“主角”，竟是批者毫不含糊而坦率地自己承认：他是书中主角的模特儿。

5. 第二十一回宝玉和袭人怄气以后，喝了酒读《庄子》外篇《胠箧》，续了一段，脂评说：

“趁着酒兴，不禁而续”，是作者自站地步处。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然奇极怪极之笔，从何设想，怎不令人叫绝！己卯（1759），冬夜。[24]

这一条初看似不好懂。原来“续庄子”是作者雪芹“自站地步”的“奇极怪极之笔”，而却把这“续文”的“著作权”送给宝玉。宝玉的模特儿既为“批书人”脂砚，这使他觉得很不敢当。所以在眉批中说：“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这是脂砚觉得“不敢当”的谦词，意谓作者把他描写得才学太好了，所以赶紧声明，这是“作者自站地步处”，与我这个宝玉的模特儿无涉。

6. 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贾母命凤姐点戏。脂评说：“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寥寥，矣不怨夫！”[25]宝钗生日做戏，并无外客，这一故事中所记述在场的人全是女眷，只有宝玉一人是男的。在场为凤姐执笔的既为脂砚，这当然是故事中的宝玉。在这条眉批的后面，只有一条朱批：“前批书（知）者聊聊（寥寥），今丁亥（1767）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这条批于雪芹死后三年多，不但知道为凤姐执笔之事者“寥寥”，连懂得那条批语的，也只有他一个了。

7. 第四十八回香菱梦中作诗，脂评说：“一部大书起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宝鉴》亦是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脂砚斋。”[26]脂砚是书中最主要人物的模特儿，从这条署名的评语中，也可证实。

8. 脂京本第二十一回回前附页有一条很长的评文，并附七律一首。在诗前说：“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唯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诗后接着说：“凡是书题者不可（不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名）矣。”[27]其实此诗分明为脂砚自作。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位脂砚斋主人要有这么多的“恨”？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自认“历遍”了书中的“真”和“幻”。他是谁？末句说：“‘情不情’兮奈我何！”这一句中的“情不情”，是作者失去了的原稿末回“警幻情榜”[28]中对宝玉的考语。脂残本第八回有一条评语说：“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29]脂京本第十九回有一长评，末了说：“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30]“情不情”既指宝玉，而此诗作者却说警幻的评语“奈我何”，则作诗者明白自认即宝玉的模特儿。诗中把“茜纱公子”和“脂砚先生”一情一恨，并列在第二联，而“茜纱公子”既为宝玉，[31]“情不情”亦指宝玉，脂砚又在诗中自认是“情不情”，则“脂砚先生”即为“茜纱公子”的模特儿，更无可疑。诗后的评语说这诗是题《红楼梦》的“绝调”，“诗意骇警”，“且深知拟书底里”。其实“知拟书底里”最深切者莫如脂砚自己。他在诗中说“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正是指曹家衰败的原因，[32]亦即第七十四回探春所谓：“可知这样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33]这也正是评中所指的“拟书底里”。

上述八项从脂评中找出来的内证，都从正面证明脂砚是书中宝玉的主要模特儿，绝无丝毫可疑之处。我想，除非现在还有“自传说”的信徒，大概不会再有人怀疑脂砚是不是宝玉的模特儿。但我也不妨看看有无反面的证据，否定宝玉是作者为自己写照的这一说法。按理说，脂砚既已屡次用第一人称代词来自认是书中主角，他不必再反复细述作者非宝玉。但反面的证据还是有的，例如第五回红楼梦曲子的引子“开辟鸿蒙”才唱了一句，警幻便说：“……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脂砚在“个中人”三字下批道：

三字要紧，不知谁是“个中人”。宝玉即个中人乎？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亦系个中人乎？观者亦个中人乎？

在这里评者把宝玉、石头、作者分别另提。在“谁为情种”一句下他又自批自答道：

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34]

在这里脂砚明确而肯定地说，石头与作者为二人。书中主角的前生“石头”，亦非作者。换句话说，作者既非石头，也非宝玉的“模特儿”。“自传说”至此，可以全部宣告破产。

脂评中类似上述评者自认的例子尚多，很容易使那些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误认为是作者自己的“评注”，而“自传说”的先入之见，又帮了很大的忙，使那些人的脑筋更加糊涂。但我们如果知道了书中主角的塑造，大部分用脂砚为模特儿，便可解释为什么评者对于书中宝玉的生活，知道得这样清楚；为什么这些评语，一方面被胡适和俞平伯先生这样容易误认为是作者自己的评注，在另一方面又被周汝昌先生误认为是宝玉的“继妻史湘云”所写。[35]

