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一弦一柱思华年

一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已超过120年。回溯历史，无数志士仁人，百年逐梦东瀛，让人感触良多。

张之洞在他的名篇《劝学篇》中列举了去日本留学的优势：费用低廉、习俗相近、文字相通；鲁迅在最后的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

作为中国传统留学目的国，日本历来备受关注。根据日本政府独立行政法人学生支援机构（JASSO）公布的最新《外国留学生在籍状况调查报告》：2016年在日外国留学生人数继续走高，总人数达到239287人，增幅为14．8％。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98483人，位居第一。

世界对日本教育同样寄予了厚望。2017年3月，作为世界大学权威排名机构之一的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了“2017世界大学排名日本版”，292所日本大学获得了评价。日本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获得世界单国别大学排名的国家。日本还是世界第七大诺贝尔奖获得国家，迄今为止共有24人获奖。其教育及科研水平可见一斑。

目前，中国学生可报读的日本教育机构主要有：大学、研究生院、专门学校、高中及非学历教育的日本语言学校等。除此之外，近年来，选择短期留学、游学的学生人数增长迅速。

（一）激荡变革中的大学

日本教育资源丰富。

根据日本文科省最新调查，截至2017年5月，日本大学总数为780所。根据设立者不同，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大类。其中，国立由国家政府负责运营，共计86所；公立由地方公共团体设置，共计90所；私立大学由私人或民间团体设置，共计604所。

2018年开始，日本18岁适龄进入大学人口将进入拐点，是谓“2018年问题”。据悉日本目前有接近半数的私立大学面临生源短缺。日本大学面临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地方那些规模不大的单科大学可能面临淘汰。

变则通。日本大学开始经历激烈的变革。

国立大学

不同于欧美诸国，日本大学起源于官学（国立），奉行精英教育，旨在培养官僚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东京大学（以下简称东大）是最早的国立大学。1886年（明治19年），东大改称帝国大学。1897年（明治30年），另一所国立京都大学（以下简称京大）在关西诞生。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来，做学问须有竞争，太过“安逸”不利于学问之精进。故京大的设立意味深长——扮演着东大“竞争者”的角色。之后，日本相继诞生了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时称“帝国七大”。时至今日，旧帝国大学仍代表着日本教育的最高水准。

一直以来，国立大学在财政和人事方面等同于国家机关的一部分，靠政府拨款运作，其教育研究灵活性受到极大的限制。2004年国立大学实现法人化，这是日本高等教育在战后第二次的重大改革。国立大学除了教育、研究职能外，还承载着实现各种社会意义上社会均等的义务，社会对此期待很大。法人化后，大学虽然财政自由度有所加大，但在政府对大学补助持续减少，教育消费者需求日趋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大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包括国立大学在内的日本大学便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如“超级全球化大学”（SGU）项目，大学按确定的目标方向进行发展。但经过数年实践，评估认为改革力度不够。2016年，政府部分修改了国立大学法，决定增设“指定国立大学法人制度”，旨在打破校内、校际、国界三大壁垒，创建具有世界最高教育研发水平的高附加值大学。入选“指定国立大学法人”大学将在财政上获得更多的自由。

日本是一个喜欢用数字设立具体目标的国家。“指定国立大学法人”，评判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研究能力、社会合作、国际合作。文科省给出了具体参考值系数。比如申请大学在“国际合作”项需满足三个小项数值。即所发表的国际合作论文数需达到论文总量的25％；留学生本科与日本学生海外留学总比例要占到6％；研究生院留学生及日本学生海外留学人数之和要占到24％的比例。申请条件不可不谓苛刻。截至2017年3月，包括东北大学、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一桥大学在内的七所大学提交了申请。而为人熟知的旧帝国大学中，北海道大学与九州大学因个别指标未达标而放弃申报。

6月30日，“指定国立大学法人”评选结果揭晓：东北大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三校入选。其余四所候选大学，在年内尚有再申报机会。入选指定国立大学法人后，大学将在财政上拥有更大的自由。质言之，可通过土地出租第三方增益；可将自己的收入投资金融商品；可高薪聘请世界顶级学者。

与以往大学间“竞争性资金”项目争夺不同，“指定国立大学法人”包含重塑日本大学品牌的意味，朝野上下均给予了高度关注。时代变迁，日本旧帝国大学内部的发展出现了不均衡。至于今后指定国立大学法人制大学是否会代替旧帝国大学，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私立大学

