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繁荣与潮州木雕的发展
潮州（这里指大潮汕）的商业经济向来十分发达，加上仕宦贤达众多，他们衣锦还乡时，造祠建宅，为潮州木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潮州自秦朝至清代，均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是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有山、海、平原兼备的优势，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濒临南海，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适合种植水稻和其他经济作物。潮州商业繁荣，手工业鼎盛，到宋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已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
“古来有圣迹，从此识前贤。”自唐朝至清代，潮州出了数百位仕宦名人，如唐宋间的“潮州八贤”，即唐代的赵德，宋代的王大宝、许申、林巽、刘允、张夔、卢侗、吴复古，还有刘昉、刘景、许闻晦、许珏等名公巨卿、宰相、驸马。明清两代，潮州更是人才辈出。廷臣中比较突出的有兵部尚书翁万达，礼部尚书盛端明，户部侍郎林大春，礼部侍郎黄锦，工部尚书黄奇遇，兼礼部、兵部尚书的郭之奇，大理寺卿周光镐，太常寺卿林熙春，还有御史薛侃、杨琠，按察史黄国卿等等。他们在朝廷做官，衣锦还乡时，为光宗耀祖，便大兴土木，造祠建宅，将自己的生活追求、文化理想、人文修养都融入到这些建筑中去。现在尚存的古代府第，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北宋许驸马府、被誉为“三达尊”的明南京礼部尚书黄锦的府第、明末御史辜朝荐的“红栏杆”府第、明嘉靖状元林大钦的“状元府”、澄海隆都明状元先生府第、揭东龙尾镇明九军镇国将军府，以及清总兵卓兴府第、清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府第、清大臣丁日昌府第等。留存民间的还有一批不知名的明代官宅，如辜厝巷一号等，足见宋、明时代的宅第建筑是以仕宦贤达为主所筑造的。经济的繁荣和仕宦的大量造祠建宅，促进了潮州木雕的发展。
2．海外潮人与潮州木雕的发展
潮州是著名的侨乡，华侨为了光宗耀祖，显赫乡里，攀比建造豪宅、祠堂成风，为潮州木雕生产提供了做不尽的工程。
地处南海之滨，背山面海的大潮汕，海运早开，唐代已有外国船舶到潮州（海阳）口岸停泊装卸易货，也有潮人抵达暹罗（泰国）。宋、元两朝，潮州对外交流更趋频繁。宋、元、明三朝，海运发达，使得更多潮州人以商贸为业，移民东南亚亦呈现热潮。清代乾隆年间，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转运稻米进口，从中输出移民劳力。据统计，清道光三年（1823年），侨居暹罗的潮人已有44万，咸丰四年（1854年）增至150万，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民国24年（1935年），潮人出国到东南亚达298多万，今天的潮汕，几乎家家都有亲友侨居海外，现在潮汕本土约有1000万人口，而海外华侨也达1000万。旅外华侨艰苦创业，为定居地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们也用自己创造的财富促进了潮汕地区的经济发展。
海外潮侨崇拜祖先及热爱乡土的观念甚浓，故修建了不少宗祠春冬致祭，以绵延祖德，光前裕后。早期的华侨，往往以归故乡为荣；炫耀梓里最直接的方法是建房子，建了房子也可作为日后回乡的居所。许多富有的华侨，都将建大厝、祠堂、书斋，视为人生大事。寄款回家建筑新房屋，成为潮汕侨乡的民风之一。
华侨建造豪宅，必建祠堂，潮州金砂乡的从熙公祠（图29），是旅居马来西亚华侨陈旭年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兴建，工程持续14年，耗资26万大圆。这些华侨巨贾，有雄厚的资金支撑着，让潮州木雕艺人可以不计时日，只求标新立异，精雕细刻，将自己的技艺淋漓尽致地发挥。细腻精巧、繁而不乱的多层镂通雕刻技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创造的。据粗略估计，潮汕地区的祠堂、庙宇超过1万座。20世纪60年代广州美术学院陈少丰教授在普查潮州木雕时感慨地说：“潮州木雕的普及真令人欣喜，家家真像木雕陈列室，村村有如木雕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民从祠堂、神龛拆下木雕，向海外销售，广东省文化局为保护这些优秀木雕艺术品，拨专款收购，数量竟达3万余件，可见明、清两朝建造的木雕工程是何等浩繁。
图29：清代建筑从熙公祠梁架上的木雕与石雕。
3．民俗信仰与潮州木雕的发展
潮人聚族而居，崇信神佛，家家设神龛，村村建神庙，供神、酬神、游神活动蔚然成风。
自南宋儒学南移，对潮人的思想观念产生重大影响。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在来潮官员和本地士绅的努力下，儒家思想渗透到乡村基层社会，光宗耀祖的观念为潮人普遍接受。明末清初，倭寇入侵，海盗横行，潮州经历了几十年的动乱，居民多聚族自保，建筑宏大宅第、建寨、建围屋，宗族观念也由是而强化，宗族组织成为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最重要力量。作为血缘关系标志的祠堂和某些作为地缘纽带标志的庙宇在乡人心目中，有着崇高而重要的地位。在群众崇拜中，以佛为主，神灵则名目繁多，有同全国一样供奉的神，有外地传入的神，更有潮人独创之神，林林总总10余类几十名目。潮汕百姓普遍崇佛。佛教原是西域传来的宗教，僧尼拜佛不祀神，但百姓既拜佛也奉神，敬祖、拜神、祭鬼，形成地方俗信活动。多数人崇信神灵，认为神佛庇佑才能安康发财。民众的这种思想观念，使雍正、乾隆以后，修祠建庙在潮州蔚然成风，可谓“村村建庙宇，家家设神龛”（供奉神像和家族神主牌）。每年春际，村村必供神、酬神与抬奉诸神游巡，促进了潮州木雕神器装饰品的飞速发展。神器装饰品种类繁多，款式千姿百态，无奇不有，仅馔盒一类就超过10余款，为国内所罕见。
