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衍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韶关始兴县人。在北伐战争时，张发奎因有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抗战期间，张发奎率部参加了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日军投降时任广州地区受降官。
夏衍，浙江杭州人，著名作家。1927年，夏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鲁迅共同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期间，任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1949年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文学作品《心防》《法西斯细菌》《包身工》等。
北伐战争中叱咤风云的虎将，“中国铁军”第四军的创立者、指挥官，××总司令，陆军上将，——从这些声威、经历和职位，我很奇妙地联想到一位张桓侯式的豹额虬髯的将军，可是，当他出现在我们的前面，殷勤而热烈地握着手的时候，他却是一个身材和我们差仿，具有一双善良而常常湛着笑的眼睛的智识阶级。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见叶挺先生的时候一样，十年前，当他的名字和贺龙先生连在一起而转战赣粤的当时，说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吓止一个啼哭的婴儿。可是，一个月之前遇见了他，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好像刚从大学毕业，天真好动，而又多少的带着些羞态的青年。
我这样写，并不想将张向华先生描写成一个温文的“儒将”，恰恰相反，我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结实的身体里面，包藏着无限的精力，在他那紧张的眉宇中间，洋溢着异样的剽悍！
和兵士们完全一样的草绿色的布质军服，平顶头，大约有个把礼拜不会修剃过的口鬃，假使要找出一点和士兵们不同的记号，那恐怕只有刻在蓝珐琅质徽章中间的一个亚拉伯式的1字。
他办公的地方倒像一间整洁而简单的书房，两尺阔的小行军床，写字桌，书架，窗明几净，这都不像一个总司令部。只是四周的墙上，却贴满了壁画一般大小的地图，红的蓝的铅笔这儿那儿的画着许多我们看不懂的标记。对着这些树叶纹路一般细微的地图看着，在我们谈话中间不断地进来请示的军佐，我意识到这间我们对坐着的房间，正就是指挥着×多万健儿在和我们的民族敌人作战的中枢！
在这房间里，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寿昌兄和我。
寿昌代表我们对于他的为国宜劳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发表一点对于抗战的感想的时候，他笑着说：
“不，不，我不会讲话，我不能发表谈话，打仗才开始，打完了再说，打完了再说！”
最后的一句，除出谦虚之外，我感觉到一种虹一般的气焰、铁一般的决心！
“我知道我的长处和缺点，”他说：“提一师之众，冲锋陷阵，我可以做，可是对于战局全盘的估计和政治上的问题，正是我的弱点！军人，不懂政治就是时代落伍！”在他多细纹的眼稍，堆着温文的笑。
“你不是落伍，是超过时代！”沫若说。
可是间不容发地他接着说：
“过犹不及，超时代和落伍一样。”这对话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对于华北战事，他一点也不悲观，从他偶尔流露出来的一些简单而辛辣的对话，使我认识了张向华不像他自谦一样地单是一个只能冲锋陷阵的将军。
是天高气朗的秋天。透过窗，可以看见蔚蓝色的天，黄褐色的野，农妇悠闲地在阡陌闲走，小羊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出显了很鲜的几颗白点，没有飞机，没有炮响，也看不出战时的情景。但是望着这“和平”的图景，一个铅一般重的意念压住了我的心头。
“这儿有汉奸活动吗？”我问。
“岂止有，很多！”他回答，“杀不完，杀也不是好办法！”据说，当汉奸的没有一个年壮力强的男子，不是跷脚、驼背、哑巴，六十几岁的残废，就是十五六岁的儿童，他们没有知识，当然也不知道这种行为客观地会有什么作用。
“残废老朽，只要证据确凿，就处决了这些人，对于国家民族不会再有好处，可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他敛了笑容，“可以杀吗？我只能将他们关了起来……”
一抹怜悯的表情从他脸上掠过，我们这位叱咤三军、威慑敌胆的将军，在这儿竟是一位蔼然的仁者！
留了饭，领略了他不辞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联络车快要开了，我们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壮丁，都带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对一个指挥十万人的将军，而像对一个亲爱的家长、保护者。
“这样平静，敌人会放弃他攻浦东的企图吗？”我们问，他摇了摇头：“不会。不过来攻，他们会有什么好处？第一他们怕死，不敢登岸，退一万步说，登了岸，依旧像江左一样的持久的阵地战，试问他准备牺牲多少人，才能突破我们的封锁线？”
是斩钉，是截铁，我们谨将这铁一般的自信，转告给后方的朋友。
汽车在敌机轰炸过的弹穴间驰着，已经近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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