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典籍

一、中国书籍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伟大、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不仅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还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如果从最古的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算起，到竹简、帛书和写、印在纸上的书籍，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为世所罕见。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造纸术。纸的发明与改进，促进了书籍的社会生产。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中国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九百多年前，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系列重大发明，不但使书籍的社会生产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也使人类文明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中国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的伟大贡献。

（一）初期的书籍

人类社会生活需要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主要靠语言相互沟通。但语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古人便采用结绳、刻木以及简单的图形符号等方法来帮助记忆。只有文字才能超越时空，准确记录语言和表达思想。今人所见的典籍，最早要属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其次是周代的金刻和石刻。在殷代和西周早期，人们将占卜卜辞、重要历史事件等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甲骨刻辞、青铜铭文、石鼓文字等，这些珍贵的资料是古书的初期形式。

（二）正规的书籍

现代意义的正规书籍，通常是指装订成卷册的著作物或文献。以此为标准，简策是我国正规的书籍的早期形式。“简”就是一片竹片，类似书籍的一页，一般能写一行汉字。“策”是用线或牛皮将多片竹片编连起来，成为一册。据《尚书·多土》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知简策的出现也很早。简牍类的书籍在我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发现，如在孔子宅里发现的《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

简策出现不久，帛书于春秋战国之交问世。帛是一种丝织品，又称缣、素。缣帛较竹简轻便，且便于裁剪，把缣帛裁成书的大小，就成了最早的纸。这种写在丝织物上的书，称为“帛书”或“素书”、“缣书”。《墨子》说：“书于竹帛，镂于金石。”这是对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况。东汉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造纸技术，加以改进、推广。东晋时，政府正式下令用纸写书。纸的产生，是书籍制作材料的伟大变革，在中国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雕版印刷的书

从纸张发明到隋唐时代，纸书的制作主要靠手写。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方式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求。隋末唐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发展。唐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为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印刷品。

宋代为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雕印的书籍，校、写、刻、印、纸、墨皆精，反映出宋代的刻版、印刷、造纸、制墨等技术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元代刻书承宋人之风，字体流行赵孟頫刚劲秀逸之体，对明初刻书影响较大。明代刻书更为发达，其末期出现的拱花及豆版套印技术，将雕版印刷术推向新的高峰，成为中国印刷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随着书籍生产材料的不断变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纸书出现后，大致流行过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形式。

（四）活字印刷的书

北宋庆历（1041—1048）年间，布衣毕昇首先使用泥活字印刷书籍。这一发明，为快速印制书籍创造了条件，是印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毕昇比德国谷腾堡使用相同原理印制的书籍早近四百年。元代大德（1297—1307）年间，王桢又发明了木活字，明代还有铜活字出现。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为西夏文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弘治（1488—1505）年间的华燧会通馆，用铜活字印了《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等多种书籍。清代由于政府的提倡，活字印刷有了更大的发展。雍正朝排印了《古今图书集成》，共铸铜字二十多万个。乾隆时制定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并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活字印刷发展、普及的一个标志。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运用，标志着中国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中国古代的藏书

（一）中国古代藏书的起源

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官称“史”或“太史”，既记载各国当代政事，又负责保藏政府文献。现在所说的图书和文献档案两者，当时并没有区别，统称图书或图籍，而且只保存在政府手中，私人是不能保藏的。所以，记载史事兼管文献的史官自然地成为很有学问的人。周天子和诸侯为了鉴古知今，往往向史官请教。据《史记》记载，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是东周王室的史官，这个藏室便是周王室有目的地收藏图书档案的地方。谈到我国古代藏书，大体上可以溯源于此。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开始出现私人藏书。相传苏秦有书数十箧，著名的哲学家惠施“其书五车”，形容学识丰富的成语“学富五车”就是由此而来的。

（二）中国古代藏书的发展史

1．秦代

秦始皇兼并六国，收缴了各国的图籍。秦都咸阳宫中收藏的图书，大大超过了周王室的藏室。但公元前213年，为了加强集权思想统治，秦始皇发布了焚书诏令：史官所藏史书，除秦国史籍外全都烧掉。这对于藏书来说是一次浩劫。

