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沙沟的了一容

马知遥

马知遥，原名马明春。曾任宁夏美协常务理事、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古尔邦节》《马知遥文画选》等。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认识了一容好多年了，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

在宁夏西海固的作家中，我对了一容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期待。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学没读完的孩子，带着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海明威的小说，敢于走出沙沟，闯荡于西南西北城市乡村沙漠戈壁，打工要饭，四处流浪，不惜与乞丐、小偷、骗子为伍。其人生经历、胆识使我想到俄罗斯的高尔基和中国的沈从文，对于作家来说，这是巨大的财富和可贵的资源，是任何读书、看报所取代不了的。了一容是一条有血性有追求有图谋的汉子，当他感到可以圆他的文学梦，可以实践他的文学情结的时候，他就回到西吉老家，开始了正儿八经的文学之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1999年《绝境》问世，他很快就完成了从探索到成熟的创作蜕变，在一批业余作者中凸显其出类拔萃的优势和潜能，进入了专业文学者的行列。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门槛并不高，不需要大学中文系本科文凭或硕士、博士头衔，只要你摸着它的窍门就成。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有规律可循的，没那么玄奥和神秘。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延边延吉去开一个座谈会，在软卧车厢里，有幸邂逅丁玲、陈明一行人，刚好和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教授住一起，他睡下铺，我睡上铺。蒋先生为人随和，非常健谈。下车前，我跟他说，希望他能写点关于鲁迅是如何刻苦学习文学创作的。因为我相信，鲁迅不是天生就会写小说、搞文学的，他一定有一个学习、操练的过程，一定也读过某些作家的作品，练过笔、投过稿、退过稿、改过稿，不会像我们所宣传的那样，有个好思想就能写出好作品，就能成为好作家。我知道，鲁迅其实是“仙台医科专科学校”的肄业生，自他母亲去世后重返日本就再没学医而是转向了文学。

文学需要悟性。

了一容不但勤奋好学，而且聪颖过人，有很好的悟性。最近他出版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红山羊》，在后记中他写道：“我们人类还有许多的缺陷和不完善，包括我自己的肉体因无法超脱尘俗中的一切平庸而倍感痛苦和纠结……我只能通过写作来慢慢完善自己……小说中想象的、看到的和听到的，在现实中都有发生。”沈从文在谈到如何写小说时也反复强调：“要贴着人物写。‘要’写人、写事、写心。”作家的天职是净化人的灵魂，承载鲜活的历史，给人生以警示和启迪。

《红山羊》精选了他不同时期的9篇小说，颇具代表性。在这些作品中，大凡以童年视角写作的作品往往都写得比较成功。《红山羊》是通过一个7岁男孩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完成的。对了一容的创作来说，这是一个大的转折，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写极普通的“抓羊绒”的生产过程，但却挖掘出了深意。其中写道，你抓我抓大家反反复复地抓，把一只白山羊抓得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变成了红山羊，看得人自己厌恶自己：为了钱，人咋这么歹毒、这么残忍、这么贪婪？

在以往的小说中，了一容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社会底层的不幸者、苦命人；一群被侮辱、被歧视、被压迫的边缘人物，被遗忘了的猥琐人物，但他们往往在困境、绝境中，在灵魂深处，有那么一点人性的东西、闪光的东西，让人类社会还存在某种温暖与光明。比如《命途》中的撒拉老汉与东乡少年结伴而行，当伊斯哈儿趴下喝水时，“老头儿手里突然举起一块狰狞的石头，对准了年轻人的后脑门”。但最终没有砸下去，而是把石头藏在身后“撇”了，避免了一场图财害命的惨案。比如《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老奶奶对自己的残疾儿子不离不弃、乞讨度日，非要送走儿子，她自己才离开这个世界。了一容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在他的小说中，毫不掩饰他的爱恨情仇。他绝不是编个故事、布置个场景，想当然地造个细节敷衍成篇，耍手笔、玩技巧之流，他的每一篇都要呕心沥血地投入情感。我觉得这在当下是难能可贵的。

从沙沟走出来的了一容，这么多年来应该说是在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不断地在文学的旅程上艰苦地攀爬。《红山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老实说，对西海固所有作家的点滴的进步和成就，我都由衷地感到欣慰。这么说，也许是我很不自量力。但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作为半个宁夏人，我想我是有资格的。我羡慕他们，我嫉妒他们，同时我也不满意他们！我觉得他们完全有条件创作出不朽的经典之作，但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一直是小打小闹，做小买卖搞小本生意，像传统的农民，春种秋收，自我满足，饿不死也撑不着，这大大地局限了他们的创作！他们有生活、有技巧、有视野、有审美能力、有语言文学功力，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少野心，缺少雄心壮志，缺少经典写作意识。我希望有生之年见到他们爆炸原子弹，见到他们震动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