日本私立大学不同于中国的民办大学。按办学理念，私学走的是特色发展之路。日本私学诞生晚于国立，数量庞大，占到大学总数的三分之二，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地位举足轻重。官尊民卑的明治时代，私学难获得认可。诞生之初是按照“专门学校令”设立，较当时的帝国大学要低一个档次。直到1920年（大正九年）地位才获得升格。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同志社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日本大学、国学院大学是最早一批获得许可的私立大学。

追溯日本大学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摒弃“安逸”，靠“竞争”来保证质量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已成为大学的一种自觉。无关乎设立者，国公立和私立共同参与市场竞争，政府通常不会对大学“指手画脚”做过多的细节干预，大学在人才选拔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充分保证了日本大学的高质量。

对大学来讲，研究与教育孰轻孰重，历来存有较大的争议。在研究经费多寡决定研究水平的时代，国立大学占一定的优势。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清一色出自国立。不同于欧美国家，日本大学没有校友捐助的传统。私立大学主要运营来源于学生缴纳的学费。一般来讲，私立大学多将精力放在教育方面。做法主要包括：结合市场变化，相应调整学科设置；加大学校品牌宣传，以提高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注重教育“出口”，给予学生就业援助，诸如此类等等。而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参照指标多侧重于“研究”，这让日本私立大学终难挤进排行榜前列。

相较于国立，日本私立大学学费较高。日本学生报考私学通常与日本经济景气指数相关联。当经济不景气时，学生通常会考虑国公立大学；而当经济回暖时，又会转投私立。

中国学生的择校观与日本学生有着本质的区别。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每年发布的“外国留学生在籍状况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学生赴日是为了进入日本高等教育机构。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人才的界定标准发生了变化。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机构之一，其评价标准呈现多元。日本大学正处在院系频繁调整期，中国学生在选择日本留学时，切忌按熟悉的套路择校。比如可根据自身特点，分层次来判断和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其实，日本好的大学并不少。

英语课程开启大学“国际化”

2008年，日本推出“3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次年，选定13所大学（7所国立、6所私立）作为全球化先锋校，G30项目正式启动。被选定的13校是采用国际课程最多的大学，也是接收留学生较多的大学。但该项目在推广之初并不顺利，甚至招致许多负面评价：谁会选择去日本用英语读大学？日本人英语又不好……日企在招聘外国留学生时，仍将对日语能力的评定放在首位。“2013年，日本政府做出最终评估，认为该项目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将不再给予经济援助。这标志着G30项目在政府层面的终结。”（陈小牧《文汇报》2015年6月26日）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教育全球化成为必然。一度遭到冷遇的大学国际化课程再度走俏。中国有越来越多就读国际学校（国际班）的学生，在日语零基础下，凭英语成绩如愿申请到日本的一流大学。

但日本大学对申请者语言及学力（学习能力）均有严格要求。特别是那些一流名校，其录取标准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低。一般来讲，申请日本大学英语要求标准：研究生为TOEFLi BT70～80，IELTS6；本科：TOEFLi BT71～80，IELTS5．5～6。此外，对于本科还要求申请者提供学力标化成绩作为参考，如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ACT）、国际文凭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Exams，IB）等。

与此同时，为有效避免学生内向化趋势，日本还推出了“日本学生海外留学12万人计划”，鼓励日本学生（含留学生）积极去海外协议校留学，部分私立大学（院系），本科在读期间海外留学义务化。这让日本留学性价比大增。“双城留学”已然成为中国学生选择日本留学的一种新形式。

但在现实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杂音。有日本教授认为，英语授课势必影响到日本传统文化的传递；另有部分教授在用英语授课中存在不小的压力。但在大学中开设国际课程是大势所趋，更被认为是日本增加外国留学生人数比例的有效途径之一。今后，开设国际课程的日本大学将呈上升趋势，国际化课程门类也将不断增加。中国学生选择此类大学就读，可有效节省语言预备教育过渡所花费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二）人气飙升的专门学校

日本是世界上拥有百年企业最多的国家，素有“长寿企业大国”之称。统计显示，日本超过百年的企业有2万5000余家，超过千年的企业20余家。（陈小牧《文汇报》2016年7月1日）日本“匠人精神”备受推崇，而专门学校被视作“匠人的摇篮”。

日本目前共有3000余所专门学校，就读者人数超过4万人。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机构，培养目标更多侧重实用技能，课程设置多是与市场结合紧密的专业。如动漫、游戏、美容美发、护理、设计、汽车维修、福利、农业等。专门学校学习年限通常为2～3年。学生最终获得“专门士”。