知宝玉之模特儿为脂砚，便可理解为什么评者对此书如此关切，如此有兴趣，甚至如此伤感，手批此书前后至二十余年（1754以前——1774）之久。在甲午（1774）那年他已80多岁，在评第一回“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诗时，老泪纵横地说：“今而后唯愿造化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36]他虔诚地希望在读者之中，有人能了解：他的生命和作者的生命，都寄托在这部书中，才算“能解其中味”，否则“是书”便不“幸”，他和雪芹，也不能“大快遂心于九泉”了。

脂砚原来是作者之叔，所以他的口气有时颇有点倚老卖老，自称“老朽”，呼作者为“雪芹”或简称“芹”。他的批语时时露出长辈的神气。他可以说“此赋则不见长，然亦不可无者也”，[37]他可以“命芹溪删去”原稿中三分之一的文字，[38]以致剩下的残缺故事与第五回警幻画册和曲子中的原有计划不符。这都不是平辈的“从堂兄弟”或“作者的继妻”说话的口气。[39]

《红楼梦》的批者“为作者之叔”，“书中宝玉乃雪芹叔辈”这两个消息，是裕瑞（1771—1838）首先透露的。雪芹的好友明义（我斋）和明琳，都是裕瑞的舅父，[40]雪芹曾把《红楼梦》稿本送给明义看，明义题了二十首诗。[41]雪芹有一次在明琳的“养石轩”高声谈笑，敦敏有诗记其事。[42]裕瑞的消息既从其舅父处得来，应可信为真实。他在《枣窗闲笔》中说：

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页21～22）

裕瑞又说：

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页25）

应该注意的是裕瑞虽说脂砚斋是作者之叔，宝玉亦为其叔辈，但他并没有把脂砚斋认为即是书中的宝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由此可知，他的消息完全是另一来源，并不是像我们那样，在仔细研究脂评以后得出的结论。[43]他的消息来源，据他自己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作者）交好者”（页23）即其舅父明义、明琳等人。他也知道，普通读者会误认此书是“自传性”，所以他着重地说：“所谓宝玉者……非自己写照也。”裕瑞是最早提到脂砚斋评此书的一个人，并指出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迥非一色，谁不了然？”（页28）又说：“此四十回，全以前八十回中人名事务苟且敷衍，若单单看去，颇似一色笔墨，细考其用意不佳……嚼蜡无味……和尚送通灵玉来，口口声声要一万两银子，刺刺不休……甚觉贫俗可厌。黛玉屡写病已垂危不起，随后同众而出，数回一辙。妙玉走火入魔，潇湘馆鬼哭等处，皆大杀风景。结束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愈蛇足无谓。”（页13～14，页15，页18～19）这些批评也大都中肯，可见他对《红楼梦》正文曾研究过一番，也颇有些文学欣赏力。

周汝昌先生对于裕瑞批评后四十回的意见，无保留地表示同意，认为“眼光犀利，论调正确”，但因为要证明“自传说”中雪芹即宝玉，所以对裕瑞所说书中主角为雪芹叔辈，元、迎、探、惜四春为其诸姑辈等“关于雪芹家事掌故”，认为“捕风捉影，倒有一大半靠不住”。又说他所得的传“闻”，“本身便是荒谬绝伦的大谎，实实要不得。因此思元斋（裕瑞）的推论说脂砚是‘其叔’，也是一钱不值的鬼话而已！”“并非真有所本，纯粹乃是妄说。”[44]周氏对裕瑞这样痛骂，是很奇怪的。他为什么要撒雪芹的“大谎”，造“鬼话”？至于传闻之辞，除非有客观证据，加以否认，也不能说全不可靠。其实裕瑞所知雪芹家掌故，乃“闻”诸其舅明义等，倒是真有所本。他如果没有看过脂评，如何会知道现在脂残本第二回的批注中，“元迎探惜”为“原应叹息”的谐音？[45]周氏既承认这一条（此见脂批，非妄说），接下去又说：“但若看过脂批，这类鬼话，仍是不值一笑。”[46]这样的逻辑，殊难令人信服。在另一方面，裕瑞所“闻”关于雪芹别的掌故，如他的“身胖头广”，“善谈吐”，“爱喝南酒”等等，周氏都认为可信，[47]只有关于书中宝玉，“尚系指其叔辈某人”这一说，因与“自传说”矛盾，周氏遂痛予驳斥。这种治学方法和判断力，实大有可商。

