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自忖是一个介于懒惰与勤奋之间的那种人。
怎么不把你之前发表过的文章集结成册出本书呢?十多年来,便有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说过几乎同样的话。说到出书,我也算是正经八百地参与过一本书的编撰,那是在十年前,当时是作为《留学成功未来》一书的执行主编。
每每收到朋友的赠书,看到扉页上“小牧惠存”的字样,确也有过小冲动。甚至在某天,真的动手将之前发表过的稿子找了出来,竟也有相当的量。那些在特定时间、特定境遇、特定心情下写出的东西,如若成书,势必得静下心来进行一番整理,而彼时的我终因无法腾出大段时间安心于此事。于是,出书一事便不了了之。“一个人书写了太长时间,只能证明他不够用功”,记不清是哪个作家说过的话。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出书”这件事上我是懒惰的。
“出书”被无限搁置。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多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写作,在“爬格子”这件事上,我又是勤奋的。
尽管互联网技术发达,但因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加之地域等条件的限制,相较于欧美国家,日本教育及留学方面的专业信息极少。我希望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2006年我开通了新浪博客,同年成立了陈小牧工作室,向学生和家长提供日本教育及留学方面的专业资讯。不知不觉中已走过十载。
稿件多是我对日本教育及留学政策的解读,纯属一家之言。一路走来,有幸得到学生、家长及业内人士的认可。但我始终认为留学生自身的“经验谈”不容忽视。他们那些经历本身,独一无二,自带光辉,无需拔高,更用不着修饰。于是便有了做学生访谈的想法。
既然是访谈,总得有个名字。最后决定用我的名字,确定叫“小牧访谈”。说起“小牧”,很多朋友会联想到与日本的渊源。日本中部有“小牧山”“小牧城”,但我却没有去过那些地方。倒是每次去名古屋出差,总能在不经意间,看到街头掠过的汽车牌照上“小牧”的字样。抑或因为这个缘故,日本人总能很轻易就记住我的名字。日语发音分音读和训读(日本式的发音)。读外国人名时,多用音读。轮到我,日本人则多以“KOMAKI”(训读)相称,冥冥中平添了一份亲近感。前几日,日本友人来访,送了一条毛巾。日本人喜送毛巾肥皂之类的,再平常不过,我也以为是条普通的毛巾。后被告知是条定制的毛巾,上边绣着“KOMAKI”。翻看之下,感动得什么似的,为对方的用心。
而中国人见到我的第一反应,多半是“名字很特别啊”!有人甚至会追问一句:是本名,还是笔名?我的学生,也多半亲切地称我为:小牧老师。
但“小牧”的名字实在与日本无关。倒是父亲,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因参加中日学术双边交流会议,去过几次日本。彼时氛围,中日两国尚处在蜜月期,日本社会及学界的诸多美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带给我的关于日本的一切信息,也多是正能量的。追本溯源,包括东大(东京大学)、京大(京都大学)、东工大(东京工业大学)、早大(早稻田大学)等日本知名院校的名号,最早还是从父亲那儿听到的。如果硬要说缘分,这多少可算作是我与日本的初缘了,而父亲却并不通晓日语。
二
做访谈似乎应是媒体的事儿。
“没有人不是记者,没有人是记者”。随着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社会已然进入到一个自媒体时代。内容为王,只要你有“干货”,读者和观众便会买账,哪怕你是菜鸟或是“半吊子”。
我便属于那种“半吊子”。
我多少算是做过几年的媒体。在日本读研时,我在福冈的一家中文杂志社做兼职记者。工作内容之一便是做访谈。受访者多为当地名人,华侨领袖、企业家、国内驻福冈机构负责人等。虽非科班出身,但凭着当年的一股子闯劲儿,经年累月竟也积累了一些经验。那段经历弥足珍贵,它让我在打算做“小牧访谈”时,冥冥中多了几分底气。
每个时期的心境不同,写的内容便也会有所不同。我的写作分前后两期,日本留学期间,随笔居多,散见日本当地华文、我国台湾及新加坡等地报刊杂志。都说随笔和散文需倾注作者的真情实感,但我想更多的是东瀛那份特有的幽玄和禅意带给我的灵感吧!回国后,我的写作转向了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类。
我很感激当年的杂志主编,他亦算是我的伯乐。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并让我最终爱上了写作。那是一个通信欠发达的时代,我甚至没有手机和电脑,唯一拥有的是一台用于平时完成学业报告的ワープロ(日文输入机)。但那段作为“纯手工作业者”码字的经历,却让我终身难忘。
10年前,我开始做“小牧访谈”。受当时通信等诸多条件限制,加之留学咨询工作的各种忙碌,访谈多带有几分“玩票”的性质。数量及时间均无固定,采访多安排在学生回国省亲的假期。尽管如此,在当时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浪教育、日本中文导报等媒体都做了转载。去日本出差时,有日本大学甚至还拿出刊有“小牧访谈”的报纸给我看。
“小牧访谈”做得比较多的是2011年。那一年,日本遭遇特大地震——“3·11”地震(日本称之为东日本大震灾)。8月,我任团长,牵头组织了上海媒体教育记者考察团出访日本。活动经费由包括霞山会在内的日本首都圈多家教育机构赞助。
考察团一行对东京部分院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访日期间,我们与在校的50多位留学生进行了座谈。与此同时,我采访了他们中的部分学生。之后,我与部分记者北上,去了位于仙台的东北大学,并对当地灾民临时简易房进行了考察。
