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西方现代化

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现代化反映了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所经历的历史巨变。就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言，这一进程始于西欧，后扩张到北美和欧洲其余地区，然后蔓延至亚洲、拉丁美洲。现代化的曙光为何最先照亮西方？这是历史之问，也是文化之思。

（一）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现代化历史上，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不仅带来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也引导人类社会由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迈向新型的工业文明时代。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这个大转变的过程……是生产力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大转变，是一个整整的过渡时代。”^[1]肇始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西方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时间大约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首先从英国发端，然后迅速向欧洲大陆和北美局部地区扩散。卷入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国家有两类，一类是最早开始现代化的英国、法国，以及稍后的荷兰、比利时、挪威、丹麦、意大利、瑞典等；另一类是西欧的海外移民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等。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以蒸汽机的改进和广泛应用为标志。工业革命使机器参与到生产当中，使手工工场变为机器工厂。机器生产首先是从纺织业开始，并逐步由棉毛纺织等小中型企业向大中型的钢铁、交通运输等行业扩展。随着工业生产从英国向西欧、北美等其他地区的扩展，世界开始逐步出现了生产和贸易的区域性分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实体逐渐建立起来。同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掀起一次次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也导致了政治领域内的结构性变革。英法的一些海外殖民地为维护本地利益，掀起了反对宗主国剥削和掠夺的浪潮——首先是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不久又形成了席卷拉美的殖民地革命。一次次革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从而使西欧和北美地区第一次掀起了现代化的浪潮。

西方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时间大约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由西欧向德国、俄国等中东欧国家和北美全境扩散。当现代化在西欧取得巨大发展后，欧洲其他国家面对先发展国家有形无形的压力，也通过对国内政治、经济等要素的人为改造，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发展之路。在德国，经过一系列王朝战争，在血与火的交织中，普鲁士王国完成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迅速在经济、教育、社会诸领域掀起一场场强有力的改革创新，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在俄国，沙皇政府则自上而下，通过废除农奴制改革踏上了资本主义征途。美国经过为期四年的南北战争后，迅速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腾飞阶段，不仅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而且还实现了工业乃至管理的现代化。第二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从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中获得了强大动力。电气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蒸汽机时代，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技术含量增加，资本积累加速。到20世纪初，西欧、北美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化，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一般都降到40%以下，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地区。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规模后来居上，于1895年超过英国而成为资本主义各国之首。

西方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时间从20世纪下半叶持续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带来了战后经济的调整与发展。人工合成材料、生物工程、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的高精尖技术的应用，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进一步带动了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和工业化的升级，卷入前两次现代化浪潮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得到迅速发展，相继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1953—1973年，西方工业总产量相当于180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工业总产量之和。同前两次现代化浪潮相比，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更具有世界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大多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目睹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主动性得到巨大发挥，纷纷将现代化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之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轮现代化发展浪潮。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就没有西方现代化的开启和推进。正是得益于资本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以及人的效应，西方才能在现代化的征途上走在整个世界的前列。

（二）西方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精神

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已被大家普遍认可的观点：“由于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之不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大致概括成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又称内源性变迁，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2]最早进入现代化门槛的西方国家，其现代化显然是一个自我发展或内源性现代化，而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在西方冲击和近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属于外源性现代化。但问题在于，现代化的曙光为何最早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照亮？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东方具有比西方更容易进入现代化的条件，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东方是“发达”地区，西方则是“欠发达”地区，在发展水平上东方可是走在西方前列的。

