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硬的苏联模式

走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后发展国家追赶现代化的理想选择。但是，作为一项前无古人、充满艰辛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在其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风险，发生一些失误和挫折，以至出现局部失败和暂时倒退。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逐步形成了一种在经济上强调单一公有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在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上强调“100%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体制。这一体制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并对战后恢复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乃至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一）苏联模式的形成

社会发展都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苏联模式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在这多重因素里，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

遏制性的国际环境。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建设和发展始终面临着恶劣国际环境的影响。1917年11月30日，英法等协约国在巴黎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对待苏维埃俄国问题。1918年2月，美国驻俄大使弗兰西斯在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认为苏维埃俄国正面临重重困难，西方国家应当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武装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进入高潮。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丘吉尔将布尔什维克描绘成“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的“残暴的大猩猩”，为了推行扼杀苏维埃俄国的方针，甚至提出保留德国军队以便“将布尔什维克掐死在摇篮里”^[1]。后来，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先后承认了苏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经贸往来，但是，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对苏联的敌视。它们想方设法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消灭苏联。可以说，十月革命胜利后，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苏联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作为力量薄弱的一方，苏联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法西斯政权上台，纷纷掀起军事竞争，更使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从潜在变为现实。为了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苏联的经济体制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备战色彩，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管理体制也必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全国之力快速地实现工业化，才能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

激烈的党内斗争。列宁逝世后，联共（布）的领导层围绕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爆发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最初是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接着是斯大林、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对派的斗争，然后是斯大林等同托—季联盟的斗争，最后是斯大林同布哈林的斗争。这一系列斗争最终以斯大林的完全胜利而告终。斯大林在每一次斗争胜利后都扩充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为主要大权集于一身奠定了基础。随着斯大林地位的巩固，党内论争的解决方式日趋激烈。最初，错误意见者受到批评、警告，接着是解职和清除出党，最后竟发展到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斯大林以维护党的统一之名，对持有不同意见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压制党内批评，破坏党内民主，为他个人专断提供了基础。

工业化的迫切要求。在十月革命前，俄国就是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国家总体生产力落后，生产方式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工业发展水平非常低。十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的统治，但生产力水平并不能一下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25年底，苏联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为了应对内外威胁，苏联必须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压缩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苏联发展工业，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依靠国内工农业的积累，甚至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农民的利益。要实现这样的目的，苏共只能借助强有力的行政力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才能掌握和使用有限的经济资源，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是苏联逐步形成中央高度集权、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

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历史上，俄国曾长期是一个封建的军事帝国，专制主义特别是皇权主义根深蒂固。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列宁还一再声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在经济上，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言，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2]。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沙皇一人手中。即使到了1922年也就是十月革命胜利五年后，列宁还指出，苏维埃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3]，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4]。这样的历史传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苏联共产党对封建专制主义缺乏系统深刻的批判，这些都使得苏联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很深的历史传统痕迹。

（二）高度的“集中”和脆弱的“封闭”

苏联模式为什么历经无上的辉煌，而最终又黯淡地陨落？这些都与它自成一体的运作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运作方式在对内治理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集中，在对外交往中则表现为高度的“封闭”。历史已经证明，这种集中并没有给苏共带来预期的结果，因而它是僵硬而没有生机的；这种封闭最终也没有抵挡住资本主义的颠覆，因而它是脆弱的。

对于什么是苏联模式，历来众说纷纭，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高度集中”是首选应该没有异议。实际上，所谓的苏联模式，一般就是指在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在经济管理方面，始终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国家机关既是企业的所有制，也是直接的经营者，企业只是国家计划的执行单位，没有经营自主权，只能无条件地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基本没有关系。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无论是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转，还是企业的经营，都是靠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来完成，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的方法上，国家主要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通过行政命令、行政干预来实现对经济的管理。

在政治方面，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和党内。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中央高度集权。同1924年宪法相比，1936年苏联宪法加强了中央权力，限制和缩小了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全联盟集中。在党政关系上，各级权力向党的部门集中。苏联是一党制国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非常严重，党组织直接干预政府日常事务的现象极为普遍。权力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最高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人身上。1922年苏联设立总书记一职。1922年至1941年，斯大林还只任总书记一职。在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直到逝世。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严格管制。列宁在世时，曾提出过文化革命的任务，认为没有文化革命，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对文化建设给予高度重视，推动了苏联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严格的管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不断得到强化。苏共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管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采取意识形态批判。对于书报文献的出版和传播实行适当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但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对书报文献出版传播的监控，还是意识形态批判都超越了必要的界限。比如，在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又提出要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5]。确切地说，从2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就几乎不曾间断过。苏共由于不恰当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过多地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使得人们的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受到极大的禁锢。