从上文第一节所说，曹寅长女嫁讷尔苏郡王为妃，书中元春也称“妃”，而脂砚又自己承认“元妃”未嫁前曾教过他书，则元春等姊妹为雪芹诸姑辈之说，毫无可疑。但小说毕竟是小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可用选择、提炼、增减、融合、分化等艺术技巧，重新塑造，不必拘泥某一模特儿必为书中某人，只是大致如此而已。雪芹是否有“诸姑辈”四人，她们是否可以一一印证书中四“春”；黛玉、宝钗是否为脂砚的姑表姨表姊妹，对于这些问题，将来如有可靠材料，或可增加我们对于《红楼梦》成书的了解，否则我们不须妄加猜测。因此种猜测往往会钻入牛角尖里，无补于《红楼梦》研究，对于此书思想方面的探讨和美学上的欣赏，更无关系。

雪芹在写作此书时，脑中常以脂砚这人作为塑造主角的模特儿，也可以从“宝玉”和“元春”之间年龄差别这一点上看出来。据雪芹原稿，第二回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情形，他说元春是大年初一生的，“第二年”便生了宝玉。[48]在元春进宫多年后回家省亲时，追述她未入宫前教宝玉读书，又说“其情状有如母子”[49]则二人年龄相差绝不止一岁多。很显然，在写第二回时，雪芹脑中所想到的是曹寅长女和脂砚（两个模特儿素材）之间的年龄之差，在“省亲”一回中，他所想到的是他所创造的“元春”和“宝玉”（有他自己成分在内）之间年龄之差。这个小矛盾，只有在早期脂评本中存在，经高鹗修改过的后出刊本中，宝玉的生年改迟了“十几年”，便不再有矛盾了。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要找出作者的这位叔叔，老是躲在他的脂砚斋中批书，却不让读者知道他的真姓名的，究竟是谁？他既是作者的叔辈，当然比作者的父亲年轻，但他可能是雪芹之父的亲弟，也可能是堂弟。曹寅有一首诗题说：“辛卯（1711）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50]这珍儿当是曹寅次子，因其长子曹颙于次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死后继为织造，[51]现在所知。曹寅只此二子，因曹颙于1715年病故，曹寅一房即无子可继。及雪芹之父，曹宣之子曹頫，过继为曹寅之子，才承袭南京织造之任，[52]所以脂砚不可能是曹寅之子。

曹寅的孪生弟曹宣有四子，但我们只知道其中三人的名字：曹頫，即作者之父；曹颀，即曹寅诗中所指的“三侄”[53]；竹磵，即曹寅诗中所指的“四侄”。上文所引曹寅“……兼示四侄……”诗共三首，其二云：“予仲多遗息，成才在四三，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楝亭诗钞》卷六又有“和竹磵侄上巳韵”。这位“四侄”能作诗，他的伯父还居然与他唱和，“三侄”能画梅，他的伯父为他题诗，所以曹寅诗中说“成才在四三”。周汝昌先生说：“知此四侄……当是能画的曹颀的挨肩弟弟。”[54]其说甚是。曹寅既常常说到他的三侄四侄，可见曹宣有四子，其中一个不知其名，也不知是老大或老二，也许幼年亡故，无法追迹。这个四侄也不知其名，只知其字或号是“竹磵”。我们知道曹家这一辈的名字，如颙、颀、頫，都从“页”字旁，则“竹磵”之名，亦必从“页”。鉴于曹家二代的名和字，皆从《书》《诗》成语而来，如寅字子清，出《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宣字子猷，出《大雅·桑柔》“秉心宣犹（即猷），考慎其相”；[55]颙字见《小雅·六月》“其大有颙”，《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岂弟君子，四方为纲”；颀字见《齐风·猗嗟》“颀而长兮”（唯“頫”为“俯”“俛”之或体），则竹磵之名亦当出于《诗经》。但“磵”字不见于经籍，始见于《玉篇》，据《正字通》乃“涧”之或体。据我寡陋所知，清初把此字用于文学者有史谨的《西山精舍》诗：“磵户蜂留蜜，松巢鹤堕翎。”[56]竹磵之“磵”，既为“涧”字或体，则《卫风·考槃》是其出处无疑。诗云：“考槃在涧，硕人之宽。”则竹磵当名“硕”，正与颙、頫、颀排行相同。