2．汉代

刘邦创建西汉王朝之初，相国萧何在都城长安主持修建规模巨大的未央宫，在正殿北面盖了三座藏书阁：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专用的皇家藏书楼从此诞生。石渠和天禄后来就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皇家藏书处，历代统称秘府或秘阁，其藏书则称“中书”或“中秘书”。为了利于防火、防潮等，汉代宫中藏书室有用石块砌成的“石室”，书柜则为用铜包边的“金匮”。

西汉初期，朝廷即向民间求书，广开献书之路。汉惠帝时“除挟书之律”，正式废止了秦始皇制定的私人不得藏书的禁令。秦时秘藏的书籍才得重新与世人见面，私人藏书合法化了。处于西汉鼎盛时期的汉武帝，进一步“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书籍多了，宫中除石渠等阁外，又在延阁、广内等殿阁贮书；外朝则太常（掌祭祀礼仪）、太史和博士的官署都有藏书。西汉时，御史大夫的助手御史中丞既掌管监察，又是管理图书的主要负责人，御史官署所在的兰台也是朝廷的重要藏书处。汉成帝时，发现国家藏书已有缺失，就在河平三年（前26）派陈农到各地访求图书，同时指定刘向在天禄阁主持皇家图书的整理校勘工作。哀帝时刘向去世，所遗工作由其子刘歆继续进行。整理结果，统计藏书共33 090卷，这是我国图书史上第一次有关皇家藏书数的明确记载。刘歆编的皇家藏书目录名为《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除辑略是总叙外，其他六略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也就是把书籍分为六大类。刘歆依据刘向所作各书叙录而编成《别录》，是我国最早的书目提要。

西汉王朝以国家的力量，在全国访求图书，建立专用的皇家藏书阁，对收藏的书籍派学识渊博的学者进行校勘整理。这种作法为后来历代王朝所承袭，成为一种制度。

3．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动乱，国内不统一，影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藏书是旋聚旋失。西晋初年，秘书监荀勖主持整理秘府图书，编了一本名为《晋中经簿》（或称《中经新簿》）的目录。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甲部为儒家经典，乙部为诸子学说和技艺方面书籍，丙部为史书，丁部为诗文集等。根据这次整理，西晋皇家藏书共计29 945卷。

四世纪初叶，继晋王室内部“八王之乱”之后，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下，西晋王朝终于覆灭，西晋都城洛阳的皇家图书大受毁损。东晋建都建业（或称建康、金陵，今南京）之初，秘书省的著作郎李充查点官中藏书，凡荀勖《新薄》所列书籍只剩了3 014卷。

东晋以后，南北朝长期对峙。南朝比较重视文事，宋、齐两朝都由秘书监主持整理过宫廷图书，编造了书目。梁朝创建者梁武帝萧衍尤好诗书，在他的影响下，“四境之内，家有文史”，皇家图书就更多了。梁初由秘书监任昉主持整理，在宫内文德殿列藏四部书23 106卷，另在华林园收藏大批佛教经籍。梁武帝晚年迷于佛教，政事昏乱，侯景趁机叛乱，金陵城内东官的几百橱图书被焚一空。梁武帝的儿子湘东王梁绎平定了侯景之乱，在江陵（今湖北境内）称帝，是为梁元帝。他收集金陵文德殿及其他各处藏书共七万余卷，移藏于江陵，又从私人藏书者那里借抄了所缺的图书。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末（555年1月），北朝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在投降前夕，命舍人高善宝把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付之一炬。南北朝时期的广大北方，战乱比南方更甚，图籍损失尤为严重。

魏晋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分裂动荡，王朝的兴替频仍。在一个王朝初建或暂时稳定时期，统治者往往征集图书；而一经战乱，宫廷图书就大受损失。因此，这一时期的皇家藏书呈现了旋聚旋失的情况。