日本专门学校属于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毕业后拥有按同等学力升入上级学校的资格，但不颁发学位证书。这对中国学生缺乏吸引力。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仍以大学和研究生院升学为主。

专门学校在中国长期遭冷遇。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中国人历来重视学历文凭，“学而优则仕”被视为出世之圭臬。二是，中国式职业结构中的“脑体倒挂”，让国人对职业学校有着不小的偏见。三是，日本专门学校学历（专门士）回国后不为一般中国企业所认可。

随着人工智能（AI）时代的来临，人类的一些工作将逐渐被代替。除掌握知识外，自身拥有一定实用技能，时刻保持创新能力变得尤为重要。这让此前不受国人“待见”的专门学校，重获青睐。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5月，日本专门学校外国留学生就读者人数达到50235人，增幅超过30％，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人数。

日本对专门学校给予同样的关注。2016年，日本修改了学校教育法，高等教育机构中增设“专门职大学”（专门职短期大学）。目的是适应时代变化，让职业教育能够在理论层面上有一个新的高度。按规定，对学习年限满四年者，授予“学士”（专门职）学位；学习年限达2～3年者，授予“短期大学士”（专门职）学位。课程结构将不同于之前的专门学校。30％～40％的学分为企业实习，40％的任课教师来自企业一线。该法案将于2019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日本职业教育将迎来转折性的发展。

（三）高中留学仍有不小的增长空间

外国学生选择日本留学，除接受高等教育外，还有部分留学生会选择去日本完成基础教育。最多的便是插班进入日本高中。虽然，日本留学低龄化趋势已见端倪，但发展尚不成熟。政府虽积极鼓励接收小留学生，期待借此培养外国留学生对日本的亲近感。但在现实中，因受到基础教育体制等诸多限制，加之语言壁垒，中国学生想进入日本好的高中就读，不仅难度大，而且择校的余地小。

目前，日本除部分私立高中面向国内直招外，大部分高中尚未形成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完备体系。中国国内高中（日语国际班）与日本一些高中“挂钩”，即“协议校”直通车，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招生模式。

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学生和家长对于此类“对接”是否满意，有待观察。现实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示希望进入日本偏差值高的高中就读。因学生为未成年人，学校作为代理监护人，在提供正常教学的同时，对学生负有监护义务。如何实现对外国留学生的有效管理，是学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目前日本高中的发展现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与大学不同，日本高中生源短缺尚不明显。特别是一些优质高中，作为稀缺资源，在生源有保障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投入过多精力去招收外国留学生。就目前来讲，日本高中的国际化程度十分有限。外国学生去日本读高中，享有来自政府的特别补贴，政府持鼓励态度，故性价比极高。随着日本少子化的加剧，今后这块尚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四）面临挑战的语言机构

日本语言学校一度被视作中国学生在日本完成预备教育的摇篮。近年来就读语言学校的中国学生人数比例下降。根据JASSO公布的《2016年外国留学生在籍状况报告》，语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为越南学生超越。于是，便有家长和学生认为语言学校式微，也有机构和个人出于各种目的，鼓噪留学生在语言学校学习是浪费时间，得不偿失。

实则不然。语言学校经过30年发展，无论在教学还是留学生管理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5年，语言学校中国学生首度跌破50％。中国学生就读语言学校人数比例下降，与中国学生海外留学手段和途径多元化不无关系。

为了自身的生存，从几年前开始，日本部分语言学校便开始将招生重点转向了东南亚。从表面上看，语言学校就读者总人数仍呈增长趋势。而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越南、尼泊尔等国学生制造了语言学校表面的“繁华”。但此生源红利不可能一直存在。根据东南亚经济发展水平，把“赚钱”作为去日本目的的学生并不占少数。这给语言学校的管理带来了潜在的危机。而日本入管通常将“不法滞在率”（非法身份）与语言学校签证率挂钩，语言学校“优良校”和“非优良校”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应引起警惕。

语言学校生源结构的变化，不仅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也让中国学生在择校时，关注的重点发生迁移。那就是说，应该注意你所选择的学校，与你一起学习的同伴，他的留学动机、学习态度等。概言之，应将择校的重点转移至“功能价值”之外。不要忘了，语言学校通常是按照学生的日语能力分班，如果你的课堂学习同伴升学志向低下，或者根本没有升学欲望，那么长此以往你的升学意愿也可能被消磨掉。