周氏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知曹寅有一堂兄荃，另有远房侄儿“曹天佑，现任州同”，周氏以为天佑为荃之子。但周氏又以《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的话比附曹氏家谱，以为“天佑”尚有一兄“某”，[57]则全无佐证。实则《氏族通谱》只说天佑为曹氏始祖曹锡远之玄孙，是否即为荃之子，亦无人证实。只要看颙、頫诸人皆单名，而天佑复名，可知与曹寅这一房已很远。

周氏在其所建造的曹氏世系表中，把曹颙列为曹宣“三子”中最幼之子。这是因为除了曹寅常说的“三侄”“四侄”（即颀与竹磵）以外，他又把假想中的曹荃的“二子”硬算作曹寅的“大侄”“二侄”，因此曹頫便被挤成最小的“五侄”。[58]我们即使假定曹荃有二子，这种排列方法也大有可疑。因为周氏此表，根据两项先人之见的假设，但二者皆不能证实。第一项假设是：凡曹寅之侄，不论近房远房，排成一队，以年相次，曹寅便按次称他们为“大侄”“二侄”……“五侄”。第二项假设是：根据“自传说”，从冷子兴口中比附出来的曹荃“二子”，年龄都比曹宣的儿子大。第一项假设，即使照周氏办法，以小说中人物为比附标准，也是不对的。例如贾政的亲侄贾琏，住在贾政家中替他管家，还是“琏二爷”，并不因为他比宝玉大，而升成“琏大爷”。贾政自己的次子宝玉，也是“宝二爷”，并不因为上有贾琏而降为“宝三爷”，可见即使是亲兄弟的孩子们，也没有排成一队，以年相次。第二项假设，可能性更小，因为谁也不知道曹荃有几个儿子，和他们年龄的大小。[59]

周氏把曹頫算作宣之幼子的另一理由，是因为曹颙死后曹頫继任织造，在谢恩折中有“伏蒙万岁……特命奴才承袭父兄职衔，管理江宁织造”等语，[60]因此断定頫比颙小。但我们即使认为頫比颙小，也没有佐证可以断定頫也比颀和竹磵小。其实奏折中的话，并不能作为判断曹頫年龄次序的根据。第一，曹颙承袭织造一职，是因为他是前任曹寅的儿子，织造既历代为曹氏世职，则颙之继任乃当然之事，并不因为他比曹頫年长才袭职。頫之继任，是因为颙死后曹寅绝嗣，康熙命頫承继曹寅为嗣子，故仍以“曹寅之子”的资格袭职。折奏中说“承袭父兄职衔”，实际上是康熙上谕中原文。其实曹寅既非其父，曹颙亦非亲兄，只因命他承继袭职的上谕中如此说，他如何能改？[61]第二，从实际方面看，曹颙死时只有22岁，江宁织造之职，相当于南京全市所有丝织厂的总经理，极为繁重，自曹寅时即亏空甚多，康熙要在曹寅的侄儿中选一人继袭，似不会选一个年纪最小的来负此重任。照中国旧例，如果某人死后绝嗣，要在他的弟弟的儿子中选一人承嗣，则其弟之长子有优先承继之权。曹颀和竹磵（硕？）既被曹寅称为“三侄”和“四侄”，则曹頫显然是他的“大侄”或“二侄”。如果曹頫是书中贾政的模特儿，则他并不是诗人或画家，[62]只是一个严厉方正的官僚。但曹頫的三弟很早就会画，四弟竹磵，曾与伯父唱和，二人均被曹寅赞为“多才”。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脂砚斋来，他不可能是曹天佑，因为第一，天佑好好地在外地做州同，没有理由要和远房伯叔待在一起，经历他的“是幻是真”，吟哦他的“闲风闲月”。其次，即使他幼时曾住在南京，他的远房堂姊也不会对他特别关心，自幼教他认字读书，他也不会直称堂姊为“先姊”，甚至于他之“成为废人”，要由这位堂姊的“仙逝太早”负责。脂砚不可能是曹寅之子，因为寅死时只有一子曹颙，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已去世。因此，脂砚必为曹宣诸子之一。曹宣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早死，其子女由曹寅抚养，所以他们和曹寅的子女，都是自家姐妹兄弟。[63]这就是说，脂砚是雪芹父亲之弟，他可以是寅之三侄曹颀，也可以是寅的四侄曹硕（？），字竹磵。这两个假定，都与上列两点相符：第一，他在评语中常用绘画技术来比书中描写手法，而且对诗词也有相当修养。曹颀和竹磵的“多才”，曹寅在“辛卯（1711）三月”的诗中，曾加称赞。第二，从脂砚的评语中，我们知道他可能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或早几年，否则他不会看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末次南巡。这一生年的考定，和曹寅辛卯诗中所谓“努力作奇男”年龄大致相符：即在1711年，他大约已十五六岁。如再年轻些，大约不会作诗，即使作些有孩子气的诗，他的伯父也不会和他的韵。