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见于记载的，比两汉时要多。当时私人藏书至几千上万卷的，是屈指可数的。著名的有：西晋张华有书三十车，秘书监挚虞整理官书时，曾依据张华的藏本来加以校正。西晋时钱塘人范蔚有书七千余卷，远近常常有百余人到他家来阅看书籍。梁朝的任防藏书万余卷，其中有的是宫廷图书所没有的。像梁武帝的驸马张缵有书二万卷，差不多就是当时最大的藏书家了。

4．隋唐时期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历史，为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隋文帝杨坚废除了魏晋以来任官只重门阀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促使知识分子阶层的扩大，从而影响到藏书事业的发展。继隋而兴的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发展时期，藏书事业作为文化成果的一种体现，也有很大的进展。隋初皇家藏书仅有15 000多卷，到隋炀帝时聚书达37万卷，远远超过以往王朝的藏书。

唐朝的皇家图书主要藏在后来被称为“三馆”的弘文馆、史馆和集贤书院。元行冲等整理的图书，抄有正副本，在东西两京各聚经史子集四部书，分藏于四个书库，“四库书”之名由此而来。唐代是卷轴装的写本书极盛时期，民间有以抄书为生的，书肆也多了起来。但有能力收藏大量图书的，主要还是一些贵室高官。如历仕玄、肃、代、德宗四朝，位至宰相、封为邺侯的李泌，博学好书，蓄书三万卷，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卷轴各用红绿青白的牙签加以区别，爱护备至。韩愈曾有诗赞之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晚唐时的柳仲郢有书万卷，每种书都抄了三本，最好的一本珍藏于书库，其次一本是自己经常看的，较差的一本让晚辈们学习。柳仲郢官至尚书、节度使，但常常手抄图书。他抄过《六经》、《史记》、《汉书》、《后汉书》，魏晋和南北朝史。

5．宋代

五代十国，分裂割据，时势动荡，这一时期的藏书事业没有显著的发展，但雕版印刷术开始推广，是文化史上的重大业绩。雕版印书比之手抄，效率提高了许多倍。北宋时时局比较安定，印刷业更为发达，官私藏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朝的崇文院藏书8万卷。士大夫藏书成风，曾任秘书少监的王钦臣藏书43 000卷，亲加校勘，世称善本。宋代设立书院，私人讲学之风盛行，书院都备有不少书籍。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都有藏书。

6．元代

元代刻书之风颇盛。除国子监刻书外，还特设兴文署（初属秘书监，后并入翰林院）刻印经史等书籍。不少地方官府和官学也刻书。私人刻本，尤其是书坊刻本之多，超过了宋代。元代雕版印刷水平极高，到明清时，元版书和宋版书都已成了古籍珍本。

金元覆灭之际，私家藏书毁于兵火者不可胜计。例如金末著名诗人元好问家从北宋以来几世蓄积的大量珍贵书籍，在蒙古军南下时大遭焚荡，所剩无几。明初名臣杨士奇祖上藏书几万卷，在元末“悉毁于兵”。当时书籍受祸之烈，于此可见一斑。

7．明代

明代印刷业发达，士大夫藏书之风愈益普遍。明代的宫廷和私家藏书都远过前代。闻名中外的范氏天一阁和国家档案库皇史宬出现于明代，都不是偶然的。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命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编纂一部类书，于次年完成，赐名《文献大成》。明成祖嫌该书简略，于永乐二年下令重修，命亲信大臣姚广孝为总裁，解缙仍参与负责。永乐五年重修完成，改名《永乐大典》，全书22 877卷。《永乐大典》原抄本藏在南京文渊阁，迁都后移藏于北京宫中的文楼。嘉靖四十一年到隆庆元年（1562—1567）重抄了一部，藏于皇史宬。

皇史宬是我国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古代国家档案库，座落在北京天安门东侧南池子南口路东，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两年后建成。这座建筑物不用木料，系砖石结构。殿内无梁，档案柜不放在平地上，而是放在殿内高1．42米的石台上。殿墙很厚，东西墙有对开的大窗户。这种建筑利于防潮、防火、防蛀、通风和调节温度，适合于收藏图书档案。