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随着语言学校里中国和韩国学生人数比例的下降，从成本方面考虑，语言学校对升学辅导投入的热情和力度日渐式微。在此大背景下，出现了边读语言学校，边上“补习塾”的现象。在日本，这类针对中国人的“补习塾”形成了不小的市场。至于是否需要报读“补习塾”，因人而异。“补习塾”的流行，意味着中国学生预备教育过渡成本的增加。

除了上述选择外，近年来短期游学和留学的人数持续增长。这类以文化交流和体验为主的短期留学尚有不小的增长空间。日本界定的短期留学通常为半年。

教育以脚投票的时代，大学如何具有高附加值，如何具有持续竞争力，是包括日本在内所有国家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日本国内，少子化日趋严重，特别是18岁人口的大幅减少，将进一步加速大学的淘汰。日本大学城市过度集中现象由来已久。虽然政府一再试图做出调整，鼓励学生报考地方院校，但由于政府职能过于集中，加之日本人有“上京”传统心理，收效甚微。首都圈超大规模大学数量虽仅占大学总数的4％，但每年报考者人数比例却高达45％，这意味着占到日本大学总数96％的地方中小规模大学，只能分到区区55％的考生。今后，日本大学内部差距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学生选择日本留学，首先会考虑大学的价值，一段时期内名校申请意向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二

与同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

按照中国留学的阶段划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留学处于“规范阶段”（2000年之后，留学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被确定为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尽管如此，现实中，受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经济支付能力所限，在那个年代能够选择自费留学的人并不十分普遍。

回头看自己当年选择日本留学的动机，获取学位、提高日语、体验日本环境……兼而有之。

从决定留学到办理留学手续的整个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是松尾佑作先生。

父亲对我人生的影响可谓至深。古云“至亲不谢”，但对父亲我总是充满感激。早年读朱自清的《背影》，曾让我感怀不已。在我早年负笈东瀛求学时，每次都是父亲去机场接机或是送机。记得我第一次出国时，父亲送至机场。我怕我一时难以自控，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登机闸口。

去日本没几天，我正在上课，同学交给我一封信。是父亲熟悉的笔迹。我这才知道，父亲那天送机，看着我走进闸口，并没有马上离开机场，而是在候机室待了很久，直到看着我的飞机起飞后他才默默离开。原本他那样做是毫无意义的，但对于父亲却意味深长。那是一位父亲对女儿默默地毫无矫饰的爱。我顾不得那是在课堂，泪水止不住流淌下来。身为学者的父亲，有些话他是不愿当着我的面直截了当地说的。在机场送别时，他甚至没对我说一句：到那边来信哦！

在我东瀛求学的几年里，从父亲给我的书信中，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时，父亲便会在书信中引经据典地鼓励我。父亲早年正是凭借着不服输的劲头，离开江南故土，一路向北，从本科读到研究生，从一名小化验员到成为国内知名学者。父亲当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志在四方”。经常会有学生家长向我袒露送孩子求学远游时矛盾的心情，我是很能够体谅和理解的。每当此时，我便会不自觉地想起父亲当年那句，至今仍鼓励我前行的话：好儿女志在四方。

另一位是松尾佑作先生。他是一名心理学教授（我研究生毕业后，他出任大学校长）。早年留学不似如今这般便利。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少，也没有专门的留学咨询机构。日本留学，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身元保证人”（在日保人）。我研究生读的是国立大学，当时学校不负责办理签证手续。按规定，去日本留学，担保人原则上须是日本人（1997年之后该规定废除）。我最初的保人是在国内读本科时认识的，算不上稔熟。他当时是一家公司的社长，当我提出请他做我留学名义上的保人时，他便同意了。但当留学手续真正启动，签证环节需要一个代理人，负责将我的一整套申请材料提交入国管理局时，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他变卦了。他明确告诉我：做保人可以，但没有义务做代理人。言外之意，他不负责给我办理签证手续，我知道他嫌麻烦。无奈之下，我向当时申请读研的导师松尾教授道明苦衷。其实，在我去日本之前，我与他素未谋面，只是通过几封信而已。几天后，我收到松尾教授的回信。他告诉我：不用急，他已与我之前的那个保人通过电话了。为了手续上的方便，代理人及保人，一并由他来做。有过留学经历的人都知道，做保人并没有那么简单，意味着要暴露包括收入在内的个人隐私。素昧平生，松尾教授最终做了我留学的担保人和代理人，帮我实现了日本留学的愿望。

