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广州越秀山镇海楼上有一副楹联：

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此联雄浑苍茫，令人荡气回肠。今天的广州人，还有谁会有这种俯仰古今的感慨呢？

清末丘逢甲兵败台湾，来到广州，登楼远望，感时伤世，作《镇海楼》诗两首，其中有云：“苍茫自洒英雄泪，不为凭栏忆故侯。”不为故侯，又为何人？登临此际，环顾熙熙，不禁慨叹如今的广州人只识倚栏看生猛海鲜，泪洒一介书生如我！

多年前看金庸的《袁崇焕评传》，读到他写袁的广东人性格，那种率直豪迈、刚强侠烈、像一团火一样的性格，深获我心。金庸说，袁崇焕一心报国，管他什么上司、职权，说一声“×那（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意为怎样就怎样）”就带领宁远守军杀向努尔哈赤的清兵。金庸接着说，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的广东兵赢得江南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那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过去广东人的那种粗野而忠烈的性格，令我眼热。

今天这句广东“三字经”也有喊的时候，比如在足球场上，万人一声地“丢”对方球员，“丢”裁判，甚至“丢”自己的队伍。但赛事一完，拍拍屁股就走，啥事没有。只剩下一点粗俗的和功利的处世哲学。呜呼，问粤人豪情何物，谁人曾与评说？

从河南（珠江南岸）远看的广州城。城市被城墙围着，以把外国商馆与周围地区隔开。（油画，约1840年）

对一国、一民族的性格的研究，是很困难、也很危险的。E.H.埃里克森说：“常听人说，不论你心目中的美国性格是何模样，我们总可以给他找出正好相反的性格对立面。”（《童年与社会》）这也正是我对国民性格研究的担忧。如上面我说，今天广州人只识倚栏看生猛海鲜，一时感慨之语而已，读者诸君又岂可当真！

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国哈佛学者H.亚当斯最早认识到国民性格属于正当的学术研究对象之列起，西方学术界基本同意，国民性格研究虽然困难，却很重要。“在美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对国民性格的一种研究潮流，把人类学和心理学方法应用于研究现代新社会。”（M.米德）于是我们读到R.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菊花与刀》等经典性的国民性格研究著作，阅读这些著作以后，我们可以相信，这种研究的动机和成果是应该赢得科学的信任。

继而我们不难明白，研究一国之中的某地方的国民性格，又是何其不容易的事。我从来不敢相信某某地方的人就真的是人们笔下所写的那样，现在我同样不敢肯定广州人就是我笔下的广州人，而只能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广州人。在这样自得的心绪下，谈一点我们这代人所经历过的广州人与物的陈年旧事，亦一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