明代文人学者藏书风气比宋代更盛，家资富足者往往自己刻印书籍，这种家刻本与官刻本、坊刻本同样在社会上流传。明代私家藏书的总数已大大超过宫廷所藏；校勘精审的善本书，也多以私家所藏为最。从全国来说，明代私家藏书以经济文化尤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为最盛。现主要介绍一下浙江地区的私家藏书情况：

协助朱元璋平定全国的明初学者浙江人宋濂、刘基都富有藏书。宋濂读书浦江青萝山中时，聚书万卷。生活在嘉靖至万历朝的嘉兴人项元汴，精于绘事，家财巨万，收购的法帖名画和宋、元善本充塞于天籁阁中。兰溪的二酉山房主人胡应麟，家境并不富裕，有时为了购书还变卖了妻子的首饰甚至自己的衣服。他的友人王世贞在《二酉山房记》中感慨地说：胡氏“尽毁其家以为书”，“仅十余年，而至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难哉！”山阴人祁承然的藏书楼载羽堂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遭火灾后，他又重新收集书籍，入藏于新筑的澹生堂。他写的《澹生堂书约》，总结了平生聚书、购书、读书和鉴定版本的经验，颇值得一读。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还有许多有名的藏书楼，有的在明亡以前，有的在入清以后，陆续消失了。至今岿然独存者，只有浙江宁波的范氏天一阁。

8．清代

清代藏书规模空前。清代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印刷技术也有进步，这一切都成了促进刻书藏书事业发展的有利因素。清代官私藏书的规模都超过了前代。1782年修成的《四库全书》抄了七部，分藏于北京宫内文渊阁、盛京宫内文溯阁、圆明园内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康熙多次下令收集各种书籍，著名的有类书《渊鉴类函》450卷、辞书《佩文韵府》444卷、诗总集《全唐诗》900卷，还有大类书《古今图书汇编》，雍正朝重编改名《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

清代著名藏书家多数仍在东南地区，除前述外，有浙江杭州汪宪的振绮堂、汪启淑的开万楼、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卢文弨的抱经楼，秀水（今嘉兴）朱彝尊的潜采堂，宁波卢址的抱经楼，江苏昆山徐乾学的传是楼等等。但北方藏书家也不乏其人，如北京大兴人翁方纲的三万卷楼、满族昌龄的谦益堂、蒙族法式善的梧门书屋。又有山东历城人周永年，早年家境清苦，常常典衣购书，后来积书至十万卷，还开辟“借书园”供人阅读抄录，大为时人所称道。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湖州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并称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

（三）中国古代著名藏书楼

中国古代有很多著名的藏书楼，它们对于保存古代典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浙江地区的藏书楼。

1．天一阁

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它是我国乃至亚洲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范围内位居第三的藏书历史连续未断的家庭式图书馆。

据考证，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以后。创始人范钦（1506—1585），官至明兵部右侍郎。他热爱书籍，每至一地，留心搜集文献。落成后的天一阁，是一座坐北朝南，六开间双层的木结构藏书楼，收藏图书达到七万余卷。为了防上藏书散失，消除火患，范氏在藏书楼建筑和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方法，这些方法得到了后世藏书家们的赞赏和仿效。

天一阁藏书传至建国初，已经不足六分之一了。如今，它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由原来的范氏家族藏书楼，经过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阶段，演变成为天一阁博物馆，重新接受捐赠并征集入藏图书三十余万卷，其中仅善本就多达八万多卷。