“封闭”是苏联模式的另一个标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社会主义应该是世界历史性事业，只有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6]而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是建立在生产力和世界交往这两个“普遍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7]。“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8]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应建立在世界性普遍联系和交往的基础之上，而任何拒绝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理念，试图在孤立、封闭状态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都是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的。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深谙俄国国情的列宁曾反复强调，要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和交往，“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9]列宁的判断是科学的，既符合当时俄国的具体国情，也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要求。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的最初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念，并以此来指导苏联建设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为了与资本主义竞争，斯大林逐渐抛弃了列宁的正确思想，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论断。斯大林在1927年接见美国一个工人代表团时指出，“在国际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将决定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10]。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认为此时世界经济的特征是形成了两个平行和对立的世界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1]。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指导下，苏联一方面拒绝同西方国家建立深层次的经济联系，同时也禁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国家建立联系，竭力将“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建成一个自我孤立、自我虚幻的封闭体系。

（三）历史的困境

客观地讲，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1913年，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6%，相当于美国的6.9%，英国的22%，德国的17.2%。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下降。斯大林曾说，苏联比西方国家落后50到100年。而到了1940年，苏联整个工业生产能力比1928年提高了9倍。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从192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平均增长率为6.7%，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速度，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苏联模式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有些还是非常严重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加快生产力发展的环境，苏联、东欧国家本应实行改革，同时扩大开放，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苏联、东欧国家非但未能抓住机遇，反而在30多年中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这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阻碍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步伐，使传统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始终呈现出一种向前发展的趋势。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使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素，它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社会经济面貌，从而也必然要求每一个国家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落后于时代步伐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引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现了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政策措施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自我调节、缓解矛盾、平衡各种利益的能力。依靠制度创新，资本主义在战后仍然显示了强大的活力。而反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就已经完美无缺，不可能有任何弊病，因此，也不需要有任何改革，一讲改革，就认为是背离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2]。虽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消除经济、政治体制中的弊端，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革，力图探索和建立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但由于缺乏自觉性、协调性和连续性，改革只能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浅尝辄止的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同西方国家在科技、经济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危机重重。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新思维”的口号下，提出了加快以体制改革为内容的“加速战略”，却在推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中葬送了社会主义。

第二，阻碍了传统社会主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社会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总结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联合起来实现对世界经济宏观管理的必要，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础上，先后创建了包括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内的经济一体化国际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规范了世界贸易的有序进行，大大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世界贸易的发展，又为开放的世界性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据统计，世界出口贸易总额1950年为597.2亿美元，1970年上升为2847.5亿美元，1990年则跃升为33320亿美元。并且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生产增长速度，世界商品出口额年增长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5.5%，80年代为4.5%；而同期世界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5%和3%^[13]。世界出口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不但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度，而且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内，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形成了巨大差距。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范围内，出口增长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不断提升：20世纪50年代超过8.6%，60年代超过25%，70年代则达到29%^[14]。世界贸易的发展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二十年。

相比之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利用世界市场方面则表现得明显不足，这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拉大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受制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制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将本国的贸易立足点置于“经互会”范围内。1946年，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高达45%以上，1948年减为13%，1955年占15.5%，1960年为19%；到70年代情况有所扭转，1970—1983年，这一比重从21.2%增至30.1%^[15]。苏联、东欧国家将对外贸易限制在“经互会”范围内，还不利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同时，虽然苏联、东欧国家在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尊重主权”“完全平等”“自愿、互利”等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为变样。这突出表现在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十分严重，总是利用自己的独特地位，将质量差的工业品推销给成员国，并利用价格差价掠夺别国产品和资源，并阻止成员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这不仅严重制约了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第三，阻碍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使传统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温室效应”。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只是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斗争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而已。受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长期以来，传统社会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偏颇，即只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看不到两者之间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和一定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文明成果都看成是姓“资”的，看成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糟粕”。这样认识的直接后果，是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生产力成果，将本来属于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赋予资本主义性质而加以排斥。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苏联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病根子，就是始终未能处理好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机械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虽然苏联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几起几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仍有95%左右的物资由国家统拨，这就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机与活力。在文化领域，苏联动用各种舆论工具，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一概地加以拒绝和批判。由于同外界的隔绝，苏联、东欧国家很难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和思想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温室效应”。而闭关自守的条件一旦不存在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社会解体的过程，其情形就如温室内的鲜花一旦遭遇冰霜就会枯萎一样。随着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所谓“公开化”“自由化”改革的实施，随着“西风欧雨”的纷至沓来，长期处于封闭、与世隔绝中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立即呈现出瓦解之势。