后来，我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随笔，参加福冈市民艺术节征文比赛，并凭此文获得“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奖”。

至今，我仍保存着松尾教授当年作为我留学“保人”的理由书：!"#$%&'()*+,-（见义不为无勇也，出自《论语·为政》）。.さんが、この/0をふまえて、12の34の5け6となって7しいものと8じている9:です。他从心底里希望我能够基于这份经历，学有所成，架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他，让我终身感动。

回国后近20年，不管中日两国间如何风云变幻，我仍尽我所能为中日民间友好做着努力，冥冥中也算是报答当年教授的恩情。

2014年，我发起旨在推广日本优质文化的公益沙龙——翰飞沙龙。迄今为止，做了近20场活动，内容涵盖留学、日剧、翻译、和服、寿司、花道、和果子、押花、旅游、医疗等多领域。沙龙得到了各界专家和学者的支持和响应。包括曾经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翻译的年逾八旬的周斌老先生，不取分文，顶着烈日到场为大家作分享。还有中国日语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宿久高教授，特意远道从东北赶来参加活动。日本教育集团给予了礼品赞助。正是这些可爱的人，活跃于民间，利用各种平台，为中日友好默默奉献。

三

21世纪初，我在日本完成学业回到国内。其实，当时选择回国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对日本“媒体”的诸多不适。日媒除NHK外，多属民营。在我当时看来，为了获得高收视率，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负能量太多，加之日本人对细节的执念，对一些事件负面报道时“不依不饶”。我因为专业是教育学，加之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很是反感。我常常向我的教授抱怨：这样下去，未成年人不会杀人也被教会杀人了。

似乎是中国喜乐文化的土壤更适合我。

二是，当时日本人的排外。人们常将此归为“岛国脾气”。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巨大，日本留学政策着眼点是希望留学生学习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回国去建设你们“贫穷落后”的国家。我同时代的中国留学生多将重心放到了打工，毕竟生存为第一要务。这中间，难免有人本末倒置，违反规定，超时打工，甚至也有人干脆辍学，让日本人颇有微词。而我在日本留学，从头至尾是属于运气好的那种，由于就读的国立大学，学费是全额免除的。后来，我开始在杂志社做记者，赚稿费，间或教日本人学中文，再后来又拿到了奖学金，所以日本留学生涯，于我几乎从未有过生存压力。但我仍能感觉得到他们的排外，经常也会听到一些同学谈及打工时周遭日本人的各种“不友好”。

第三个原因是我在读研时，获得了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公费奖学金。该奖学金是外国留学生中级别最高的：每月185500日元（现已调至145500日元）。按规定，公费奖学金获得者，除学费自动全免外，还享受一系列待遇，其中一项便是报销回国机票。

该奖学金金额，在今天的留学生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在90年代，在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巨大的年代，对留学生来讲堪称一笔“巨款”。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份特殊的荣誉。

有过日本留学和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外国留学生在日本，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需租借民营住宅。但我从未有这方面的体验。抑或是运气的缘故，在日本留学的几年中，我都住在国立大学国际交流会馆。日本有这样一个便利，即国立大学各校的国际交流会馆可以共享。所以，我虽然中途搬过一次家，但也只是从一所国立大学的会馆搬到了另一所的会馆。相较于民营租房，国际交流会馆的房租低廉，只是象征性收取。

毕业了，意味着我必须按时搬出会馆。

我面临人生的抉择。说实话，当时的我尚未完全想好自己的“进路”（出路）。对于是留在日本还是回国，犹豫不决。

21世纪初，国内环境良好，人们思想单纯，积极向上。甚至在当年的日本掀起了一个回国小高潮。国家正在把目光投向上海浦东。考虑到上海与福冈的纬度几近相同，较易适应，我心仪上海。尽管如此，我仍不确定是否能够适应国内的生活，毕竟已离开多年，又到了一个非自己熟悉的城市。我为自己留了后路。临行前，我交代我的那些学弟学妹：先保留我的行李，说不定还回来呢！此去经年，因着工作关系，我虽一年多次往返日本，但与福冈却少有交集，我竟从没回过福冈。不是不爱，而总错过。想来有几分辜负了她，辜负了她当年带给我的好运。

福冈，想你了！

我属于回国较早的一批留学生。当我去上海市人才中心办理各类手续时，那儿的主任直言；留学回来的不多哦！不似如今，出国与回国人数基本持平。我所在的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海外回国学位学历认证，那天去协会办事，窗口一派忙碌景象。协会秘书长李维平先生告诉我：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数字正在不断被刷新……

