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说话及其话本的时代

说话这种艺术，到了宋代更为发达，这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宋朝统一中国以后，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也逐步发展到更高的水平，造成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某些大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小业主等，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城市居民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地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日益扩大了。众所周知，包括“说话”在内的娱乐业的发展，离不开较为宽松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宋真宗时代，统治者每年用十万两银子和二十万匹绢的代价，换来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兼以尊崇文化的基本国策，为话本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至宋仁宗和英宗、神宗、哲宗时代，全国刀枪入库，书声琅琅，社会祥和安宁。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里曾描写了北宋末年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社会生活情况：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系在庖厨。

这就是宋代一个短暂的太平景象。《东京梦华录》里详细记载着北宋时期东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商店，各种各样的商品，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豪华奢侈。每当节日，居民都出来游玩，更有一番热闹。特别是元宵节，由于皇帝要做出与民同乐的样子，还有许多游戏节目。这在话本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描写。至今保存着的《金明池图》和《清明上河图》更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景象。到了南宋，朝廷与金人议和之后，取得一个苟安的局面。由于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非常繁荣。统治阶级过着“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生活，而一部分城市居民也暂时得到了安居乐业的机会。当时首都临安（今杭州）又出现了铺张浪费的风气，西湖就曾被称为“销金窝儿”。我们不妨看一下话本《钱塘梦》里的叙述：

说不尽杭州好景，有东莱、西水、南柴、北米。自古建都之地，名贤阴迹之乡。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东西酒肆会佳宾，南北歌楼烟月市。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

就是在这样的都市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瓦舍伎艺”。宋代有一种“瓦舍”，又叫“瓦子”，是当时规模很大的综合游艺场，其中有演出各种戏曲杂伎的戏院，叫做勾栏。例如东京的东南角，有桑家瓦子和中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在这些瓦子里表演的有唱小曲，演杂剧，弄傀儡戏，弄影戏，说唱诸宫调等。说话也是一种重要的伎艺，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的记载，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的讲史，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的小说，还有毛详、霍伯丑的商谜，吴八儿的合生，张山人的说浑话。说话人里还有以专说一部书著名的，如说《三分》（即《三国志》）的霍四究，讲《五代史》的尹常卖。南宋的杭州也有许多瓦子，城里有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等，城外有二十座瓦子。其中北瓦最大，有十三座勾栏。有两座勾栏是专说史书的，还有一座小张四郎勾栏，是因为小说家张四郎长期在那里做场而得名。也有无名的或过路的艺人进不了勾栏，只能在广场上卖艺，叫做“打野呵”，如小说家李一郎。关于杭州的说话，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中有记载。

小说和讲史是说话中最重要的两家，这是不成问题的，首先应当把这一点肯定下来。其次是说经，这是从唐代的俗讲经流传下来的，也应当算作一家。至于说参请和说诨经，恐怕只能附在说经这一家名下，不能独立门户。因为《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的行当里，诨经是合在说经这一家下面的，也没有说参请这一项。这还可以从《醉翁谈录》甲集卷一的《小说引子》得到旁证。《小说引子》题下原注：“演史、讲经并可通用。”可见这是说话中各有分工而又互相联系的三家。至于第四家是什么，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都城纪胜》这段话里，提到的还有合生和商谜两家。据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似乎并无故事可说。洪迈《夷坚支志》已集卷六《合生诗词》条说：“江浙间路歧伶女友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看来合生和现代的相声有些相似，形式比较灵活。《小说引子》的末位又说：“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阴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这里把合生和演史相提并论，似乎也应当算作说话的一家，但是商谜这一家也未尝不可以列入说话。

现存的北宋话本有《梁公九谏》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它们一为讲史，一为说经，对于我们探求早期话本的面目较有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