2．抱经楼

抱经楼原坐落于宁波城里的君子营，因城市建设需要而被整体搬迁到天一阁文物保护区内复建。

抱经楼藏书主人卢址（1725—1794），字丹陛、青崖，浙江鄞县人。他生于当地文献世家，从小培养出了爱古嗜书的癖好。成人以后，他对邻近的范氏天一阁的羡慕，可以说是溢于言表并付诸行动。卢氏经过三十多年的购书抄书积累，达到了数万卷的规模，随后便为之筑建了一座“修广间架，悉仿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的藏书楼。当地方志上还记录了如下一则有趣的资料：据说，卢址“尝为未得内府《图书集成》为憾”，他感到遗憾的原因是因为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天一阁传人范懋柱响应朝廷号召，代表范氏宗族向皇帝进献了特地抄录的六百零二种典籍，以供《四库全书》馆臣编书之用。范家为此而得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的嘉奖，这在当时无疑是整个家族都引以为无上荣光的事。因此，当卢址听说在北京可以买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编的稿本时，便倾家荡产地急命族中子弟前往购买，以至于书到之日，“衣冠迎于门”。方志记载：“卢址羡天一阁之有《图书集成》也，竟至北京购得《图书集成》底稿以归，以为抗衡范氏之资。当时一为底稿，一为赐书，竞美一时，甬人引为艺林佳话。”

3．湖州刘氏嘉业藏书楼

近代闻名海内外、流誉学林的嘉业藏书楼，是在解放江南之初，被周恩来指名要求南下部队加以保护的两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另一个是宁波的天一阁）。

嘉业藏书楼的主人，是近代著名刻书家刘承幹（1882—1963）。刘承幹是在1910年的南京和上海开始其藏书活动的，当时的藏书处称为求恕斋。

由于藏书越积越多，他开始在家乡小莲庄西侧建造新的藏书处，1924年落成以后称为嘉业藏书楼。其楼系两层砖木结构，中西合璧风格，前后两进用厢房连接成“口”字形，中铺方砖，为晾曝图书之所。全楼上下共有五十二个房间，楼上中央有一室仍保留“求恕”旧名，但并不藏书。

刘氏二十年间致力于收集典籍，成为当时旧家藏书的重要归宿地之一。北京、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地的著名藏书家的遗书，如百川归流，源源不断地汇入嘉业藏书楼。藏书量达五十七万余卷，计十八万余册。除了数量可观以外，其版本质量也非同一般。宋元版本、稿本钞本和校勘本以及地方史志为世所公认的三大藏书特色。刘氏还组织人力从事古籍流传工作，刻印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199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二十四万余字的《嘉业堂藏书志》。

4．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南三阁中硕果仅存的一处藏书阁。其余两阁，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于道光二十年和咸丰三年先后毁于兵火。

文澜阁由原来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藏经阁改建而成。经过复勘校正的《四库全书》钞本正式入藏于此。阁凡三层，第一层中间位置收藏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从背后和两旁开始，收藏的是《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第二层收藏的是史部书籍；第三层收藏的是子、集两部书籍。

文澜阁是允许读书人到阁看书、抄书的。如清代江苏上元籍藏书家朱绪曾在浙西做地方官的时候，就曾经到此抄录过不少宋元时代人撰著的秘籍。

文澜阁建筑曾经于1860年被太平天国兵火所毁，其藏书也随之散失。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竭力搜集，并辅之以抄录，日渐恢复其旧。二十年后，当地地方官员集资在原地原样复建。

5．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落成于1902年，系晚清士绅徐树兰（1837—1902）独立捐资建成。屋共四进，前三进楼房为收藏典籍之所，其中间一厅为大众阅书之处。读者凭阅览牌到此看书，供应茶水，兼办膳食。

楼成之日，徐树兰本着“存古开新”之旨，将自家收藏的经、史书籍和一切实用书籍捐献出来，还另外斥资购买了大量的翻译著作、科学、农学图书，共藏至七万余卷。其他流行的画报、学报和日报乃至标本，也有收罗。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该楼藏书用印为“徐树兰捐”、“会稽徐氏检庵见本”、“检庵购藏旧本”和“古越藏书楼图记”。

为加强管理，徐树兰还参考东西方有关资料，制订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印行于世，凡七章三十节。规章宣告该楼的宗旨是“存古”和“开新”，认为：不读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从借鉴变通之途径。徐树兰还明确表示该楼同时接受社会人士捐助寄存之书。张謇在1904年撰写《古越藏书楼记》，盛赞徐氏“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的嘉行。

古越藏书楼的诞生，被认为是我国封建藏书楼时代的终结和近代公共性质的图书馆发端的重要分野。1990年，古越藏书楼遗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