4．姐妹艺术与潮州木雕的发展
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逐步融合，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潮汕文化。潮汕文化与广东其他地区相比，自成一体，具有自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被专家、学者誉为“文物的宝库”、广东省“中原古典文化的橱窗”。唐床时期贬潮或到潮的有十位宰相，他们的政绩、声望、学风，给潮州带来深远影响。
图30：潮州10种民间工艺品。
宋代以后，潮州文风甚盛，据《潮州志·艺文志》经、史、子、集四部类辑录书目，自唐至近现代，潮人著作凡1100种，其中集部诗文著作共600余种，足见潮汕历史上确是人才辈出，著述丰赡，无愧为岭海名邦。另一方面，潮州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潮剧、潮州音乐、潮州歌册、石雕、泥塑、美术瓷塑、通花瓷雕、花灯、纱丁、木版年面、民间墙画、佛画、剪纸、香包、漆器、金漆画、潮绣、抽纱、戏曲服装等等40余种工艺门类（图30），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潮州木雕艺术的发展、借鉴，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潮州木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印书业中的插图版刻、民间戏剧的故事情节和舞台造型。
关于插图版刻对潮州木雕的影响，有一个实例。澄海南溪乡赵氏宗祠保存有一副清乾隆年间制作的金漆画屏风，画屏四周用木雕装饰。由于屏风厚度的限制，木雕采用浮雕和透雕结合的技法。拿这些木雕跟明代潮州戏文《荔镜记》（嘉靖末年刊刻）和《荔枝记》（万历年间刊刻）的插图版刻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一些画面、构图、人物造型乃至线形，竟然那么相似，明显看出木雕受版刻影响的痕迹。从这个实例可以推测，一开始，木雕是在版刻的基础上，加大雕刻深度，而初具规模，又逐渐增强雕镂层次，由浅浮雕向深浮雕和通雕发展，最终演变为浮雕、透雕和通雕综合使用的形式。
至于民间戏剧对潮州金漆木雕的影响，那可以说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清代乾隆以后的金漆木雕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戏曲故事为内容的。由于戏曲的影响，这类潮州木雕作品非常注重情节性，往往在一幅作品之中，将一出戏的重要情节一一表现出来，完整地讲述出戏曲故事的内容。内容上注重情节性，对潮州金漆木雕作品构图的技巧和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金漆木雕的场景组合和人物形象，有意模仿民间戏曲的舞台造型，那是经眼即辨的。大约木雕艺人进行创作的时候，胸中装着许多舞台人物和故事情节当蓝本呢！
5．竞争机制与潮州木雕的发展传子，世代相传。在清末全盛时期，村上都有数百人从事木雕生产。张鉴轩的师傅叫张愚，是清末擅长建筑
上工程的著名艺人，传艺给张鉴轩等人，他们自然成为木结构建筑装饰的继承者。揭阳向来以生产“椟仔”、“馔盒”、“宣炉罩”一类小件雕饰品闻名，这与当地有众多的木雕艺人从事专业生产是分不开的。
在清末民初，潮州府所属各县有超过20个成规模、集体化的生产潮州木雕的专业乡、村，每个乡、村都有超过10位能独立设计创作木雕的能工巧匠，他们既擅长木
艺人的专业化，木雕装饰工程的竞争机制，促进了技艺的提高、创新与创作的繁荣。
潮州木雕工艺的迅速发展与提高，同民间艺人的聚族生产、技艺传承有密切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从对艺人张鉴轩（潮州莲上村）、刘林德（饶平浮滨乡）、林行能（揭西东风村）、李水棕（潮阳仙城镇）、萧对（揭阳）等的调查发现，在他们的祖籍地，全村几乎都是木雕世家，且爷传父、父雕雕刻技艺，又能承揽木雕工程，带领与培养木雕新人，促进木雕艺术的繁荣与提高。
图31：清代揭西棉湖聚祖公祠“抱印亭”，两班艺人制作的不同“凤托”。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明清时期的祠堂、民居等古建筑的木雕作品，两边的雕饰物远看题材内容、梁枋大小、雀替模样相同，近观则有所差异。比如揭西棉湖建于清咸丰年间的聚祖公祠，抱印亭上的凤托（图31），左右各三只，明显看出是出自不同艺人之手。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因是所有的祠堂都是两班艺人承建的。大凡祠堂、庙宇、民居的木雕工程（一般不包括土建），主人都会邀请两班艺人各建一半。事前议明工程构件、形制、大小尺寸、题材内容、工程造价（如木雕总造价为10万大洋，从中提取1～1．5万作为奖金）、竣工日期，谈妥之后，以厅的中轴线为分界线，用谷笪挡住，互不窥视对方，竣工之日进行品评，优胜者奖励。这种木雕装饰工程的竞争机制，激励了艺人的进取心，为繁荣潮州木雕艺术，提高创作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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