我们现在不妨推测一下：如果曹寅的四侄竹磵，名“硕”。即他即是脂砚。因为：首先，“硕”字从“石”从“页”，“页”为颙、颀、頫各名的共同偏旁，也指出他们都是同辈，在《红楼梦》前部，宝玉的主要模特儿是曹硕（即脂砚斋），所以在第一回中，书中主角原来是一块“石头”；第五回《红楼梦引子》曲中的“情种”不是作者，而是“石头”。正是脂砚自己，坚持要称此书为《石头记》。其次，“砚”从“石”从“见”，在篆文中，“页”“见”二字颇为相似。“脂砚”之“脂”，无疑是从宝玉前生在太虚幻境中的道号“赤瑕宫神瑛侍者”[64]暗示而来，因为胭脂是红色，正与赤瑕相应。可见在“脂砚”这一笔名中，包含着他的真名“硕”，也暗示着书中主角“前生”的道号。曹竹磵十四五岁即能作上巳诗，其伯父曾和他的韵，也和小说中宝玉十三四岁即能作诗，大致相符。

现在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书中宝玉既为贾母和他丈夫贾代善的嫡孙，又是荣国公的嫡派重孙，“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65]，怎么他的模特儿“曹硕”，其实并非曹寅嫡孙？这个问题，当然是先假定“小说中的故事，乃曹家真实生活”才提出来的。可是即使如此提出，其实脂砚在评语中也已作了答复。第二回中冷子兴说到宝玉出生的故事，有一条评语说：“正是宁、荣二处支谱。”[66]初看此评，似与书中宝玉出生及其在荣府地位完全不符。但我们如果知道，在这里评者脑中又是指宝玉的模特儿（即他自己）在曹家背景中的地位，则此评便完全可以理解。他在这条评语中告诉读者，他不是曹寅的嫡系，实是曹宣之子，曹寅之侄，所以书中主角的出生，应该算在“支谱”之内。

总结：在本章中，我们试图整理出缠夹已久的作者和评者的关系，并考定书中若干人物的模特儿是曹家什么人。这一工作，因发现了作者在创造人物时所用的“移植法”，和在组织故事时所用的“融合法”，才有可能。掌握了这两种方法的规律，使许多对于书中人物和故事极有关系而又似乎难于理解的评语，都能正确地解释其真义所在，从而建立下列若干事实：

1. 元春省亲的故事，是以康熙四十六年（1707）末次南巡，经南京时驻跸曹家织造府这一大事为背景，而加以改造的。

2. 曹寅长女于康熙四十五年冬（1706）嫁于平郡王讷尔苏为妃，作者用她作为贾“妃”元春的模特儿。脂砚在评中称她为“俺先姊”。

3. 少年时代的主角宝玉，作者以脂砚为模特儿。这是由脂砚在评中用第一人称代词的自认所证明。如：“为余一喝”；“余犹在心”“余已忘却，至此……一丝不走”；“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余今批评，亦在‘梦’中”“‘情不情’兮奈我何”等等。

