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现代化的问题上，西方与历史传统是不能回避的两个因素。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历史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非西方国家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只能西方化。这也是马克斯·韦伯得出东方社会无法建设现代社会结论的原因所在。然而，理性和实践又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建设现代化真的能抛开历史传统吗？
（一）知识分子的反思：“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
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入侵是全方位的，由军事领域开始，而后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各领域。在特定时代，当整个社会进入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最先感受到危机的常常是敏锐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一般来说，知识精英不仅会以感性的方式体验社会危机，作出直觉的反应，而且会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社会危机。在近代中国，如果说对于朝廷和政府而言，政治和主权的沦丧是最为痛苦的；对于工商业者而言，西方洋产品的输入是最痛苦的；那么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由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文化反思是最为痛苦的。所以，罗荣渠说：“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的回应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21]东西文化的碰撞，表面上是文化观点之争，实质上是现代化道路方向之争。
同西方内生型现代化道路不同，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炮声中被迫打开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国外。”[22]这是早期知识分子在思考现代化问题时的最初回应，也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回应。因为对于任何一个落后挨打的民族来说，学习对手、超越对手、战胜对手都是一种正常的逻辑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如何看待中国自己的传统。统治阶级精英包括一部分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着眼于保种、保教、保国、保民，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近代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口号。在这之中，张之洞有关“中体西用”的阐述应该算最为清晰，也可以代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流。张之洞于1898年5月著成四万言的《劝学篇》。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中学”与“西学”的内涵、外延予以界定并对两者关系予以说明。《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主以中学，维护纲常名教，以抵制民权；外篇务通，主以西学，以开通风气，学以致用。张之洞将“中学”称为“旧学”，主要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西学”被称之为“新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等。张之洞特别强调，“纲常名教”是“中学”之本，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标志，具有本体价值，不可变更。他将“西政”理解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等具体管理措施，而不是民权等民主政治，将“西艺”理解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器用的价值，是必须增加的内容。在两者关系上，“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功用上，“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学习次序上，先“中学”后“西学”[23]。作为晚清政府中的开明派，张之洞对于“中学”和“西学”的认识，相对于曾国藩、李鸿章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时统治阶层所能容许的边界。
从本质上讲，“中体西用”语境下的现代化既是一种“防御式现代化”，也是一种“折中式现代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将“西学”与“中学”称为“体”“用”关系，从哲学上看无疑具有荒谬性，这也是后人对“中体西用”颇多责难的一个原因。但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中体西用”式的现代化，它的提出和实践又具有某种历史进步性。首先，它承认“中学”是不完美的，是需要完善补充的；其次，它为后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历史证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都无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我们不能以此“后果”来彻底否定“中体西用”对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因为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成功案例的，我们的近邻日本就是在“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明治维新，最终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如果我们把晚清政府所主导的现代化尝试的失败，完全归结于“中体西用论”，实际上就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尝试的失败，是多重原因造成的结果，统治阶级的腐朽、政治制度的落后以及国民精神的面貌，都是重要原因。
当然，伴随着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失败，人们必然对其理论基础“中体西用”论提出怀疑，并逐渐认识到“中体”不变，再好的“西用”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盘西化”解决“中体”问题就成为首选问题，章太炎、陈独秀、胡适则是这种思想的代表。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得出结论，改造中国社会，不能像康有为期望的那样借助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权威来进行，而只能“驰骋欧美”“兼容并包”，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意识来代替传统文化。陈独秀则以绝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主张用“全盘西化”否定“中学西用”。他在《宪法与孔教》里写道，“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因此，“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24]。胡适则进一步提出要打破那种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而西洋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成见，认为西洋文明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认为，“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而“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25]。胡适的这个认识应该说突破了当时很多人将西方文明仅仅界定为“物质文明”的局限，从而为全面学习西方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历史地看，有关中国如何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实现现代化的文化论争在五四运动前后进行了几十年，至于到底产生了多大的政治效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其对近代中国各种新思潮的兴起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效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连同诸多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并逐渐在中国扎下根来。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暴行以及西方文明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西方文明及其所蕴含的西方道路在中国的实践中所遭受的怀疑不断增多。曾经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从西欧文明转向俄国社会主义文明，曾经大声讴歌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在游历欧洲后，也丧失了对西方文明的信心。
（二）中国共产党的选择：“第三种文明”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结构经历了一个从被怀疑到被批判、从疏松到解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先进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未能从科学意义上真正完成对儒学乃至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任务，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近代社会思潮的高潮迭起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丧乱之后多文章”固然是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情感发泄，但更多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理性反思。理性反思的直接结果是结束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文化在中国的长期统治，从而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政治民主和思想民主扫清障碍，开辟前进的道路。文化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必将为另一种新的主导文化模式所取代。面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丧失，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试图建设新的文化以取代传统封建文化，并希冀新的文化能够指引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
对于近代蜂拥而至的西方文明，毛泽东也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6]李大钊在经过一番比较和对现实的失望之后，也深刻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27]因此两种文化都不可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并呼唤着能克服这两种文化弊端的又兼有两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28]。“第三新文明”遂成为此时中国人在寻求救亡图存道路上寻求文化支撑的目标指向。而此时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强大的示范效应，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由自主把目光聚焦在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身上。于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便根据这种新的觉悟和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9]正是从这时起，新文化运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思想上，已经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开始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在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比较、鉴别，特别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从众多的西方文化思潮中脱颖而出并逐渐赢得了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认同。
众多西方文化思潮之所以湮没在历史发展的车轮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它们与解决现实的危机相联系时，几乎所有的文化思潮都不能为近代中国摆脱被侵凌地位、实现救亡图存的社会目标提供理论指导。而实践的需要又迫使百家之说归于一宗、杂多趋于单一、多元复归一统，以便经济有效地调动和配置社会资源。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社会实践需要，能否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就成为各种文化思潮能否最终生存的生死检测器。马克思曾提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0]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批判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特征，特别是其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全面扬弃，正好融释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满足了他们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救国良方的希望。这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1]。而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众多西方文化思潮中脱颖而出并不断扩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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