那一刻,让我充满了无限的感动,让我对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简易房外,种着各色小花,垃圾分类井然有序……安之若素,沉静和谐,没有丝毫的苟且和凌乱。那份坦然自若,似乎在告诉你:眼前的巨大灾难与他们并无关联。他们是认真的生活者。回国后,我整理并印制了50人的“小牧访谈”采访纪实,内容以留学生地震体验为主,免费发放。对当时国内学生和家长及时了解日本震后留学生生存现状起到了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小牧访谈”受访留学生人数已达数百人。
时代变迁,留学群体发生了变化,日本留学政策也有了很大的调整。实效性,加之篇幅有限,此番成书,我只撷取了近两年的访谈内容。
对书中收录的50篇访谈,我做了分类:在“旧帝大”留学、地方留学优势、“双城留学”价值、不会日语也能申请名校、“日语出身者”的选择、“留二代”的选择、大专生“逆袭”、日本艺考、日本名校考试“金点子”、职场遭遇“瓶颈”后、从日本留学到日企就业……
50位受访者,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学生。除此之外,还包括朋友推荐,学生自荐,我托朋友引荐等。受访者性格迥异,有人奔放热情,我们会像老友般“跑上半天的火车”;有人则惜字如金,需要去引导,去挖掘。我很庆幸,因为与他们有过相同或相似的留学经历,虽有年龄差,但他们并不排斥我。
张静、宋雯一是追踪访谈。张静,我曾对她有过三次专访,中间跨度长达10年。从当初的青涩,到成长为如今职场中的佼佼者,我有幸见证了她们的成长。
桂沄昊是受访者中年龄最小的。他17岁去日本读高中前,我曾对他有过一次专访。今年4月,在最美的樱花季,他考入了心仪的大学,他的梦想是做导演。低龄留学属敏感话题,在小桂看来:趁年轻,应尽可能地去经历。能够经历别人所没有的,本身便是一种幸福和幸运。经历,让人成长……在他身上,我看到蜕变。他长大了。
有学生家长看到访谈后给我留言:孩子的留学心路历程,作为父母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些没有对父母说出的故事,他们却毫无保留地给了“小牧访谈”。这是怎样的信任。
有受访者在微信中给我留言:小牧老师,就是因为看了你给我做的访谈,今年,我们研究室又新进了两个中国留学生。
有的受访者,已离校多年,之所以答应做“小牧访谈”,我想更多的是来自对东瀛岁月的那份牵挂。周力(立教大学)告诉我他受访的初衷:毕业后还能为母校做点事儿,很幸福!
毕业于近畿大学商学院的宋雯一,在谈到毕业后回母校探望恩师时的情景,满目的感动:不想那次竟是与先生的永别。回国没多久,传来恩师因病突然辞世的噩耗。“先生的突然逝去,让我意识到应该常回母校看看那里的故人。”念兹在兹,雯一让我不自觉地想到我在日本读研究时的导师:每次去东京出差,工作再忙,我都会去看他。如今他已年届八旬。师恩难忘,此时你完全不会去考虑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人类的这份情感是相通的。
三
当50人的学生访谈整理出来后,我注意到因一些无法克服的主客观原因,有太多优秀的学校未收录其中。日本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总数超过700所。尽管我竭力寻求平衡,但因出版时间紧迫,我不可能在短期内寻访到合适的受访者,只好放弃。对于未入选本书的大学,我深表歉意。今后,如条件允许,我会将“小牧访谈”一如既往做下去。
有些大学出现多名受访者,实属巧合,只因受访者的故事实在感人,让我不忍舍弃,绝非刻意为之。更非是为某所大学代言。我希望通过学生的分享,将日本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文化介绍给国人。更希望这些分享,能为那些怀揣东瀛留学梦想的学生带来启迪和帮助,哪怕是一点点。
由于我本人所在的城市上海,属一线城市,这让学生在选择日本留学城市时,青睐首都圈。带来的结果是,访谈中东京院校居多。而日本地方有太多优秀的大学,终因学生选择之故,大部分没能包含进去,这让我惭愧之至。20世纪末,我本人因保人之故,选择了地方大学留学。在我看来,地方留学有太多的优势,那片土地,堪称我的第二故乡。
关于访谈文末的“小贴士”,是我根据每篇访谈内容捕捉到的灵感。可看作是访谈的延伸阅读,绝对算是干货。我极力做到言简意赅,希望学生和家长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最专业的留学知识。
因缘际会,我与书中50位学生有了生命的交集。他们彼此的年龄、出身、学校、专业、经历迥异,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尽相同,但日本留学共同的岁月,却让我们在分享中惺惺相惜。从寻找受访者,到对话、采写、记录、整理……每次做访谈,于我本身都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非足履其地,亲接其人,不会有真的感动。在日本留学,个中滋味,酸甜苦辣,唯有细细咀嚼,方知“日本留学之味”。那些曾经的过往,所思、所想、所感,都是他们个人真实的体验,是他们对自己留学时代的自我见证。
福泽谕吉“一生而历二世”的慨叹,既是一种尴尬也是一份幸运。去日本留学,虽算不上“历二世”,但中日文化上的碰撞在所难免。通过做“小牧访谈”,我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在评价日本时,已做到了跨越国籍,理性客观,而非简单的“二分法”。他们已然懂得了“离开时代和场所不能决定价值”,学会了以世界公民的身份与日本人相处,学会了感恩和谅解。我想这便是留学带来的最大收获。
陈小牧
2017年10月
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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