4. 脂砚真名，似应是曹硕，字竹磵，为曹宣第四子，乃雪芹之叔。雪芹好友明义和明琳是裕瑞的舅父。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说：脂砚为雪芹“叔辈”，元春等为其“诸姑辈”，其消息来自他的“前辈姻戚与之交好者”，即其舅父明义和明琳，故确实可信。

[1]本篇是全书第二卷《评者探源》第九章。由作者自译。——编者注

[2]《文存》，页572。

[3]《近著》，页408。

[4]详见《红楼探源》，页84～93。

[5]影京本第十七、十八不分回，页387，高本第十八回改称“虽为姊弟，有如母子”，删去“名分”“情状”等字，见《红楼梦》（1957年人民文学版，下同），页176。

[6]影京本，页387。参看《辑评》，页283。

[7]影京本，页390，朱笔眉批。《辑评》，页284。

[8]影京本，页391。按原作“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疑“然”字应在前。

[9]影京本，页391。按此评夹在第7、第8两行之间，《辑评》（页285～286）录在第8行贾政之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一句下，显误。我在英文本中亦误以此评为批贾政语。今按贾政那些文绉绉酸溜溜的套语，非真情话，殊无意义；脂砚所闻，乃元春之悲切语。

[10]影京本，页392，行间朱评。

[11]讷尔苏，生年不详，康熙四十年（1701）袭平郡王。雍正四年（1726）王爵被夺，予其子福彭承袭。乾隆五年（1740）卒。见《清史稿》卷一百六十二。

[12]见曹寅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及十二月初五两次奏折。《新证》，页94引。

[13]同前，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八（1709年3月18日）奏折。《新证》，页96引。参看《永宪录续编》，页390：“寅字子清……二女皆为王妃。”

[14]影京本第二十八回，页635；《红楼梦》，页281。

[15]此条为胡适首先引用（《文存》，页574），以为是脂评的“总评”。但他没考虑到康熙南巡均在雪芹生前，作者对此事不可能“忆”。俞氏在《辑评》中遗漏此条，可见脂残本评语过录至脂配本时，多有遗漏。此条不见于脂京本。

[16]影京本第十六回，页335，朱笔眉批，署名“畸笏”。《辑评》，页243。

[17]《鲁迅论文学》：“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页1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8]《红楼梦》中有甄（真）贾（假）宝玉，分在南京和北京，亦可暗示雪芹在创作过程中，兼运用几个模特儿，加以融合和分化的手法。

[19]影京本第十二回，页262，朱笔眉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若个能‘回头’也？叹叹！壬午（1762）春，畸笏”。参见《辑评》，页194。

[20]影京本第二十五回，页585，朱笔眉批。

[21]《辑评》，页87，引自脂残本，有正本略同。括弧中字，著者所校。

[22]《辑评》，页89，引自脂残本，有正本同。“牢”，脂残本作“劳”，笔误。原文见影京本，页72，《红楼梦》，页30。周汝昌《新证》，页560引此评说“这是脂砚痛哭雪芹之第三例”，则以为书中所写宝玉乃雪芹幼时容貌。《枣窗随笔》页23所记雪芹形貌：“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知与《红楼梦》所写不同。周又解释道：“书中极称‘宝玉’肤色之白，而此曰‘色黑’，当系中年败落后之形容。”（页452）

[23]《辑评》，页182，引自有正本。原文见影京本，页206，《红楼梦》，页92。

[24]影京本，页472～473，朱笔眉批。“作者”之“作”原误抄为“非”。参见《辑评》，页353。

[25]影京本，页491～492，朱笔眉批。“寥寥”误抄作“聊聊”，“矣不怨夫”疑当作“宁不悲夫”。参看《辑评》，页366。

[26]影京本，页1127，双行小字墨评。《辑评》，页524。按原文“余今批评”之“余”不误，俞氏误读为“奈”字。

[27]影京线装本附于第二十回后，页459，文中缺字误字，著者所校。参看《辑评》，页343。

[28]脂评在他处引警幻情榜，见影京本第十七、十八回，页381，朱笔眉批云：“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

[29]《辑评》，页177引，“情榜”之“榜”字误作“讲”。

[30]影京本，页421，双行小字墨评。

[31]参看第七十九回，黛玉改《芙蓉女儿诔》文：“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影京本，页1933，《红楼梦》，页890。