我庆幸当年的选择。

四

罗森中国的副总裁张晟先生，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在一次分享会上，他提到自己当初做零售业，周围人质疑的眼光：行业太low了，一个名校毕业的学生开“小卖店”。但就是这个当年不被看好的行业，他却做得风生水起。

我之初进入留学咨询业界，也曾遭到周围人的质疑。甚至有日本院校当着我的面问我：翻看你的简历，教育背景不错，怎么会去做留学中介？

我是属于进入留学咨询业较早的一批，当年纯属无心插柳。当时留学咨询是一个新兴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看着也很low。

做中介的、咨询顾问、升学顾问、留学规划师……留学机构从业人员的称谓可谓五花八门。褒贬有之。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的事情是否有价值。曾几何时，当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关注我，我也开始影响到许多人，我知道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类留学信息可谓俯拾皆是。但要做到有效甄别，绝非易事。选择多了，意味着选择难度的增大。我自认为一个合格的留学咨询顾问，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有丰富的阅历，要具有纵览全局的规划能力。而绝非是一般人理解的“中介”。毕竟学生不是商品，商品可以退货，重新来过，但是学生不可以。失去的时间终是无法弥补的。

我不止一次痛心地看到，原本很好的一个孩子，因为不专业的“指导”，不恰当的“规划”。他或是她，原本可以上更好一点的学校，原本他们的留学之路可以走得更为顺畅，但却跑偏了。

每个职业都会有糟粕。身处其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基本的行业意识。为了提供更专业的留学咨询服务，2006年我成立“陈小牧工作室”。当有些公司，咨询顾问像走马灯似的不停转换时，我的工作室却是稳定的。想来，我们都是恋旧之人。有些同事，大学毕业便一直跟着我。我充分信任他们。我喜欢日本企业家族式的文化氛围，虽然他们也在寻求创新，但我始终认为教育不能完全市场化，做我们这行的人应该守住最基本的底线。

每当看到学生和家长那期许的目光，我深感责任之巨大，这是怎样一份信任。当我去日本院校访问，在走廊遇到学生，对方竟会轻易间认出我：你是小牧老师吧！我经常看你的博客；当我坐在办公室里，接到从日本打来的不认识的学生的长途，向我道出苦恼；当我收到同行的邮件，感谢我撰写的稿子对他的启发；有的家长在微信平台给我留言：一直很喜欢看您的文章，感觉内容总是很中立。谢谢……天津生态城教育的孟祺理事，在微信小号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陈老师，您好！经常受到您的文章的启发，谢谢！暑假我带领12岁的孩子们到京都一地户外写生，看棒球训练和比赛……

当经我指导的学生，如愿考入心仪的大学，我享受着这份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而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无意间看到一期由撒贝宁主持的电视青年公开课节目《开讲啦》，那期嘉宾请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颜宁教授。她讲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消费的能力只要给钱就有；消化的能力只要活着就有。最终区别出每个个体的是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我想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如果能够帮到一部分人，便是有价值的。

除了国内的朋友，多年来日本机构和院校给予了我莫大的信任和支持。

中日两国间由来已久问题的存在，让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冥冥中有种“命运多舛”的感觉。10年来，我经历了其间的林林总总。所幸，在日本院校的支持下，我们勇敢地闯了过去。有两次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从2009年开始，每年初夏我所在的机构都会举行日本留学展。日本机构及院校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对推广日本优质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0年是世博年。那年秋季，受日本京都市政府委托，我们协办了“京都七大名校留学展”。这七所学校是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京都工艺纤维大学、京都产业大学、龙谷大学和京都精华大学。

而当时，中日两国正处在敏感期。展会前，京都政府方面与我沟通，询问展会是否取消或者延期，当时我们做出了如期举行的决定。此情境下，有关展会的新闻发布会及之后的新闻稿均做了低调处理，有些纸媒在发稿时甚至没有标注展会的具体地址。10月23日展会如期举行。而当天到场学生和家长人数之多大大出乎主办方的预料，留学展大获成功。足以说明，上海学生和家长在做留学之选时的理性，也是对日本教育质量的高度认可。

