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广州光孝寺出土了一件莲花纹瓦当。它是否就是当年印度僧人昙摩耶舍创建的制旨寺的遗物呢？无论如何，这件瓦当的莲花纹很优美，那规整、大方、丰满的花瓣以及那翘起的瓣尖充盈着青春的生命力。这朵以泥土烧成的莲花至今仍向我们昭示着早期广州人的一段佛缘。
南朝的莲花瓦当
大佛寺内的大佛像。“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大雄宝殿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和阿弥陀佛“三宝佛”，均以黄铜制造，高约六米，重十吨，是清康熙二年（1663年）坐镇广州的平南王尚可喜仿京师佛寺修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毁掉，后重建。
自东汉末，北方战乱频仍，而岭南广州地区则相对和平安康，史有所谓“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说法。随着中原动荡，晋室南移，出现了不少北方世家豪强和一般汉人迁徙岭南的局面。据《宋书·州郡志》，刘宋广州所领编户是49700多户，到隋时，已达185800户，其中不少是南迁的北人。
人口大迁移促进了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三国时东吴经学家虞翻在广州讲学，参加研讨的有数百人，这说明当时广州已经有了不少对义理学问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另外，东汉陈元研述《春秋》、杨孚撰著《异物志》，晋代王范著《交广春秋》、稽含撰《南方草木状》、裴渊和顾微分别各撰《广州记》，可见粤人已开操觚染翰之风。
由于历史的机缘，广州一时间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一个文化中心。
有了文化的基础，加上自秦汉以来日益发达的海上交通，广州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繁盛。广州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领风气之先，与佛教义理结缘，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交流和思想移植。
在公元3世纪，佛教传入广州。5世纪初，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到广州，建寺译经，讲学课徒，后从广州北上传法译经。继他之后，有印度僧人求那罗跋陀来广州，在光孝寺内建毗卢殿和戒坛，奉旨译《五百本经》、《枷毗利律》。公元526年，著名的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到广州，在今天广州的第九甫登陆，并就地结草庵传教。后来广州人为了纪念他，把此地命名为“西来初地”。菩提达摩后来经金陵渡江北上，至嵩山少林寺传播禅法。南朝梁陈时期，印度僧人、杰出的佛经翻译家真谛在广州大量翻译佛经，计有《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等50多部经典。这种前后相继、大规模的文化经典的翻译事业以及建寺讲学活动形成了“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培养出一批中国僧人。当时广州的慧严、慧恺、宗恺、法准、慧忍、明勇、智敫等都是融通佛理的高僧。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僧人从广州出发，西行求法。早在西晋末年，就有20多名僧人从广州经海路去印度求法；到了唐代，从海路西行求法的人数大增，仅《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就载有义净等34人。当时他们出国学习，条件极其艰苦，如义净说的：“或亡餐几日，辍食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当年的留学生不是为了绿卡和赚钱而洗盘子、送外卖，而是为了取真经。义净在印度停留了20多年，几乎走遍印度大部分地方，考察了各地寺庙的建筑、圣迹、管理制度和收集佛教经典。他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三大西行求法僧人之一。
光孝寺
今天广州人很熟悉的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东晋南朝时期。
光孝寺原为西汉南越王的王府，三国吴时辟为骑都尉虞翻的讲学园圃，其家人后来把它改建为佛寺。公元401年昙摩耶舍在此建王园寺大殿，以后历代续有重修。现存的七开间重檐大殿为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修建。
南朝宋时期，广州始建宝庄严寺；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在寺内建一木塔，赐号“宝庄严寺舍利塔”。北宋初年，寺塔均焚毁，后重建为净慧寺。现通称六榕寺是因苏东坡题字“六榕”而得名。
华林寺则是源自前述菩提达摩在登岸的地方创建的“西来庵”，到清代西来庵寺院仍有较大规模的扩建。
三处寺院至今仍存，游客众多，香火鼎盛。但广州人的佛缘好像已经不再有以往的书卷气了，很少有人会想起或知道这里曾是真正的学术翻译和文化交流中心。一切六朝往事都已经灰飞烟灭了。当代的广州已经无复有历史上西学东渐的那种人文兴盛的气象了，佛经有云，“诸法因缘生，缘尽法亦灭”。容或真的是缘已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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