对于这一“悖论”现象，罗荣渠认为，“在东方特别是东亚，社会发展具有较多的统一性、长期连续性、渐进性；而在西方则具有较多的分散性、多变性、突发性。正是这种西方式的发展范式较易形成内源性现代化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推动创新的机制”^[3]。谁先具有现代化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推动创新的机制，谁就可能率先迈进现代化的门槛。相对于西欧各国，英国是工业革命的爆发地，也是最早迈进现代化门槛的。这种结果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在蕴含推动现代变革的潜在要素的西欧各国中，只有英国首先具备了启动这一大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前提：1.内战后国家政治稳定，行政统一，社会协调，是欧洲最大的国内自由贸易区；2.农业革命先行；3.得天独厚，早期工业革命所需的煤、铁资源丰富；4.传统政治结构多元化，土地贵族权势早衰落，王权经历资产阶级革命而受到限制；5.社会分化程度较高，市民阶级兴起，社会内部未出现大分裂；6.宗教世俗化较早，清教主义的神祷理性与谋利精神；7.科技革命先行；8.国家脱离罗马教廷而独立自主，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并拥有海峡的独特战略性地位^[4]。这八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科技、社会、地缘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了一个国家要实现突破式发展所必需的一切因素。而在这之中，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将文化因素或者说精神因素也视为西欧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经典著作中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企业活动的合理组织，并以此保持稳定的利润和资本积累。虽然合理的经济行为无疑将带来更大的利润，但是挣钱并不是刺激这种行为的主要因素。单纯挣钱的动机转变为从事大规模企业活动的动机，需要一种特别的活力，也就是所谓的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将其概括为珍惜时间、讲究信用、用钱生钱、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这些品质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这种伦理将挣钱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但挣钱方式必须是合理的。“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5]而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经济，而是宗教。“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培训者，全部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6]正是由于新教伦理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与这一伦理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

马克斯·韦伯是从新教伦理、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对物质生产方式产生作用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及西方现代化的。尽管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自己认为，这种研究只是认识和揭示历史真理的一个方面，它不能够代替也不能够否定其他人的不同研究，然而韦伯独特的观点，以及建立在大量史实材料基础上的雄辩论证，还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原因。而在这一点上，韦伯的观点与罗荣渠的认识也不谋而合。在罗荣渠看来，“内源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起来的，它的原动力即现代生产力是内部孕育成长起来的，具有较强的自我发挥能力”^[8]。

（三）价值理性缺失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野蛮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的出现毫无疑问具有历史性意义。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曾给予了积极肯定。对于现代化的起源地西欧来说，现代化不仅带来了西方社会的辉煌，也最终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它“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显然，“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依赖从属关系就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张的结果。正因为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形成和现代社会的建立是和资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才客观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1]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也是一部充满血腥的野蛮的侵略史、掠夺史。“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2]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说既是一部不断创造历史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向外野蛮扩张的历史，而造成这一历史性结果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缺陷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个缺陷，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价值理性缺失。

价值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概念，其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是工具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所谓价值理性就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3]。价值理性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价值智慧、价值良知。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4]。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关注的是目的、手段和后果的综合。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应该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不同文明在思维方式上的深层特征，应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从本质上讲，现代化应该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即既要强调手段的合理性，也要强调动机的合理性。如果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因为过分强调道德的价值而表现出工具理性缺失的性格缺陷，那么西方在其现代化过程则因为过分的强权意识而表现出价值理性缺失的性格缺陷。

西方资本主义价值理性的缺失集中表现在对“权力”^[15]的尊崇和运用上。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中，利用“权力”获得“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纵览西方文明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权力”手段的介入使得西方文明温情脉脉面纱下面沾染了太多的鲜血，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更是建立在对亚洲、非洲、美洲血腥掠夺基础上的。虽然在西方文化中，也曾经出现过理想主义的光芒^[16]，但总体而言，“自我利益优先于任何道德原则，权力优先于正义”的“权力—利益”思维模式一直是西方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价值理性缺失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使西方的现代化不会像中华文明那样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前行。这也是西方之所以能够最早走出封建主义泥沼、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价值理性的缺失，打破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使西方文明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缺乏最基本的道义意识，“强权即正义”成为被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的生存法则，战争和暴力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利益工具。无节制的对外扩张和无原则的暴力运用必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冲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叙述的那样：“15世纪结束时摩尔人最终重新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7]到19世纪中后叶，西方文明最终确立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当然，“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势（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18]。这是任何曾经遭到西方势力侵略的美洲、亚洲和非洲各民族的共同感受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9]

可以说，东西方的不同历史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西方的暴力强权与东方的“王道谦和”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资本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苟延残喘的东方自然经济体系，并将暴力强权的价值观念带到世界各地，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局势。现代社会的冲突流血杀戮大都可以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扩张中找到最初的源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冲突和暴力是西方世界体系的常态；多元政治实体——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国家、中世纪的封建国家、近代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是西方历史的主题；而暴力和冲突意识，则构成西方世界秩序观念的核心”^[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