一些人经常将学日语或从事与日本相关工作的人视为“亲日派”，但我并不认同。我只愿承认自己是个“知日派”，还是个“半吊子”的。尽管与日本打交道已近20年，但我不敢妄议日本，说自己有多了解日本。我更愿就事论事。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遇特大地震——“3·11”地震。而按之前的策划，我在6月初有一场日本留学展。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学生家长比较担心日本震后的情况，特别是有关福岛核电站泄漏问题。这让展会陷入无比的尴尬。国内同行纷纷取消当年度的展会，日方有点“慌”了，遂来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主办方主要负责人，在与上层领导商量后，我决定展会按原计划举行。事实是制止谣言最好的武器。我们不打算回避。我甚至帮日方代表拟定了展会演讲主题“东京安全吗”。那届展会很成功。当然话题最多的还是对日本震后各类问题的关心。日本人也表现了高度的敬业，校方代表甚至专程从日本带来了测试空气质量仪器：在登机前测量了东京的空气质量，下飞机又测了上海的空气质量，通过对比结果，让国内的学生和家长相信东京是安全的。

感谢众多日本机构和院校在逆境中的“不离不弃”。

五

2000年我选择了回国。也正是从那一年起，21世纪最大规模的自费出国留学正式拉开了序幕，我有幸参与其中，并见证了其发展的几乎全过程。

21世纪初，中国人赴日留学主要围绕两个“计划”，即“1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和“3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两个计划出台的背景和目的截然不同。

其中，“1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是1983年由前首相中曾根提出。而当时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仅为区区8100人（1982年），与现如今的239287人（2016年）不可同日而语。鉴于当时情况，政府提出了扩大留学生接收计划。10万人数字是在充分参照了当时欧洲国家留学生人数的基础上提出的，日本希望在21世纪初外国留学生人数能够达到欧洲的平均值。当时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巨大，日本经济蒸蒸日上，举世瞩目。本着国际贡献的想法，日本希望那些经济欠发达国家（主要为亚洲）的学生能够去日本学习先进文化技术，然后回国报效母国。

受此鼓舞，中国大量的年轻人负笈东瀛求学。由于语言壁垒，去日本留学需先过语言关，至此“语言学校”闪亮登场，遂成为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主要途径。作为非学历教育，语言学校因设置人及经营理念不同水平参差不齐。

而去日本留学需解决身元保证人（日本保人）问题。尽管签证手续烦琐，但日本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仍让中国年轻人趋之若鹜。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一路“飙升”，终导致1988年“上海事件”发生。为有效防止此类恶性事件发生，日本于次年（1989年）成立了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财团法人），以规范语言学校经营。

此后，近30年，语言学校一直承担着外国学生日本升学预备教育的职责。在中国人赴日留学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如此，在签证待遇方面，日本语言学校学生却长期遭受“不公待遇”。日本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留学生进行“二元化”管理的国家。直到2010年7月日本政府修改了入国管理法，日本“留学”与“就学”签证实现一体化。在此之前，就读语言学校的学生称为“就学生”，持“就学”签证。而就读日本高等教育大学的外国学生才算作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在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每年公布的《在日外国留学生在籍状况报告》中，年度在日外国留学生总人数是不包括语言机构（学校）人数的（直到2011年）。“就学”签证持有者，通常无法像“留学”签证持有者那样，享有打工、保险及交通月票等方面的各种优惠。

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加之汇率诱惑，促使当年去日本“留学”的许多人都怀揣着打工赚钱的目的。半工半读成为留学生的生活常态。这便是如今“留二代”父辈的留学史。现实中，一些留学生经不住此诱惑，本末倒置：打工为主，学业为辅。更有甚者干脆旷课，打工赚钱，进而引发“外国人不法滞在”问题。

随着留学主体人群中国学生的快速增长，2003年7月“1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顺利达成。统计显示：当年度留学生人数达到117000人。

“10万留学生计划”实现后，受美国9．11事件影响，加之国内外国人非法滞留人数居高不下，以及福冈“外国留学生恶性事件”等一连串负面新闻影响，日本留学签证政策开始收紧，直到2008年，日本提出“3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

而我恰好经历了这中间的“曲折”。在那段残酷的签证岁月中，申请者家庭经济支付能力成为审查的重点。按当时入国管理局的规定，需申请者的经费支付人提交三年内的《存款证明》，外加具体存款来源说明。而中国人的“灰色”收入遭遇无法摆到台面上的尴尬。我清楚地记得，有些父母为了解释清其中的“资金来源”，甚或“卖房”；离婚的夫妇，为了让孩子给签证官留下好印象，为签证而“复婚”。