[32]由此二句，可知曹家之败，可能系族中不肖子弟向雍正告密隐事，如胤禟留在曹家的金狮子之类。

[33]影京本，页1784；《红楼梦》，页829。

[34]影残本，总页74（《辑评》，页123）。刘铨福在这条朱评下批道：“石头即作者耳。”可见迷信“自传说”者，往往看朱成碧。

[35]周汝昌引脂评中许多例子，证明脂砚深知宝玉在怡红院中的生活细节，因此结论说非宝玉之继妻史湘云不能详知院中细事。但湘云到贾家的次数不多，去时多与姊妹们在一起，到怡红院的次数更少，并不如周氏所想象的详知宝玉的生活细节。

[36]《辑评》，页41，录自脂残本。参看《红楼探源》，页76。

[37]《辑评》，页115，录自脂残本第五回，评描写警幻仙子的骈赋。

[38]《辑评》，页214，录自脂残本第十三回，述可卿死事。

[39]现在的女子可以对她的爱人直呼其名，“命”他做事，这在18世纪夫权极重的时代是不可能的。《红楼梦》中王熙凤那样能干泼辣的女子，也从不直呼贾琏之名，要称他“琏二爷”，在开玩笑时，称他“国舅老爷”。（第十六回）

[40]裕瑞之母为富文之女。明琳又为敦敏、敦诚兄弟的朋友。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页125，1959年北京版；吴恩裕《八种》，页118。

[41]见《绿烟琐窗集》，页107～111。

[42]《懋斋诗钞》，页39～40。是诗作于乾隆庚辰（1760）秋，参看前文页73～74。

[43]裕瑞对脂评毫无研究，时有误说，如云“《风月宝鉴》……不知为何人之笔”（页21），“脂砚易其名曰《红楼梦》”（页21）。但不能因此说连他得自姻戚的话也不可靠。

[44]《新证》，页548～549。

[45]《辑评》，页68。

[46]《新证》，页578。

[47]《新证》，页452。

[48]影京本，页43；影残本，总页28下。如果此说是真情，则元春与宝玉只差一岁多。但小说中故事原不必与生活中真实情况相符，并且脂评中也没有证实此点，故不必深究。

[49]见影京本第十七、十八回，页387。

[50]《楝亭诗钞》别集卷四，页8。《新证》页47引，有异文。按，是年春曹寅在南京织造任内，“珍儿”之殇，他仅由“闻”而知，似乎“珍儿”不死在南京织造府寓邸，可能即死在他北京姊姊（讷尔苏王妃）家中。若然，则书中元春与诸弟之亲密可知。

[51]参看《新证》页48，页384～385。

[52]详前文《作者家世及其生活》第一节。

[53]《楝亭诗钞》卷五有诗题：“喜三侄颀能画长干为题四绝句”。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四页19引四首之三，并云：“曹子清（寅）弟兄式好，有思仲轩诗……盖托物比兴，有望于竹村而悲筠石也。侄颀善画梅，能为长干……子猷（宣）故善画，喜颀能世其业也。”并见《新证》页47引。

[54]《新证》，页47。

[55]此两条系周汝昌氏考出，见《新证》，页66，特此致谢。

[56]见周亮工《书影》卷七，页185引，中华书局1958年版。

[57]《新证》，页43，页46，页54。

[58]《新证》，页48～50，页55。

[59]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天佑既“现任州同”，显然不与曹寅同住南京。“州同”是“某某州同知”的省称，是州的佐贰官。州是府与县中间的一个行政单位，州同既为外省州小官，天佑如何会与曹颙、曹颀等一起排行？

[60]《新证》，页404引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1715）曹頫折。参看同书，页48～50。

[61]按传统的说法，“为人后者为之子”，见霍光奏请废昌邑王语，见《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

[62]脂砚在第十六回评语中所引的“南汉先生”之句，并不能证他为诗人。贾政自己承认“我自幼于……题咏上就平平。”（影京本第十七回，页352；《红楼梦》，页160）。

[63]参看《新证》，页61～64。

[64]影京本，页16，脂残本同。脂砚给“瑕”的注解说：“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影残本，总页10下眉批。（《辑评》，页44）高鹗改“瑕”为“霞”，大失原意，且极不必要。

[65]影京本第二十九回，页671；《红楼梦》，页209。

[66]《辑评》，页66，录自脂晋本。正文见影京本，页43；《红楼梦》，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