日本留学是二次签证，申请者即使千辛万苦拿到《在留资格》（倒签证），并不意味着百分百会拿到户籍归属地使领馆的“正签”。中间，使领馆会抽查核实申请人的支付能力真实性。最残酷的事实是，那年代一旦被使领馆拒签，便意味着日本留学梦的破灭。因为“倒签”由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签发，而“正签”由日本外务省负责办理。如“外务省”拒签，法务省入管通常无法翻案。之后，即使申请者再申请，其结果多半仍是拒签。

印象深的还出现过以中国学生为实施对象的地域性签证政策：三省三市优惠政策。此三省为浙江、江苏、广东；三市为北京、天津、上海。户籍为上述地域的申请者，日本签证审核放宽；而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学生签证严审。那些年，福建籍学生遭到各种“嫌弃”。

2008年，日本国内少子化加剧，加之战后婴儿潮一代相继退休，日本开始遭遇劳动力匮乏。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至2020年“3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留学生接收开始从重“量”转向重“质”。与“1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作了有效切割。

之后一系列利好政策相继出台。日本甚至参考了英国和澳洲的做法，在2012年5月导入了“高度人才积分制”，旨在在给优秀的外国人“永住”（绿卡）。在学术、专业技术及经营管理等三大领域，根据申请人的学历、语言程度、收入进行打分，分数达到70分以上者被界定为外国优秀人才，发给绿卡。此政策实施中并不顺利，由于门槛过高，条件表述暧昧等问题，导致申请“绿卡”人数增长缓慢。之后，日本不断进行调整。2017年4月27日，最短一年可拿日本“绿卡”制度正式落地。至此，留学、就业、移民“一体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随着“3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的公布，中国家庭收入的增加，日本留学签证进入相对平稳期。除内陆不发达省份外，日本签证审核关注点发生迁移，即申请者的经济支付能力不再作为重点。但对于申请者日语能力，则做了统一规范要求。原则上，申请者在赴日前，需提交由第三方出具的日语能力界定证书。目前被认可的考试有：JLPT、J．TEST、BJT等。这一时期，日本语言学校仍是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主要途径。语言学校在照顾留学生方面可谓尽心尽力，事无巨细，既管学习又管生活。由于中国学生语言学校的优势地位，学校甚至担负起日语教学之外的学科升学指导。

随着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手段和途径变得日趋多元，语言学校中国学生人数比例开始下降。语言学校升学指导功能开始弱化。边读语言学校，边读“塾”（升学补习班），成为一种新选择。这意味着日本留学升学过渡阶段学费成本的增加。

近年来，语言学校因生源结构变化出现各类管理问题，在日华人恶性事件频发……随着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的临近，日本需要提前整肃环境。日本入管留学签证审批开始趋严。

2000年，作为海外引进人才我回到上海。感谢上海这个海纳百川的城市，以她的办事高效性，让我一回国便投入到她的怀抱。我祖籍江苏江阴，由于父亲北上求学，使我有幸经历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5岁前，我是属于江南的，在祖母家度过童年。江南特有的对季节和细节的专注和兴趣，总能让我莫名地生出许多的感动。之后，我在北方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性格中不自觉地又带有北方人的率直。都说一个人可以回到根源之地，是一种幸运。一个转身，我回到了上海，同属吴越，也算是叶落归根了吧！

愿有岁月可回首。

17年，如白驹过隙。倏忽间发现自己的学生，已从80后过渡到了90后，甚至95后。我亦能够充分感受到留学群体的变化。相较于80后，现在的学生在选择留学时，更多的人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看到他们在日本学业有成，看到他们由青涩变得成熟稳重，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很庆幸，回国后做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能够为那些想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提供帮助。当年无心插柳，让我选择了这个职业；性格中的执念，让我在这一行一干便是十七载。

2017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书稿即将付梓，心中生出无限的感动。

樱雪、禅茶、纸帐、庭院、神社……无不唤起我对东瀛那段留学岁月的怀念。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上海人亲日。在我看来，也对也不对。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从日本访问回来后曾言：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轻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作为穿梭于两国间的人，走在上海的街道，冥冥中海派文化总能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当踏上东瀛那片土地，又有种熟悉的味道。比较而言，我更愿做个知日派。

“最个人的也是最时代的”。感谢50位受访者，让我有机会通过文字让那段岁月留下珍贵的记忆。不单单是为了纪念，作为一个亲历者，能够对近20年中国人自费留学日本历程做简要的回顾和梳理，何其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